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概述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概述
发布日期：2009-11-07 信息发布人： 信息类型：个人文集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概述

近年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已成功地导致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一些西方学者宣称它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之后的显学，预言它是二十一世纪主要的文学流派之一。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欧美。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女形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它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它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和改造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出现是有其现实背景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出现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和六十年代后出现的第二次女权运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第一次女权运动主要是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以 1920 年至 1928 年美英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为达到高潮的标志。第二次女权运动被称为“第二次浪潮”（second wave)，其大背景是六十年代后法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著名的“五月风暴”），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其开始的标志是贝蒂 · 弗里丹(Betty Fridan) 于1963年发表《神秘的女性》（The Feminine Mystique）。此书着重分析了美国中产阶级中“幸福”的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形象。这本书成为美国妇女要求结束性歧视和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包括怀孕妇女流产权利的呼声，被女权运动广泛引用和转载。这次女权运动的深广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它深入到福利、教育、就业和政治、文化各领域，并努力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它包括一名妇女应是什么的真正问题，我们的女性气质和特征怎样界定，以级我们怎样重新界定的问题，它包括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妇女解放运动关心妇女的教育、福利权利，机会的均等，工资、工作环境选择的自由，妇女有了孩子后的生活，是否要孩子以及什么时候要孩

子的权力；它关注父权制的压迫方式，这一方式和阶级及种族对妇女的压抑等等”1。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女权主义批评应运而生。但是女权主义批评的形成不仅有当时现实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也有其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自身的思想来源。正如肖沃尔特所说：“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个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2。这种思想来源大致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六十年代起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给女权主义批评提供了理论思路和方法上的多方面启示。自六十年代后半期起，新批评和其他形式主义日益见肘，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迅速转变，阐示学及随后的接受美学异军突起，消解了作者、文本的权威，新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影响日增。女权主义批评正是在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发生这样一种深刻的时刻出现的，它顺应了这种变动，并且多方吸收各派的理论营养，从中获得了有力而多样的思想武器。譬如，一些女权注意批评家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抛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分析；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对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斗争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帮助；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是女权主义批评还继承了一些重要先驱者的理论创造。二十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弗吉尼娅·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和德国的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正象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所说，伍尔夫是当代女权运动争论之母。她不但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为女权主义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在1929 年发表了《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揭示了做一名女作家面临的困境：如果一个女人要写作，她首先必须有钱，有自己的一间屋，否则便无法获得与男人相同的创作条件。不过，“自己的一间屋”不仅指女作家的居住空间，他还象征着妇女自己的文学空间。伍尔夫指出，倘若女作家不能摆脱男性批评标准的支配，放弃种种成见，勇敢地探索自己独有的世界，那么，她不仅无法克服相对于男作家显露出的局限，而且还会缚住自己的手脚，使她的自我表现不能得到真实的表现。伍尔夫在书中通过对大量妇女作品的分析，提出了妇女具有独特的主观意识和写作特点的理论。在这一书中，她还明确提出“双性共体”(androgyny)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

，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3 。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男性中心的单一批评标准想对抗，可看作是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最初尝试。同时，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的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等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这是妇女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学批评，既抨击了男权中心社会对妇女创作的压制，又在方法论上直接启发了当代女权主义批评。

西蒙．德．波娃于 1929 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该书上卷深入探讨了女性的生活地位和种种神话。她从女人不是主体，而是“他人”(the other)的真实境况出发，选择了五个男作家（蒙德兰特，劳伦斯，克劳代尔，布列东，司汤达）的作品作为检验的样品，经过女性中心的解读之后，她发现五个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反映了男人的神话。对这五位作家来说，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一旦剥掉由诗意、美和爱情编织的面纱，女性受压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了。该书下卷主要说明当代妇女从少到老的实际生活经历，研究她们的共同身心状况与生存处境，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4。这样，波娃就严格地区分了生理性别(sex)和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性类别(gender)。这个“女人形成”观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权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

在上述现实背景和思想来源下诞生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大体上分为英美派和法国派。此外，黑人和女同性恋的女性批评，也以独特的内容丰富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英美派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为凯特．米列特(Kate Millett)；第二阶段是７０年代中期至８０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卡普兰、莫尔斯、吉尔伯特、格巴和肖瓦尔特等人；第三阶段是８０年代中期以后。

