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排斥：基本维度与产生逻辑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排斥：
基本维度与产生逻辑＊
邵任薇
提要：社会排斥概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于考察城市更新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
一个很有解释力的分析工具。

城市更新中的原住区居民在城市更新中遭受到劳动力市场、公共
服务、机动性、文化心理和社会关系等维度的社会排斥。

诸多维度的社会排斥现象是各种因素
综合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分析城市更新社会排斥的产生逻辑主要是探讨地方政府、市场、居民
等城市更新利益主体的行为策略如何对社会排斥产生影响，并以此分析社会排斥的形成机理。

关键词：　城市更新 社会排斥 维度 行为逻辑
作者邵任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州　５１０４４０）
城市更新是对城市内某一衰败的区域进行综合整治、功能改变或者拆除重建，使之恢复发展和持续繁荣。

作为中国实现快速城市化的重要手段，城市更新虽然具有发展意义上的必要性，但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原住区的居民在城市更新活动中遭受到了来自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容易引发群体矛盾或严重冲突，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因此极有必要对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排斥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以期实现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包容性增长目标。

一、社会排斥：一个有解释力的概念
“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源于法国社会政策分析家拉诺尔（Ｒｅｎｅ　Ｌｅｎｏｉｒ）在《被排斥群体：法国的十分之一人口》一书中，用“被排斥者”概念指称那些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所顾及的人，这些人群生活在经济发展的边缘，被“增长所遗忘”。

①社会排斥理论，在国内外已为许多学者所热衷，因其强大的解释力，众多研究者将它运用于教育、医疗、失业、住房、女性、贫困以及社会政策等诸多领域。

尽管
＊①本文是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整合机制研究”（１３ＣＺＺ０３６）资助的阶段性成果；２０１２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基于产权结构与利益群体的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研究”（１２ＣＺＺ０３５）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丁开杰：《社会排斥与体面劳动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页。

涉及不同的领域，社会排斥概念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社会排斥指的是个体或群体由于种种原因，受到诸如失业、收入低下、住房交通条件恶劣等问题困扰，被排斥于正常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外，缺乏足够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不能充分实现社会权利。

研究者们认为，社会排斥现象主要具有六个关键属性：多向度性、动态性、相对性、关系性、资源约束性和能动性。

其中，多向度性、关系性和动态性是识别社会排斥现象的最基本要素。

①所谓多向度性是指个人或群体有可能会经受多种社会排斥，如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社会排斥等；所谓关系性是指，社会排斥意味着社会关系有重要的断裂，社会网络萎缩和分割；所谓动态性是关注个人或群体是经由一种怎样的机制和过程被排斥出某社会领域的。

同时，动态性也表明社会排斥具有迁延性，在某一方面遭受的社会排斥会导致其他方面社会排斥的产生。

这些特性使得社会排斥概念成为一个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有力工具。

②
当前国内社会排斥研究的主流主要是利用国外社会排斥的理论对其他学科和研究已经确认的弱势人群进行研究，还主要是针对贫困、失业和外来工等弱势群体由于脱离社会福利制度所导致的社会排斥进行研究，③对空间变换所导致的弱势群体排斥问题，即城市更新领域的社会排斥缺乏重点考察。

如前所述，社会排斥的关键属性使得其适用于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可以用来描述和概括多种不利状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城市更新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可归类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利状况，因此，社会排斥概念为我们考察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排斥现象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工具，是一个有解释力的和有价值的概念。

将社会排斥理论应用于城市更新领域，本文界定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排斥是指，原住区的居民在城市更新活动中遭受到了来自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等方面的排斥，导致原住区居民失业现象增加、公共服务缺失、社会网络断裂、公共空间的消失等问题出现，使其在空间转换的过程中，被排斥在正常的城市社会结构之外。

对城市更新社会排斥的基本维度和产生逻辑进行重点研究，回应社会排斥的多维度性和动态性，能够成为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全面系统分析城市更新进程中产生的社会排斥问题而进行的有益探讨。

二、城市更新社会排斥：维度与特征
社会排斥概念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多维度（向度）。

赖伟良、邵家臻和曾群、魏雁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排斥具有五个维度，赖伟良等认为，社会排斥表现在：消费、生产、政治参与、社会互动与文化建立这五个方面；曾群、魏雁滨认为社会排斥的五个维度是：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

④以此为基础，我们分析城市更新中的原住区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等方面遭受到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为以下维度：劳动力市场排斥、公共服务排斥、机动性排斥、文化心理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

（一）劳动力市场排斥
学者在划分社会排斥的维度时，大多会把经济排斥视作其中一个主要的维度，而劳动力市场排斥是经济排斥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内容。

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排斥，可以定义为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由浙江学刊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①③④②　丁开杰：《社会排斥与体面劳动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１８－２０页。

