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品嵇、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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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品嵇、阮
作者：方文博
来源：《下一代》2018年第06期
摘要：《世说新语》数百风流人物中，阮籍与嵇康的区别，也在细节中得到了很生动的体现。本文将依据《世说新语》文本，从其中关于阮籍、嵇康的文段，透过他们的故事，分析魏晋名士嵇、阮之性格、行为、品格，并在分析后，对嵇康表达了更多的喜爱与赞许。
关鍵词：阮籍；嵇康；《世说新语》
阮籍、嵇康同在“竹林七贤”之列，而在率直任诞、清俊通脱之中，也有“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的区别；作为魏晋名士生活的百科全书，《世说新语》给了我们窥见嵇、阮二人之别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窗口。”下面笔者将依据《世说新语》文本，从其中关于阮籍、嵇康且能体现二人形象特色的文段，透过他们的故事，走近魏晋名士嵇康和阮籍。
一、嵇康
（一）容止———风姿特秀
《世说新语》中第十四章为《容止》，写名士容貌举止，让名士形象给人留下强烈鲜明的印象。《世说新语·容止·五》对嵇康的形象、行为做了详细的记载：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嵇康容止的魅力，在“风姿特秀”，不仅在外表，后文三局来自“见者”“或”和“山公”的侧面评价描写，展现了嵇康的风度潇洒、开朗直爽、清高脱俗，气质不同凡响，这正是魏晋风度形象魅力的展现。而“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更是体现出魏晋名士自由、放任的生活状态。率性而为，是魏晋风度自由的灵魂。而嵇康在容止上，清雅气度与真性情并存，性格真实而丰富。
（二）“俊伤其道”
品评人物是在魏晋名士中流行的一种风尚，同时是《世说新语》着力表现的又一项重要内容。而《世说新语·品藻·三十一》中就有对嵇康的一句精辟的评价：
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伤其道。”
“俊伤其道”，正是对嵇康优缺点的高度概括。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魏晋名士之铁匠嵇康
魏晋名士之铁匠嵇康 一想起嵇康，首先就是嵇康打铁的形象。铁匠嵇康的形象，远高于最后抚琴一曲《广陵散》，然后长叹，《广陵散》就此绝响的刑场上的嵇康。嵇康为什么喜欢打铁，这始终是一个谜。笔者的解释是，嵇康本人有非常强悍的身躯、精神和意志。一个打铁的知识分子形象，是非常雄奇的形象。就形象而论，嵇康大概是中国古代的美男子之一：“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晋书》列传十九）。嵇康的个头大概有1.80米到1.90米之间。七尺八寸，到底合多少公分，这个笔者还不知道，反正个头很高。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魏晋时代有一个风气，就是品鉴人物，非常注重人物的外表，因此，魏晋时代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审美的时代。我们看刘备一见卧龙诸葛亮就非常的喜爱，原因不仅仅是诸葛孔明的《隆中对》，还在于孔明是一表人才，而凤雏先生庞统比较丑陋，刘备就不喜。可见魏晋时代的风气。 俊美之外，嵇康也是才华绝世，“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就是说，嵇康属于孔子所说的那种天才，即生而知之的人物，没有老师，自己就可以看懂一切和学懂一切。嵇康是诗人，学者，还是大音乐家，不仅谈的一手好琴，而且还有理论，关于音乐的理论，如《琴赋》，《声无哀乐论》。 嵇康的出身很高，也是贵族，否则他也不会娶到曹操的一个孙子的女儿为妻。也因为这个原因，嵇康好像是天然的曹党。而那个时候，司马氏他们正在篡夺曹家的政权。嵇康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政治抱负，做过一个很小的官，中散大夫，是闲职，然后很早就隐居乡下，锻铁为生。嵇康与钟会相见的那件事非常的有名。钟会也是一个人物，投靠了司马家族，但钟会也很羡慕嵇康的江湖地位，嵇康几乎就是江湖上文人的老大，是大名士，而在魏晋那个时代，如果你混成了名士，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好像比做官都有面子。因此钟会就去见嵇康这位江湖大佬，想要通过拜访江湖老大来博得自己的江湖地位。 嵇康死于他的号召能力，其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嵇康入狱以后，居然有很多的江湖人物豪杰之士自愿入狱陪伴嵇康，这是在江湖方面；而在庙堂方面，居然有三千太学生要求释放嵇康，要嵇康做他们的老师，以此耸动京师。嵇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是司马昭万万想不到的。这个时候，嵇康几乎就死定了，再加上钟会的那番话。 嵇康本人思想，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儒家的。如寻求公义和正义，寻求真正的孔子，而不是被歪曲的孔子。这是嵇康与阮籍他们不同的地方，也是嵇康的死因之一。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晋书。