凯特．米列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可说是女权主义走向文学研究的第一步，它标志着英美女权主义批评的开端。从此，女权批评进入自身发展的第一阶段。该书发表于６０年代末，作者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借用了社会科学中关于生理

性别(sex)和社会心理性别(gender)的差异”5，重点揭露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phallic criticism)，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作者选用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性政治”，重点揭露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拼命维护父权制，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和行为，表达了作者对性别之间权力关系的认识：第二部分“历史背景”，概述了１９至２０世纪女权斗争及其对手的命运：第三部分“文学上的反映”，集中剖析在 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奈特四位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权力关系，即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和女性的受压迫、遭损害，并对四位男性作家的“阳物崇拜”态度给予了严厉批评。米列特主要是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受支配，受奴役的地位入手，来揭露父权制社会男性控制、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其重要性在于首次引入了一种女性的视角。不过，米列特对文学的分析仍限于男性笔下的妇女形象。

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的《想想妇女们》(Thinking About Women,1968)尽管在影响上逊于《性政治》，但她指出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父权意识形态。她的“阳物批评”(phallic criticism)这一术语用以分析男性批评家在评论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时的歧视态度，诸如把女作家的作品与女性本身等同起来，不自觉地使用“小的”，“甜蜜的”和“令人愉悦的”这些词语。艾尔曼从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找出了错综复杂的关于妇女形象的类型。按她的划分，文学作品通常加在女人头上的特征共有十种：无定形性，被动性，不稳定性（歇斯底里），封闭性（狭隘、务实），虔诚性，物质性，圣洁性，非理性，顺从和不可救药性（如泼妇与女巫）。艾尔曼的语言非常犀利，她辛辣地写道，男性批评家“对待妇女的著作就象它们便是妇女本人一样，批评在其最高的时候所从事的不过是理智地打量酥胸和臀部”6?。在这样的批评下，妇女作家的作品就如同作为“第二性”的妇女本身的命运一样被列为第二位。由于批评家的偏见，妇女作品的真正面貌被掩盖了。

以上属于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首次引入了女性阅读的视角，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对男性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和剖示，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鉴于此，重新评价历史上的妇女文学作品，廓清笼罩在这些作品头上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便成为必要。因而，女权文学批评的第二步就是走向对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发挥和重建妇女文学传统。首先对文学史现象

作出全新解释的是锡德兰．简尼特．卡普兰。这标志着女权文学批评转向了第二阶段。

卡普兰于１９７５年发表了《现代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作者２０世纪前期英国小说，主要是多罗茜．里查森，弗吉尼娅．伍尔夫等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揭示了女性小说发展同２０世纪第一个１０年第一次女崐权运动高涨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如果打破传统研究视角，从女性作家角度来审视，也许能对某些文学史现象作出全新的解释。这一观点不但提高了女性文学的地位，而且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艾伦．莫尔斯(Ellen Moers)１９７６年出版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首次描述了女性文学写作的历史，她逐个研究分析了１８至２０世纪英、美、法被称为“伟大”的女作家的创作，如简．奥斯丁，哈利邪特．比切．斯托，乔治．艾略特，夏绿蒂．勃朗特，薇拉．凯瑟和Ｇ．斯泰恩等人的作品，把她们看作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女性写作的先驱，认为她们的作品汇成一股与男性主流文学传统不沾边却同样不断前行的湍急而强大的潜流，形成一种女性写作自己的传统。该书在批评方法上，也突破了新批评把文本看作封闭系统的形式主义框架，对女作家的生平、传记和个人情况十分重视。该书作为率先寻找、探讨女性写作传统的开拓性著作，对后起的女权主义的文学史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bar)于１９７９年推出了她们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１９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该书一方面研究了西方１９世纪前的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angel and monster)，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着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男作家笔下的女性要么是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要么是自私自利、心胸狭窄、不肯顺从的妖女或恶魔。这些都反映出男性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对女性的歧视、贬抑。该书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从简．奥斯丁到爱米莉．狄金森等１９世纪女作家的创作，探讨了她们采取的在遵守父权制文学标准的方式下向父权制发起挑战的复杂而微妙的写作策略。该书举出当时许多女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像夏绿蒂．勃朗特《简．爱》中的疯女人形象，而这些疯女人形象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也就是向父权制判逆的作家本身；然而，这一反抗男权中心的思想和意义却是在表面顺从的形式下实现的。概而言之，该书以一种新的女权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１９世纪一些著名女性

