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一座城市里的公共艺术，往往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具显性特征和最富魅力的文化符号。设置城市公共艺术，可以巧妙地将城市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意象元素予以强化和连接，从而促进城市意象的整体建构，使存活于主体心理中的个别意象凝练、提升为城市公众意象，即城市大多数居民心中所拥有的共同印象。这种基于共同或相通的文化背景，源于对公共艺术产品的省察而与公众深层心理产生情感共振的意象群体，使得那种变易、飘忽、动荡、游离的随性化城市意象变得凝聚、清晰、稳定而统一，人们通过公共艺术将直接触碰、体验到一座城市最核心的精神和文化气质。

因此，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而言具有显著的隐喻功能。这种对城市文化的功能隐喻在三个层面上实现：与生活于斯的市民进行心灵交集，凝聚他们的集体记忆；完成特定的空间构造，彰显场所精神；沟通城市发展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承载城市历史文脉。也即在公共艺术这一城市文化符号载体中，完成了社会心理、城市空间和城市历史的三维交集，从而构成了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城市意象。

一、凝聚市民集体记忆

作为荷载着一座城市内在气质和精神的文化DNA，公共艺术已深度介入到当代城市市政建设与社区环境改造的整体规划之中。因为当代都市不仅仅是表面的各种设施的聚集体，诸如大量的钢筋水泥建筑、平直的六车道公路、立交桥、地铁等，也不是诸多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机构的随意组合体，诸如法院、医院、商场、学校、宾馆以及各种社团机构等，而是与公众生活的内在需求和精神理想密切关联的。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克所言：“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

一座城市的兴起和沧桑演变，无不铭记着它的居民们在悠长岁月中，在共同的经验与交流中所达成共识的那些思想、习俗、情感，以及动人的事件和情节。而这些经验均可以通过公共艺术镌刻下来，凝固成城市居民对一座城市的视觉识别和情感记忆的重要部分。

从我国的公共艺术实践来看，无论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还是上海的黄浦公园的《浦江潮》、浦东世纪大道的景观雕塑《东方之光——日晷》，广州的越秀公园的《五羊石像》、《广州解放纪念碑》，以及青岛海滨的《五月的风》和香港特区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这些大量涌现的城市公共艺术在其特定的城市空间中，铭刻、纪念、叙述着城市、社区的故事，历史文脉和市民风情与社会理想。它们作为一座城市特有的气质和市民大众共同生息、奋斗、交流之历程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构成了城市公共空间中闪耀着人本主义光亮的温馨回忆。这些公共艺术以艺术化的手法，将市民的公共意识、民众的能动性、情感和创造性标立于世。它们在营造城市视觉形象和艺术氛围的同时，也把城市的精彩、生动的社会活动与市民的城市生活经验和情感予以交融，使得城市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公共精神潜移默化为城市居民的自觉意识。

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公共性、参与性与分享性能唤起一座城市居民记忆深处的成长经历、集体经验。如日本神户市海岸线城铁的起点站“三宫站”（Sannomiya），以新旧世纪之交在神户市立医院诞生的婴孩的二千余张小手印和小脚印拓片将该市市民成长的集体记忆熔铸在城铁站里，与上班、上学、购物、旅游等活动构成的每日生活相互呼应，构成了人们对公共艺术的最佳期待。再如《深圳人的一天》在充分了解民意的基础上，以市民化、大众化的标准去塑造十八个普通的深圳市民的日常生活，不但极具亲和力，也体现了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人口集散地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状态，具有很强的时代感，赢得了民意调查的90%

满意度。其成功之处也在于准确把握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市民文化心态和情感共振点。

二、彰显特定场所精神

对公共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对场所的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共艺术从来不处在真空里，它周遭的整体状况会从各个方向触及它。公共艺术介入城市某个空间不外乎三种结果：最糟糕的是公共艺术在基地上像个外来的、多余又不恰当的添加物；无关痛痒时它悄悄地融入周遭环境；最佳状况是，公共艺术使周遭具体地凝聚成一个场所，将有关地方特性的线索集理、编织成视觉焦点，建构新的真实，能够画龙点睛地活化周围的空间，让市民体验和环境融为一体的意味。

按照挪威建筑理论家克里斯汀·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看法，场所就是人们生活与存在的特定空间。特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因素同特定的人造环境构成了场所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赋予场所一种总体的气氛和性格，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这里的场所因此与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和自然环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是一种深藏在记忆和情感中的“家园”，并产生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因此，建筑、公共艺术等实体形式不但标示着场所的空间形态，而且还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以本真的方式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揭示人们存在的真理。

现代人文地理学派及现象主义景观学派由此都强调人在场所中的体验，强调普通人在普通的、日常的环境中的活动，强调场所的物理特征、人的活动以及含义的三位一体性。这里的物理特征包括场所的空间结构和所有具体的现象；这里的人则是一个景中的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这里的含义是指人在具体做什么。因此，构成场所或景观之一部分的公共艺术不是让人参观的、向人展示的，而是供人使用、让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场所、景观离开了人的使用便失去了意义，成为失落的场所。优秀的公共艺术品都应该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些故事与这块场所和这块场所的使用者紧密相关。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公共艺术品美的内容。公共艺术的美不仅仅属于形式，而是从具体的生活体验和人对城市的实际感受出发，研究人的行为心理、知觉经验在公共艺术品空间和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宜人的尺度构筑城市公共艺术品空间，强调公共艺术品空间和城市生活的融合。而且这些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交流——人与人的交流、人与作品的交流乃至人与自然的交流，不断强化了公共艺术品作为公众中心的“场所”精神。

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景观改造和公共艺术形态在突显场所精神上就极为成功：景区公园的创意和艺术设计充分利用废旧钢铁的建筑、设备和材料，如废旧铁轨、路基、高炉、金属浇铸件、各种大型混凝土构筑物等现成品作为观光和介入者进行游走、观览、触摸体验以及攀爬娱乐的设施构件和景观内容，使之亲身感受特殊景区的物质和精神意蕴。我国在20世纪末随着工业经济向创意经济转型，北京、上海、杭州等经济发达城市通过对废弃工厂的艺术创意和改造，先后涌出了多个LOFT艺术区，比如北京的798艺术工场、藏库新媒体空间，上海的苏州河艺术仓库区，杭州城北的杭印路49号等，都是极富场所精神的公共艺术实践。

与之相反的是，如果公共艺术只是一味耽迷于艺术家个体的精英意识而罔顾与环境的协调，势必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弹。1981年，理查德·塞拉的极少主义雕塑《倾斜的弧》经联邦服务总署的同意，被安置在联邦广场。但是，这件延伸达120英尺，高12英尺的作品却招来了诸多抱怨。由于它阻碍了人们在联邦广场的行走路线并破坏了环境，许多人将这件作品戏称为“生锈的钢铁屏障”。在随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联邦服务总署共收到近4500封投诉信，要求拆除这件作品。最终经过听证会投票表决于1989年3月将该作品拆除。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城市居民的场所感主要来自社区空间中的经验。一定的社区必然有着其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它们构成社区内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背景。社区、地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