嵇康传》）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 摘要：嵇康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在中国音乐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声无哀乐论》反映了音乐本质、审美感受和社会功能观，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宝贵遗产。 关键词：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 东汉后期以来，人们长年饱受战争的动乱、政治的压抑。魏晋时期人们把这种痛苦寄情于山水中，造就了魏晋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解放，加之佛教的传入，玄学的兴起，两汉以来儒家独尊传统思想受到冲击，崇尚自由的道家流派也随之兴起，构成与儒学抗衡的思想流派，在音乐思想上，“竹林七贤”——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最为典型。 嵇康（223——263）字叔夜，今安徽宿县人。魏末著名琴家、音乐理论家、文学家。在魏晋期曾任中散大夫，他和阮籍、王戎等组成有名的“竹林七贤”。政治上他反对司马氏专政，主张“非汤武薄周礼”，琴学方面他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他的《琴赋》描述了琴曲艺术的多种表现手法，评论了价值珍贵的琴曲。他的《声无哀乐论》是一部极富有思辨性的美学论著，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研究音乐美学领域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作用。 《声无哀乐论》全文约7000字，全文开篇便是秦客发问“‘闻之前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1]文章提出了：音声能否表现哀乐情感？音声与人的感情处在怎样对应状态之中？音乐与政治盛衰、移风易俗的关系等尖锐的问题。嵇康针对这些问题围绕音乐“名”、“实”展开剖析，明确指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然尽然可见矣。”[2]这里即指音声本身自有其自然属性，而与人的哀乐无关。所谓哀乐是人内心之情先有所感，然后在欣赏音乐中被触动后表达出现，至于情因何来产生哀乐，这与音声本身无关，音声即无哀乐之“实”，也无哀乐之“名”。嵇康认为音乐是可以表达哀乐情感，但不能产生哀乐，两者并无因果关系。用他的话“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嵇康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杂谈——独谈嵇康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杂谈——独谈嵇康 生活在魏晋时代的人，不似隋唐之时重视外在的修饰和 华美，而以德行高尚、言语文雅为重。魏晋之士，愿抛去一 切浮华矫作，只是人孤独地同天地万物对话，观物之来去变化，潜心研究玄学清谈。他们简朴、疏放、清绝，活得自在 而真实，若把隋唐比为牡丹，魏晋便是梅罢。 话至魏晋，若是单从文献的记载上来还原那个时代怕是太过 单调乏味了。好比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能对其用下定义的 方式来评价的，对于一个时代则更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是富 有生气、自然而灵动、蕴含着无限情感的，而想要走进他们，就应当真诚地与他们接触，了解他们，感受他们。 我曾到过敦煌的莫高窟。在那个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地方，我感觉我被历史的洪流所消融，我看见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 前呼后拥地向我走来，每个艺术家都牵连着他们喧闹的背景。在莫高窟，或许才能从容地走进悠悠千年中的任一个朝代。 开头看到的青褐浑厚的色流便是魏晋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 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的如同剑戟。那个时代，故事频繁、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强悍与苦难结合，流泻到了石窟 的洞壁。看魏晋的作品，豪放、粗犷、狂野、冰冷，甚至有 点残忍。 生活在魏晋时代的人，不似隋唐之时重视外在的修饰和
华美，而以德行高尚、言语文雅为重。魏晋之士，愿抛去一切浮华矫作，只是人孤独地同天地万物对话，观物之来去变化，潜心研究玄学清谈。他们简朴、疏放、清绝，活得自在而真实，若把隋唐比为牡丹，魏晋便是梅罢。 在我看来，支撑起整个魏晋士人风貌的是竹林七贤，而嵇康则是竹林七贤中的精神领袖。嵇康的容貌在当时煞有好评，赞他美貌的人很多。《容止》一章中曾描绘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在我看来，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刻画嵇康并不为过，人的外表是心灵的映衬，心灵纯粹通透之人自有明朗之容，由内而外淳朴自然之美比雕着修饰之美更令人心醉神怡。《晋书》中说嵇康“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便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嵇康能够独立于众多文人雅士之上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穷经皓首、白面儒冠、长于舞文弄墨的文弱书生，亦不是一个粗野鄙陋之士。