作家的作品，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到第三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她于1977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是英美派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与莫尔斯等人在观点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不再把女性文学传统仅仅看成少数几个“伟大”的女作家及其作品的突现，而认为文学传统是持续的，既有青史留名的大作家，也有更多被湮没的一般作家。作者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从勃朗特时代起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7?，以填平奥斯丁、勃朗特、乔治．艾略特、伍尔夫等大作家之间的断裂和鸿沟。由于该书发掘了过去许多长期被淹没的英国女性创作资料，有力地展示了女性文学的持续不断的传统，被称为女权主义划时代的著作。该书的另一贡献，是把女性文学传统看成一种“文学的亚文化群”8?，并根据亚文化的共性，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和“女人”female)三个时期9。第一时期(1840-1880年)模仿主流传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其明显的标志是能性作家使用男性化的假名，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第二时期(1880-1920年)，妇女反抗主流传统的价值、标准，争取自己的独立价值与权利。第三时期(1920年至今)，女作家摆脱依赖对立面而转向内心、自我发现。肖瓦尔特对第三时期的创作最为肯定。这部著作在理论与史实两方面都对女性文学史研究有较大突破。

以上属于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研究女性作家及其作品，重建女性文学史。自此以后，英美女权批评转入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延伸到文化领域，进入到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其代表人物仍是肖瓦尔特。

肖瓦尔特出版于１９８５年的《女性之病：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1830-1980》，借用精神病学与文化理论，讨论了英国文学、文化传统中女性生理、心理的内在连续性，这部著作是女权主义批评在文化领域的延伸。

肖瓦尔特于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和变化》，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专门研究美国女性文学历史，书中化仍然贯彻了她早先的女性亚文化的观点，强调“确实存在不同的妇女文化，这是妇女在生育、养育子女中的相互帮助，是她们分享情感，少甚至是她们之间产生的比同她们的丈夫在一起更强烈的情欲”10?。她从这种女性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

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文化实践和历史选择，内容广泛。

肖瓦尔特的以上这些研究，显示了女权主义批评进入了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她的《迈向女权主义诗学》(Toward a Feminist Poetics)，深入到 “性别诗学”的研究(gender poetics or gender study)。她在此书中把女权主义批评分为以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涉及到作为读者的妇女(women readers)，叫作女权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que)，其议题包括“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和程式化人物，批评中有关妇女的谬误，以及由男性构成的文学史中的裂痕”11。第二类涉及到作为作家的妇女(women writers)—“即作为文本意义制造者的妇女，还涉及到妇女文学的历史、主题、文体和结构。它的议题包括女性创作的原动力、语言学和女性的语言问题，女作家或女作家群的创作道路，文学史，还有个别作家及作品的研究”11。鉴于英语中没有一个合适的术语来命名这一特殊的课题，肖瓦尔特从法语中借用一个词汇，把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类称之为“妇女批评”(gynocritics)。同时，她把前者比为“寻找昔日醉罪过”的《旧约》，而把后者比为探求“想象之优美”的新约。

在《迈向女权主义诗学》一书中，肖瓦尔特还提出了建立新的、独立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的模式和理论”，要创建“女性文化的新的，蓬勃发展的世界”12。她还提出在方法论上把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来“发展”“女性亚文化”的研究，把女权主义批评上升到文化研究的新高度，而这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一些方法去阐释”女性文化“及其主要的表现形式的文学”12。

目前，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仍在跨学科的女性文化研究层面上继续发展。

总的看来，英美派努力发掘、寻找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给予重新评价，以建立独立的女性文学史；同时，揭示出女性作者之间存在着的亲密关系，鼓励当代妇女加强联系和团结，挣脱父权中心外化的压抑；再次，英美派女权批评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状况，注意种族、阶级等经验事实对女权批评的意义。要求女权批评政治化，要求它具有实践意义，反对过分理论化，这也是英美女权批评的主要特征之一。

