人口红利衰减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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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衰减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
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
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
对于这个政策好与否,社会各
界讨论不一。一方面专家认为,如
果不实行二胎政策我们的劳动力减
少811万,实行之只减少760万,
因此这对劳动力的流失有所缓解作用。并且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中心也指出,二胎化政策是适应我们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还有一部分的专业人士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没有某些观点那样悲观。
近年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4%-1.5%的水平,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过低的生育水平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更会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DP潜在增长率从1995年至2010年平均10.3%的水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8%以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认为,由于人口从出生到成长需要二三十年时间,生育率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会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早年出生的大量人口。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保守来看,对人均产出贡献在15%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13年,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直至消失;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2050年,人口红利为负。
“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今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根据测算,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中国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未富先老”局面,全面放开二胎是重要解决办法之一。因此如果现在还不调整生育政策,中国可能失去最后一次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机会,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搏实资本认为,人口红利的减少更多的会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生影响。在制造业方面,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我国制造业必然要经历严峻的调整过程,企业应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研判。
有人担心我国会出现东亚经济体历史上发生过的“雁阵模式”,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我认为,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不大。作为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庞大经济体,劳动力人口减少,可以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快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后,产业结构调整也并非一定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主要不是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相关的增长源泉,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轨道上来。人口红利消失后,制造业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有任何拖延的余地。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等因素,但最终需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使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壮大,而低效率企业则被淘汰。因此,应注意构建更加坚实的社会安全网,确保一些传统岗位被淘汰后,劳动者能得到必要的社会保护。
在新兴产业方面,搏实资本研究员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的相关数据进一步推算了2011-2026年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情况。推算结果显示2011-2026年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5400万左右,而15-34岁的年轻劳动力则在未来15年内至少减少1.07亿。年轻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将从2011年的45.1%下降至35.7%。年轻人口数量减幅之大,世所罕见。
应该说,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在产业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新兴产业发展主要靠年轻劳动力推动。
我们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年龄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传统的制造业从业人年龄分布密度通常在40岁以后才达到峰值,与之相比,处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前沿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从业人员年龄分布高度集中在年轻人群一端,从业人员的年龄分布密度在25岁前后就达到峰值。
其实,年轻劳动力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自1980年以来,美国就业扩张最快的高技术行业比处于衰退期的行业的劳动力年龄平均年轻2岁左右。相关数据表明,充裕而富有竞争力的年轻人口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我国年轻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年轻劳动力不足将成为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性制约因素。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结构变化。或许一定程度的人口政策调整,有助于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形成相对均衡的人口结构,但很难阻挡人口老龄化。因此,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主要还应从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出发,着力开发制度红利。
首先,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稳定和扩大劳动力供给,继续从资源重新配置中获得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如果在2011年至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的年均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这方面的潜力在于农业转移劳动力。目前,我国有大约1.6亿进城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籍,劳动力供给不稳定、不充分。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他们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使他们稳定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大幅提高整体劳动参与率。
其次,进一步加大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充分挖掘现有人口的潜力。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将提高。例如,目前作为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岗位,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9.1年和9.6年,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岗位,则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10.4年和13.3年。根据2011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估算,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6年。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平均人力资本尚不能适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因此,加大人力资本培养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使其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要求,是人口红利消失后实现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
第三,加大海外年轻人才引进力度,弥补国内年轻人才短缺。除了要深入挖掘本国年轻劳动人口的潜力外,还应放眼全球,把目光积极投向海外,通过加大对海外年轻人才——其中既包括我国的海外留学人员,也包括其他国家的青年才俊的引进力度,弥补国内年轻人口短缺,促进产业平稳转型升级。
此图为广州火车站春运场面此图为北京地铁出行高峰场面
搏实资本研究院
2014年0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