他性情豪放、崇尚自然之趣，才会于村野之中悠然打起了铁。这绝不是为了营生，必是爱好这番，觉得意趣非凡。打铁粗俗一事，于嵇康手下，自成一番情趣。这是多么自在地追寻内心的声音啊，他嵇康从未把自己定居为雅士，做事言论只为真诚地表露内心，无谓前途何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浦东外国语学校高二（3）班顾岱君李华君吴倩倩王玥艾地杨昕范众一 摘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很真实地还原了那时的思想风貌，借助我们去绍兴（晋代门阀士 族、文人辈出的地方）社会实践的契机，我们利用《世说新语》，简单了解了魏晋时候人们的一些思想和形成思想的原因。 ●适逢清明，我们在《世说新语》里找到“伤逝十七”，重点研究了魏晋时人们对伤逝之 事的感受和行为，并与现在做一些比较，得到不同，从不同之中，找到缘何不同，继而对魏晋伤逝文化有一定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伤逝风尚 魏晋是指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三国到两晋的时期，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1。魏晋面对着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严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主流冲突；从而在门阀世族之中形成了独特风尚，在中华文明中独树一帜。 魏晋人的率性，放达，回归自然和回归人的本性，最令人难以忘怀和释怀。他们对于死亡，可以说在当时是几近平常的事，他们在生命的轮回中，领悟了死亡的真谛，不能说积极，更遑论消极。他们无畏死亡，可是却敬畏生命，似乎在他们眼里，死者最大，大过一切，包括皇帝。也许他们的行为在现代人眼里是出格的，可是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魏晋，真正的魏晋。 1.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粲字仲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合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又数最高。前来吊唁的“文帝”，即是魏朝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王粲的学识，一直被曹氏所赏识，对他的风骨，也推崇倍加，曹植更有《王仲宣诔》。在世说新语·伤逝的第一篇中，王粲的葬礼上，曹丕给足了面子前来参加，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与魏文帝同来参加葬礼的人，在曹丕的带领之下，驴鸣连连，好不热闹。 魏晋民间趣闻，其言有人听驴叫仿佛听天籁。至今我们也无从考证，但是从整件事情之中，我们看到了魏文帝的达观，让死者的安息是用他最喜爱的东西赠予他。和现在截然不同，我们是去把我们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慷慨”地奉给逝者；而当时祭奠，却给他内心真正的需求，给予他心灵的满足。“驴叫”亦反映了文人最求精神自由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洒脱吗？我们感叹魏晋时期的学士的潇洒，魏晋学士的风流风度，放浪不羁，还有出奇的想象力。 3.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牀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一个时代的文人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乃至 1https://www.360docs.net/doc/f818862602.html,/view/3510067.htm
《世说新语》中的嵇康
《世说新语》中的嵇康 ——通过《世说新语》浅谈嵇康的人格魅力 内容摘要： 在魏晋士子中，嵇康绝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这并非因为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而是因为他的死，他以生命的代价使其人格和精神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丰神俊朗的外表，卓尔不群的气质固然让人为之感叹；他“博综技艺，丝竹特妙”的高超才华也让人欣羡；他“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绝世风姿也令人神往，但真正能打动人的是他的人格；他“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将封建礼教踩在脚下，敢于“非汤王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大胆追求人性的自由，从而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 当然，嵇康之死，尚不仅仅因为其性格，与他的身份也不无关系。他与曹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使之在司马集团眼中成了一个猎杀的对象，身份地位既在风口浪尖之上，内在性格又使其不愿委曲求全，不死奈何？一曲《广陵散》便是他在人间的最后遗响了。 关键词：嵇康人格魅力气度非凡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绝对算不上辉煌灿烂，但却是一个让人怀念和向往的历史瞬间。因为，在那个短暂而苦难的时期，催生了一批美丽高贵、才华横溢的生命个体。正像刘诗林在《中国诗学精神》一书中所说：“这个时代是一种典型的二律背反：人对生活的要求愈是简约和无,生命本身就愈显得灿烂和美丽；个体愈有才华、美、风度，就愈要被残酷的消灭，而愈是在残酷的毁灭中，这生命的才华、美、风度就愈能达成不朽。在这里，生命和现实缔构成一种痛苦