与英美女权批评相似，法国女权批评的兴盛与六十年代的社会政治运动（“五月风暴”）直接相关。但与前者不同，法国派女权主义批评更为理论化，更关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更多地体现出解构主义的特色，试图通过话语革命而颠覆男性中

心主义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对“女性本质论”和“女性文学传统”的命题均持怀疑态度，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固有的“女性文性传统”，客观上反而有可能维护父权制的文学观。她们的批评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康解构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思想，重点放在“女性写作”上，希望建立一种标举差异的文学乌托邦式的符号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里丝蒂娃(Kristeva)、西苏(Cixous)和伊瑞格瑞(Irigaray)等。

这三人的观点有一基本的相似点：她们强调的不是作者的性别(gender)——女人(female)，而是文本的写作效果(writing effect of the text)——女性(feminine)，于是由此产生了女性写作(l’ecriture feminine)。与肖瓦尔特所倡导的“妇女批评”相区别，艾莉斯．雅丹(Alice Jardine)给予了法国女权批评一个新名词——妇女学(gynesis)，即妇女的文本互涉性(texualization)，而不是强调具体的妇女(specific woman)13。

作为女权主义者，朱莉亚．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首先着重分析语言上，文化上妇女被压抑、被排斥的地位。她认为一切都属于男性，女性连在语言、术语中也无丝毫的位置。但克里斯蒂娃并不一般地主张男女平等，而显得更为激进，她甚至认为不应也不可能界定女人，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她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她认为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在她看来，要界定女人实际上是把女人当物看待，就是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和地位。由此，女性的这种不可界定的边际地位，模糊了男女的界限，也就具有了消解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

其次，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一种对男权中心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学。她于１９７４年出版了《诗的语言革命》(La Revolution du langage Poetique)，于１９８０年推出了《语言的欲望：对文学和艺术的符号学分析》(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在这些作品中，她吸收、改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象征理论，提出了“符号话语”(semiotic discourse)。她严格区分象征秩序(the symbolic)和符号学(the semiotic)。她认为象征秩序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而符号学则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pre-Oedipal phase)，与母亲、女性密切相关。她用符号学指的是力量的一种模式或作用，这种力量可以在语言内部找到，而且还表现出一种俄狄浦斯阶段之前的残余。这种力量虽然处在相对无组织的状态，但是它在小孩的身体内纵横流动。这种节奏的模式可以看作是语言的一种形式，

虽然它还没有表示什么意思。要使语言本身出现，这种复杂交叉的流动就必须象它被切断了一样，形成一些稳定的词语，以便在进入象征秩序时使这种“符号学”的过程受到抑制。不过，这种抑制不是全部的：因为符号学在语言本身当中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推进的压力，这不仅表现在情调、节奏、语言的形体和物质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矛盾、无意义、中断、沉默和消失方面。符号学是语言的“另一面”(the other)，它仍然与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14。换句话说，符号学不是取代象征秩序，而是隐匿于象征秩序内部，组成了语言的异质、分裂的层面，颠覆并超越象征秩序。这也正如同女性既处在男性社会内部又遭到其排斥，被足逐至它的边缘。从这一意义上说，克里斯蒂娃对语言的看法模糊了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而产生颠覆父权制社会的作用。这样，符号学就具备了解构父权制二元对立的女权主义的意义。

由以上解释可看出，符号学与女性密切相关，但决不是纯属女人的一种语言，因为它产生于俄狄浦斯情结之前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不承认任何性的区分14。因此，女性写作、符号话语并不限于妇女的写作，它只是一种“先锋式的写作风格”（肖瓦尔特的评语），有些男性作家，如乔伊斯(Joyce)，马拉美(mallarme)等人的写作也属此类。在法国派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眼中，“妇女”并不代表一种性别，而是代表反抗惯例文化和语言的一种态度。这一态度在克里斯蒂娃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说：“我以‘妇女’意指那不能被发现的，未言说出来的，仍旧高于和超出于命名和意识形态的东西。有些‘男人’是颇为接近这一现象的”15。她并不认为对妇女的压迫有区别于那些对其他弱势群体的压迫，因为女权主义是被包括在更广泛的颠覆和解构理论里面的16。由此看来，法国人所说的女权主义与英美人头脑中的女权主义对尽相同。正是缘于此，克里斯蒂娃拒绝接受一般意义上的“女权主义”称号。

