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我见

屈原之我见

我们都知道屈原名平，字原，通常称他为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文学写作手法。他曾创作《离骚》《九歌》等名篇，开创了“楚辞”这种文体。屈原还是楚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但他不被昏庸的楚王重用，最后怀抱大石沉溺于汨罗江而死。因此后人设定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以纪念屈原。

提起屈原，我首先敬佩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并且顷襄王即位之后一直排斥屈原，屈原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这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的确还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文学家。他用浪漫主义的文风书写了让人称绝的《离骚》。《离骚》中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比喻等的修辞手法，继承了《诗经》中比兴的手法，并且使之更为丰富。其间还大量运用神话，使《离骚》更加具有艺术魅力。

屈原还有着杰出的政治才能。他提倡举贤授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并且主张联齐抗秦的策略。在屈原的努力之下楚国国力曾一度有所上升。

所以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这样评价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但是关于屈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看法。班固曾经批判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我认为这不无道理。

屈原更像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屈原的悲剧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当其被流放之时，鲜有为其奔走呼告者，而多为落井下石者，我认为这恰恰说明屈原的为人之道有待商榷。

起初，他颇受楚怀王重用，曾官至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一度皆出于其手。然而要使自己能够长久的栖身于要职，更多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要懂得收敛锋芒，为人要多几分和善、谦厚，减少自身的不可一世的气息。倘若屈原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又怎会无一知心人最后孤身一人投江而死呢？

在屈原的思想中，他要铲除一切奸佞，反对一切他认为不对的事情，而不假思索时机是否正确，场合是否适当，方法是否恰当。无论何时，永远无法保证所有的人均是谦谦君子，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发生的。而由于屈原的这种思想，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避讳的高声批判，使奸臣对其心生恐惧，竭力诋毁排挤屈原。三人成虎，试问，屈原怎能立足于朝廷呢？

还有在屈原被流放之际，屈原大作《离骚》。虽然《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但他在其中怒斥国君、他的弟子、朝臣，这无疑为自己树立了更多的对立者。在这种情况下，还如何希望国君能够再次重用他，旧人念在之前的情义帮助他呢？况且，在那个时代，君臣的界限怎可轻易跨越？君就是君，作为臣子怎可大声批判君主的不是。具体语句如下：“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讽刺楚王）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批判国君不重用自己）

“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批判自己的弟子）

再次屈原总是将自己游离于世界之外，他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过于孤芳自赏，正如班固所说的“露才扬己”。屈原在《离骚》中所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还有其死前曾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有谁可以真正游离于世界之外呢？过度的不容于世界最终的结果也只有被世人抛弃。

总之，我虽赞同于屈原的政治理念，但我认为屈原应用一种更为智慧的方式对待事物，对待事物不能只是激烈的对抗。

我一直比较欣赏狄仁杰式的人物。狄仁杰位居内阁大臣，被尊称为“阁老”。虽然同样存在着如武三思、来俊臣这样的奸佞小人，而他却以能更加聪慧的方式处理矛盾，使自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政治作用。

或者像苏轼式的人物。虽命运多舛，但犹可乐观对待世界，在自己的所处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作用。是太守就造福一方百姓；是翰林学士就努力使国家国泰民安。又何必浪费生命于发泄牢骚与不满之上呢？最后陈尸汨罗江中又对楚国何益呢？

所以班固曾经这么评价屈原：“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屈原正如同存活在大地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有着他的可称赞之处和有待商榷之处。就像“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这就是我眼中的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