的平衡，鲜艳的生命和黑暗的现实同时展示了最强的阵容。……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实的苦难，恰好促成人对外物的罢黜和对内在本体的发现和皈依，如同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所显示的，这是一份在受难过程中所生成的鲜艳圣洁的精神之花。而嵇康和阮籍，则恰好构成其中两片最珍贵的花萼。……那么表现魏晋人的觉醒主题，表现在苦难现实中生展出来的任性的艺术情怀、自由精神、宇宙意识，集中体现在嵇康身上。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真诚、纯洁和高度都是罕见的，它直承庄学的纯净气质、澡雪精神，又不放弃人的感性生存与现实需要。” 本文拟就《世说新语》中所载的关于这个特立独行的生命个体的一些细节进行分析，从而对其进行简单的扫描和透视，再现这一历史上的伟丈夫的人格魅力。 一、仪容伟岸的的嵇康 嵇康的外貌在古代也是一位美男子、伟丈夫。据《容止》第五则中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所谓容止，指的是一个人的仪容举止。此条目大致意思是说嵇康身高七尺八寸，换算过来大概有今天的一米九一左右，风采卓异。看到他的人赞叹说：“潇洒端正，爽朗清高。”，也有人说：“如同树下清风，高远绵长。”而山公即山涛，嵇康的好友之一，也评价说道：“嵇叔夜就像山崖上的孤松，傲然独立;他醉酒的样子，便如高耸的玉山将要崩倒。”由此可见，嵇康的外貌确然丰神俊朗，气质异人。而在《晋书·嵇康传》中也谈到嵇康的外貌，“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余嘉锡在《容止》第十三则中解释：“土木形骸者，谓乱头粗服，不加修饰，视其形骸，如土木然。”据《颜氏家训》中记载，当时的名士大都非常重视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如此方能从容出入。而嵇康可谓当时名士中的异类了，整日蓬头垢面，不加修饰。但即使嵇康如此“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却依然让人称赞道：如萧萧清风，明爽俊朗；如凛凛寒松，高拔清峻；让人认为他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此缘于何故呢？曾有人说过，一个人的外在表象，有时可以折射着他的内在品质。而我则认为，反过来说也是可以的，一个人的内在气质也会影响他的外在表象。正是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要音乐美学思想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要音乐美学思想 摘要:魏晋至隋唐的音乐美学思想具有显著的特色,开始探索音乐的特殊性、音乐内部规律的突出代表作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地位重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音乐美学专著之一。对《声无哀乐论》的研究有利于揭示出它的深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嵇康声无哀乐美学思想 一、《声无哀乐论》的背景 中国古代魏晋时期是一段社会混乱且黑暗的时期。魏末,司马氏假借禅让之名篡夺魏氏政权,这在当时的社会道德观下,是对君臣之道的极大扭曲,诸多有志名士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将才能寄情于山水之间,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要首推嵇康。由于他与魏宗室姻亲,所以在反对司马氏专权方面就比其他文人更为激烈执着。 嵇康的音乐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声无哀乐论》上。文章通过一秦客向东野主人发难,东野主人逐个解答来展开。实际上东野主人暗指的就是嵇康本人,秦客是那些所持观点与他不同的人。《声无哀乐论》的中心思想是推崇音乐的自然之理,它独立于天地之间,有自己的自然本性,而与人的哀乐无关。即同一音乐有人听了会哭,有人听了会笑,哀乐并非音乐所给,而是人心在音乐开始之前就有了哀乐之情。人心作用于音乐,从而产生不同的燥静效果,而唤不起相应的感情。音乐客观存在,哀乐是主观的,二者不相经纬。这些都是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继承。同时还认为“声以平和为体”,即具备哀乐正等,没有倾向特征的音乐就是好音乐。这是在老子“自然无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嵇康有志不能伸,他极力反对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认为六经、礼法、名教束缚人性,与人的本性相对立。能与他的现状与思想相呼应的只有老庄的无为思想,他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此他的理论更多充斥的是唯心主义,这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但嵇康同时也是以为音乐的实践者,当他在接触实践而对某些个别的音乐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他的理论往往特别发出光彩。总的来说,嵇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中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世说新语中的阮籍