西苏(Helene Cixous)是法国另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她提出了一种积极地表现女性特征(femininity)的方式：女性写作(l'ecriture feminine)。她的论文《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the Medusa,1976)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她反对弗吉尼娅．伍尔夫所赞成的中性的“双性共体”的思想，而提倡一种“另外的双性(the other bisexuality)写作”思想17。

西苏认为，“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得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

直被封闭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18。在此，西苏赋予女性写作以女性解散的特殊功能。

西苏就女性写作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这是与男性写作完全不同的，因为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18，女性“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18。西苏揭示出通过描写躯体而在肉体快感与美感之间建立起的密切联系。这一联系的内涵是，女性“描写的全是渴求和她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及对她自己的色情质激昂而贴切的提问......每个迷人的阶段都塑造出一些令人回味的幻境和形象、一种美的东西。美得不再遭禁锢”19。这是为女性写作和“描写躯体”所作的美学辩护。

为了消解父权社会顽固的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以实现“双性写作”为目标的女性写作理论。她指出，女性写作有其独特的，区别与男权文化的语言。它是反理性、无规范，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语言；然而它又并不完全排斥男性话语。相反，它一直在男性话语之内活动。因为在西苏看来，女性是具有无尽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共同体，她能通过模糊男女界限、包容男女于一体来解构男女二元对立，这种双性共体的女性语言打乱男女二元对立。于是产生了一种包容男性语言在内的双性同体式的女性语言，一种颠覆了父权制中心话语的“新”语言。

在《美杜莎的笑声》一文中，西苏充满激情地号召妇女拿起笔来写作：“写吧！写作属于你，你自己也是你的，你的躯体是你的”，“写吧，让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你......不要让男人拖垮你；不要让蠢笨的资本主义机器拖垮你......也不要让你自己摧垮你”18。西苏希望通过写作活动引导妇女觉醒，走向妇女真正的解放。

露丝．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是法国派女权主义又一位重要批评家。她于１９７４年，发表了《另一女性的镜子》(Speculum de L'autre Femme)。她提出了独特的“女性谱系”和“女人腔”主张。所谓“女性谱系”，是伊瑞格瑞吸收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思想提出来的主张，核心是要建立一种新型母女关系，以取代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男性中心。这一谱系追溯到前俄狄浦斯阶段，认为那时母亲是无性别之分的，是一个同时具有男性创造力和母性的双性同体形象，而其女儿对双性同体母亲是完全认同的，这才是而人类起始的女性谱系。而“女人腔”则是指与男性理性化语言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的女性话语方式，这一方式具有

一种包容二元对立的特征，象女性语系包容双性的母亲一样。这种包容性消解了父制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否定了父权制对女性的统制与压迫。

由上述主张可看出，伊瑞格瑞与西苏都以“双性同体”思想为依据来对抗和解构父权制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整个法国派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都贯穿着“妇女学”(gynesis)的思想。“妇女学”与英美派所提倡的“妇女批评”(gynocriticism)不一样。它把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和运动放到整个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位置来考虑。它把传统话语中的“他人”(the other)－－妇女放到了话语中。它承认“妇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写作效果”，由此产生了“女性写作”(l'ecriture feminine)。并且，按造玛丽．雅克布(Mary Jacobus)的说法，女性写作对是宣告了文本的性别(sexuality of the text)，而是宣告了性别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sex)。于是，女性写作没有具体的性别之分，它颠覆了确定的意义；它鼓励文本的自由写作，蔑视权威控制；它是反人道主义(anti-humanist)，反现实主义(anti-realist)和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地解构政治、文化和批评的形式20。

在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中，除了英美和法国两大派以外，美国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lesbian feminism)批评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崛起，是与黑人妇女遭受到种族和性的双重压迫分不开的。艾莉斯．沃克(Alice Walker)和巴巴拉．史密斯(Babara Smith)是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最重要的代表。沃克于１９８３年出版了《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In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在这一书中，她用妇女主义(womanism)这一概念来替代＂黑人女权主义＂(black feminism)，从而帮助解构人们对种族术语的理解。史密斯于１９７７年出版了《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概述了黑人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强调“评论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含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21。这就把文学批评自觉地同社会政治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把女权批评定位为一种涉及性与种族政治的社会政治批评。

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批评在理论界中地位最低，受到许多指责和污蔑；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女权主义批评的一脉。其重要代表人物有艾德里安那．里奇(Adrienne Rich)。她于１９８０年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强迫的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她指出，虽然在父权制社会中，异性恋文化使得妇女内在的同性恋倾向显得不正常，但是有一种可能性

可以让所有的女人都分享“女人认同女人”(woman-identified-woman)的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那就是通过“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lesbian continuum)22。她认为，女同性恋泛指“一个贯穿于每个妇女的生活、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女性生活范畴”23。这样，女同性恋方式就具有了反抗男权中心的意义，女同性恋文学与批评也就具有了女权主义的性质。

除里奇以外，还有很多其它关于女同性恋文学批评的观点。归纳起来，它们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把异性恋主义观念与父权制联系起来，对之采取激烈批判态度。第二，它力图寻找和建立起一个女同性恋文学传统。第三，它努力建立一种女同性恋主义的批评原则。由于以上几点，女同性恋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阵营中虽力量较为单薄，却也独树一帜，产生了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英美派、法国派中发展得较成熟，其它如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和女同性恋文学批评也正在发展之中。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目前还在发展。相比较而言，英美派比较现实，更多地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同提高妇女觉悟的社会实践行为结合起来；法国派则受后结构主义影响较大，以语言变革为目标，试图通过对男性话语权力结构的颠覆来完成女权主义任务。从总体上看，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顺应了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深化的趋势，对父权制社会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为西方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理论的概括和阐述的方法上也多有创意，无论在文学理论、批评史，还是在思想史上，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注 释



１　克里斯．维顿：《女权主义实践和后结槁主义理论》，大不列

颠1987年版1页。见《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

社1997年版，第343页。

２　肖瓦尔特：《新女权主义批评》，纽约1985版，第8页。见

上书， 第 343页。

３　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

页。

４　波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５　罗门．塞尔顿：《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13页。

６　见托尔．莫伊：《性文本政治》，麦休恩出版社1982年版，

第33 页。见秦清喜：＂谈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载《外

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81页。

７　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伦敦1977年版，第11页。

见《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

页。

８　托尔．莫伊：《性／文本政治》，伦敦1985年版，第56页。

见上书，第349页。

９　需要说明这里使用feminine和female的区别：在一般女权

批评中，feminine指社会构成物，由社会和文化规范所型

成的性和行为类型，而female则意味着造成性差异的那些

生物学方面。肖瓦尔特分别用这两个词描述妇女文学史的两

个时期，feminine暗含着妇女受父权意识影响，而female

则是真正回到自身的女性。

１０ 肖瓦尔特：《姐妹们的选择》，牛津1991年版，第13页。见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１１ 见《妇女写作和关于妇女的写作》，玛丽．雅克布编，1979

年版，第25页。见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

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第157页。

１２　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湖南文艺

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335、335-336页。

１３　罗门．塞尔顿：《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13页。

１４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明里苏达出版社1983年

版，第188页。

１５　引自《写作身体－－对女性写作的理解》，载算《女权批

评与社会变革》，朱迪恩．牛顿、黛博拉．罗森费尔特编，麦

休恩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见秦清喜：＂英美女权主义

文学评论＂，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84 页。

１６　罗门．塞尔顿：《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28页。

１７　罗门．塞尔顿：《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28页。

１８　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202页。引自《当代

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

１９　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

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97-399页。

２０　罗门．塞尔顿：《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29页。

２１　巴巴拉．史密斯：《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见《当代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引自《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

356页。

２２　罗门．塞尔顿：《当代文学理论导读》，肯塔基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232页。

２３　艾德里安那．里奇：《强迫的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 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