阮籍 《世说新语·任诞》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①。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注释】①契：契会；约会。按：竹林七贤都是意气相投、纵酒清谈的著名人物。【译文】陈留郡阮籍、谯国嵇康、河内郡山涛，这三个人年纪都相仿，嵇康的年纪比他们稍为小些。参与他们聚会的人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郡阮咸、河内郡向秀、琅邪郡王戎。七个人经常在竹林之下聚会，毫无顾忌地开怀畅饮，所以世人叫他们做竹林七贤。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①。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②。”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③！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④！”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注释】①阮籍：字嗣宗，晋文王司马昭任大将军时，调阮籍任从事中郎，后阮籍求为步兵校尉，放诞不羁，居丧无礼。参看《德行》第15 则注①。 ②重丧：重大的丧事，指父母之死。 ③毁顿：毁指因哀伤过度而损害身体，顿指劳累。 ④固丧礼也：按：《礼记·曲礼上》：“居丧之礼..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可见饮酒食肉并不违反丧礼。 【译文】阮籍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在晋文王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座，对晋文王说：“您正在用孝道治理天下，可是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您的宴席上喝酒吃肉，应该把他流放到荒漠地方，以端正风俗教化。”文王说：“嗣宗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阮籍吃喝不停，神色自若。（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①。 【注释】①步兵校尉：官名。汉代京师置屯兵八校尉，步兵校尉掌管上林苑屯兵。厨：指步兵营的厨房，其酒为犒劳军队而酿造的。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①。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注释】①或讥之：按礼制，叔嫂不通问，所以认为阮籍不遵礼法而指责他。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写作提纲： 一、总论点：“雅量”，是指宏阔的度量。雅量是一种高雅的精神品 质，一种良好的文化内涵。在魏晋时期，士林中人特别推重雅 量，由此而构成了当时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许多 名士都是以雅量之美而获得时人的好评的。雅量是士人心灵世 界的一种美。雅量的美是一种开朗之美，一种高尚之美，也就 是所谓“开美”。在这里，我试图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 的言行出发开掘这种美的内涵，而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 二、分论点： （一）能藏能敛，情感深蕴：中古时代的士林名流多为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其感情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言语应对和 诗赋歌咏上，也表现在对于情绪的把握与控制上。有情而 不露情，这是雅量的一个突出内涵。 举例：1、“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三五）淝水之战，关系着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侄儿谢玄大败敌军，他岂能不万分欣喜？然而，他处重若轻，神色举止，与平日无异，足见其控制感情的能力是何等之强！ 2、藏“喜”固然不易，藏“哀”就更难。《世说新语·雅量》一：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
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顾雍深蕴的悲情比那种暴雨倾天、广漠长风式的流露更为深沉，更有魅力，他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深邃、幽邈的精神世界。逆知儿子病逝的噩耗，而漠然终弈，这与谢安得到捷报而不动声色，可谓异曲同工。 （二）脱略荣辱，善于忍耐：富有雅量的士人都特别能忍，他们通常能够承受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格上的污辱。 举例：1、《世说新语·雅量》八：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打的地方，王衍自以为风采过人，眼光也高人一头，所以不屑于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凌辱。 2、《世说新语·雅量》九：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暗当”，即暗中承受。这不仅不意味着软弱，而恰恰显示了刚毅、坚强和耐力。 （三）面对险象，处之泰然：人生始终是与忧患相伴的，魏晋士林群英的卓异之处，就在于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忧患。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险象突发之际，保持镇静、从容的仪态。这种临危不
历史笔记·嵇康的魏晋风骨：从名士打铁到《广陵散》绝(一)
历史笔记·嵇康的魏晋风骨：从名士打铁到《广陵散》绝（一）作者：史遇春 （一） 魏晋时期，因为时局动荡和政治诡异而造成的社会氛围，完全是一种低气压的生存状况。 社会虽然乱了，但是，维系社会道德的规范并没有倒塌，所以，魏晋的“名士风度”里面，除了形体的潇洒之外，还有内质的纯真。 当士人们无法把自己的才学施展在安世济民的仕进之路、或者他们根本不愿意跟当权者合作的时候，他们的许多精力是无处发泄的。 在乱世之中，能够活着，是一种幸运；在乱世之中，能够平安地活下去，更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在那样的乱世之中，士人们活得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时候，那许多的精力要如何派遣呢？ 结果，便是神仙、修炼之道的大行。 回想一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兴盛的时候，老庄之学就曾经风光过。 春秋战国之后，几千年间，老庄之学风起云涌的社会，大约以魏晋之间可称之为首屈一指吧。 「原创」嵇康的魏晋风骨：从名士打铁到《广陵散》绝 嵇康，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在魏晋之间的真名士。
后人曾说：“是真名士自风流”，用这句来总括魏晋间的名士，也算是贴切。 当然，这话也毫不例外地适合于嵇康。 关于嵇康的“风流”，后人可以从他遗世的文字中细细品读。 这里，就先说一说“嵇康打铁”的一段佳话。 嵇康是怎样一号人物呢？ 此处，我们先从他的外形说起。 要说嵇康的外形，《世说新语》里面的描述最为精炼传神。 读者要见文字的简约之美，可以去看《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第5条的原文。 话说：嵇康身高一米八左右，风神姿态特别秀美。 当时有人说：他的举止潇洒脱俗，他的形容清静凝定。 还有人说：嵇康这个人，他的风神仪态，就如风入松的声响，逸致高远而舒缓悠长。 同是“竹林七贤”、有选贤用能之明、曾与嵇康相友善、后被嵇康遗书绝交的山公巨源曾说：嵇康这个人，他的为人处世，正直挺拔，就如同傲然独立的青松，他的醉态，更是绝倒，你看他倾颓的样子，就如同巍峨的玉山将要倒下来了。 就是这样的人物，似乎和“铁匠”、“打铁”没有任何关联。 但是，正是这样的人物，就偏偏会“打铁”；也只有这样的人物去“打铁”，才更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 可惜的是，也是因为“打铁”，断送了嵇康的性命。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嵇康与声无哀乐论
嵇康与《声无哀乐论》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封建社会秩序经过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而一度遭到破坏之后。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在思想上，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汉儒正统思想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已无法维持其 统治的地位，统治阶级纷纷对它重新估价，并寻求为新的门阀士族服务的思想武器“清谈玄学”来代替它。 嵇康就是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曹氏拥有实权的时候，以曹魏宗室的关系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司马氏掌权以后，他以反对派的姿态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等人号称“竹林七贤”，避居曹魏宗室聚居的河北山阳，与司马氏相对抗。在众人之中，嵇康对司马氏的攻击尤为激烈，因而被司马氏所杀害。 《声无哀乐论》从“秦客”问“东野主人”开始，引出本篇的主旨问题，这是一篇以提问开始，阐述主人的观点，其中对方从不同侧面反对主人的观点，这样一正一反的对话方式，每个人从不同角度阐述自己对音乐与人的内心情感的是否存在影响，进而对音乐的本质做了细致的论述。结构如下： 一，第一轮的论战由反方代表秦客先提问开始，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提问，主要以声音是否具有哀与乐的属性。主人认为曾经的理论都已经是陈旧的，甚至是错误的，使得后世的人
混淆了名称与本质的关系，世间的万物，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无论从视觉到听觉还是味觉，不会因外物的侵蚀而有所改变，既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不变。声音当然不会因为人们的爱与憎，悲与乐有所改变。这就是作者的论点，万事万物是因其自然规律而独自存在，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改变。既“声无哀乐”。 世间的事物以其自己应有的状态存在，作者还从味觉方面举例说明，味觉分为甜和苦两类，如果由于某甲聪明而喜爱甜或苦，某乙愚笨而讨厌甜或苦，两者之间并不相干，喜欢、讨厌是一回事，聪明、愚笨又是一回事，难道可以用我的口味标准去衡量，与我口味相同的人我就喜欢他，与我口味不同的人我就讨厌他，我喜欢的味道就是好的味道，我讨厌的味道就是坏的味道吗？由此得出外界和内心应该区别开，客观和主观也各有其名。衡量音乐的标准应当以好与不好为主，与悲哀和快乐的感情无关，悲哀和快乐自然是先有情感的存在然后才会发生，和音乐没有必然联系，名称和实质去掉之后自然就显现出来。作者的观点很鲜明，自然之理不因为外物和人的内心情绪变化而变化，音乐只是表达自身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人类的情绪包括高兴、愤怒、悲哀、快乐、喜爱、憎恨、惭愧、恐怖。这些事人们在接触事物表达感情时有所区别而无法超越的范畴。这一切都是独立存在的。 这是他们第一轮唇枪舌战，看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谁也无法说服谁而达到一致的统一认识。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他们吃药、喝酒、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这些在现代看似不解的行为是当时很高雅脱俗的举动。 正始名士何宴带头服五石散。“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竹林七贤”的刘伶，纵酒祥狂，常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君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嘛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少无适韵，性本爱丘山”的五柳先生也常“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世说新语》充满了魏晋风度的睿智，闲逸，狂放不羁的气息。我们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县令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他们表面的颓废、悲观、消极，但也同样体会到了深藏于他们心底的对人生，对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 摘要: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关键词:嵇康;阮籍;魏晋名士 汉魏之际,经学逐渐式微,玄学开始繁兴。到了魏晋时期,“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①,清谈玄虚之风,被于朝野。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以一代玄风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他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众所周知,嵇康阮籍是魏晋文学的杰出代表,那么,随着魏晋玄学的发展和演变,玄学带给当时的士人什么样的影响呢?嵇康和阮籍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反观他们的人生,我们可以看到玄学留在他们身上的深深印迹。 一 嵇康,字叔夜,《世说新语》云其有“龙章之姿”。《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传》:“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他的好友向秀后来在《思旧赋序》中说:“嵇志远而疏。”从这些描述里,可以看出嵇康追求的是一种恬静寡欲、超然自适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最基本的特点,便是返归自然,但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虚无缥缈,而是悠游适意,自足怀抱。这正是玄学思潮在人生理想上的一种典型反映。可以说,嵇康的生存方式与庄子很相似,勇于抨击黑暗现实,勇于斗争,勇于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他积极师法老庄,并深受其放达无为、亲近自然思想的深刻影响,希望自己能够摆脱外物牵累,实现精神上的逍遥自由。嵇康受庄子影响甚深,庄子思想的物我两忘、返归自然、心与道合、逍遥游境界是嵇康努力践行的人生境界。庄子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②庄子的物我两忘是他的人生理想,为此,他主张逍遥自忘。“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③这种逍遥是一种精神上的逍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读后感——傲然独立的嵇康 — 其实很早就想写写嵇康了，高中一直在拿他当做例子来写，却不是怎么了解他，现在公选课选修的世说新语，我也得以有幸再次拜读了魏晋风骨，再次拜读了嵇康这个仕诞不羁的竹林君子。 初识他，是源于诗文中“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描写，觉得是个如青山明月般的男子，后来偶然听讲到 《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 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士季即钟会，出身高门贵族，善于政治投机，是司马氏集团的智囊，司马昭的心腹。司马氏集团在夺权的过程中，对于嵇康、阮籍这样的人才，也想广泛收罗，想征辟己用。于是便派钟会前往试探嵇康、阮籍。而嵇、阮二人应对钟会的方式，也足以看出此二人性格上的截然不同。 钟会见阮籍，阮籍佯醉耍酒疯以避让，令其无从下手；而嵇康对于钟会却不仅不避让，而且对其不施与好脸色，“移时不交一言”，连招呼都不打。这种明显的蔑视，当然激怒了这位得势的贵公子。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与“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和钟会二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委婉的措辞却掩不住内藏的杀机。 两句玄妙的谶语，勾勒了一个权贵与一个士人会面的所有，也构筑了他悲剧性的命运。而嵇康的刚烈不屈也为日后钟会的借故谗杀埋下了伏笔，并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栖逸》第三则曰：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他还是那样的刚烈筋骨，以血肉之躯抨击了整个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朝，以自身喷发的力量来唤醒那些沉睡的世人。 施泰格缪勒说：“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的。这种死亡并不是‘有人’死去的那种‘渺小的死亡’，不是在大城市里成批的生产出来的‘渺小的死亡’，它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个体性的人于嵇康来说，未尝不是振臂怆呼。未尝不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筋骨。 在嵇康赴难之时，数千学生和他的兄弟亲友为之送行，而嵇康面色不改，神情自若，索琴弹奏《广陵散》，一曲终矣。叹曰：“昔日袁孝尼请求学习此曲，而我吝惜没有教他，而如今《广陵散》就要绝迹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而只是对广陵散的绝迹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 [摘要]《世说新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载了魏晋时期众多女子的言行、性格和往事,与之前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女性不同，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她们追求自由、肯定自我、明理善辩、甚至有强烈的女性个体意识的体现，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醒。 关键词：世说新语女性觉醒自由个体意识 一、魏晋时期的女性观 魏晋时期，政治的动荡冲垮了自秦汉以来中央统治的大堤，皇权逐渐衰落；社会的离乱，少数民族入逐中原加居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外来文化的深入、碰撞带来了新的文明思想。此时玄学流行，此时男子普遍清心寡欲、行为乖张，或涂脂抹粉，或顾影自怜。不为利禄所想，也不为稻梁所谋。整日不谈世事，空知杞人忧天。而在这男子犹如扶不起的阿斗的时代，女子又是处于另壹种与前代和后朝均不同的生活状态中的。 由于政治的动荡的和民族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魏晋的战火划破了女人们耕田织布、相夫教子的小家小国梦。金钗粉黛经过迷漫的硝烟更加坚强自立，她们不再像盛世华音下的女人舞态翩翩，悠闲自得。面对乱世，她们必须作出这者生存的勇气，时代要求她们改变，要求她们有坚毅的个性，不摧的志气和随机应变的本能。单单依靠男人做温柔红粉梦是不行的，特别是当男人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的时候，女人不论是自愿或是被迫，只能成为强者！因此，她们要精明能干，要懂人情事故，要承受生命之重。其次，魏晋经济逐渐走向私有化，大家族制度渐渐松驰，个体家庭的意识浮出水面，这洋，以个体家庭注重个体为特点的意识替代了大家族中注重群体的意识，女子逐渐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观念。再次，随着儒家思想的泯灭和玄学的产生，人们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有所改变，特别是女性，对人生的意义的追求，成就了魏晋时期作为“女性的觉醒”的时代。[1] 引用纵观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名著《世说新语》来证明观点。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