徐建：“社会排斥视角的城市更新与弱势群体———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３８页。

银平均：《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５页。

于自身生理心理能力、现行政策和制度安排、社会歧视等多方面因素而导致的失业或低层次就业现象，①包括从事不稳定工作或边缘工作。

由于受教育程度一般较低，而且缺乏必备的职业技能培训，原住区居民在旧城旧村改造后或者被动迁到新的地区后失去了原有的就业机会无法顺利就业；或者是失去土地后无法达到就业市场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或者是就业薪资水平过低使得就业的成本大于或几乎等于就业收益，这部分人被排斥出劳动力市场应属于被迫失业。

但另有一部分失业者长期倚靠现行的福利体系，形成了福利依赖型的劳动力市场自我排斥。

包括旧城改造中依靠拆迁款和低保，不愿意就业的居民，也包括城中村改造后依靠村集体经济的红利和出租层收入而自愿失业的转制村（居）民。

我们需要重点分析是后者。

在城市化背景下，“洗脚上田”的村民基本是靠拆迁补偿和物业出租获得生活来源。

正如蓝宇蕴所言，这是以最稳妥的方式保持住市场利润的有效途径，能够实现村民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的要求。

因此物业出租经济在带来市场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居高失业率和半失业率。

由于城中村的集体经济所呈现出的守护型经济与弱性内部市场保护机制的特点，使得转制社区居民的劳动力市场排斥是自愿的，属于福利依赖型的自我排斥。

（二）基本公共服务排斥
基本公共服务是指能够满足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治安、就业等。

从广泛意义上来说，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涵盖了劳动力市场的议题，但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社会排斥更多的与个人能力等个体因素有关，包括自我排斥的产生。

而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社会排斥则与政府主导的社会政策高度相关。

因此，城市更新中的基本公共服务排斥指更新项目完成后的原住区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领域被排斥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存在着被普遍边缘化的趋势。

作为广州市政府的经营性土地重点储备项目之一的金沙洲地区随着连接洲外的大桥贯通，昔日被人们称为“西伯利亚”的金沙洲已不再是“孤岛”，经综合整治后集中了不少拆迁安置社区和商业住宅社区，市政府拟将其建位成广州市最具规模、最具现代、最具自然特色、管理最完善的生活居住区。

然而有关媒体以《公共服务配套“蜗速建设”，金沙洲仍陷“孤岛”窘境》为题，连续报道了金沙洲多项规划原定于２０１１年或２０１２年建成的公共服务配套，至今不见落实，岛上多数配套仍靠开发商的力量。

公共服务配套依然是影响金沙洲打造“居住新城”的制肘。

②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规划设施缺少区域一体化的整合共享，居民被排斥在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外，类似金沙洲这样的更新地块仍需要配套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

城中村改造后，“失地”的农民转变为居民，转制社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和投入本应由政府来承担，但事实上并不是完全由政府投入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运营费用仍然依靠改制后的股份制企业（村集体）承担，但仅仅依赖村集体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的作用非常有限，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呈现短缺状态。

另外，政府对转制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无论是力度还是公信度都比较低，不足于作为现实地解决转制居民社会保障的主要支撑，只能将其作为满足保障需求的一个补充。

（三）机动性排斥
机动性是城市居民利用一种或多种交通系统接近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各种资源的能力，也是个体在空间中移动的能力。

机动性权利的保障可以增加获得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能性。

由于城市更新涉及到大量的拆迁安置，导致了交通环境和资源的变化，使原住区居民在空间转换的过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排斥：基本维度与产生逻辑
①②徐建：“社会排斥视角的城市更新与弱势群体———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９６页。

王婷婷：《公共配套“蜗速”建设金沙洲仍陷“孤岛”窘境》，ｈｔｔｐ：／／ｇｚ．ｈｏｕｓｅ．１６３．ｃｏｍ／１２／０４２４／２０／７ＶＳＰＬＳＵＩ００８７３Ｃ６Ｄ．ｈｔｍｌ。

程中，遭遇到了弱势群体的机动性排斥。

同德围社区作为广州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城建拆迁安置区，由于道路网络不完善，３０万居民出行只能依靠南北向唯一的干道西槎路－西湾路进出同德围地区，受干扰大，一旦发生交通意外或需要施工，通行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而东西穿越的环城高速公路将西槎路南北分割，又削弱了内部交通能力。

导致该地区形成“外部不通、内部不畅”的局面，居民出行极为不便。

从同德围建成至今十余年，地方政府居然没有规划任何一条新路进来同德围地区。

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通勤费用直接影响了同德围居民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医疗资源，并且被迫选择长距离通勤来避免不被劳动力市场排斥。

总的看来，现有的同德围公共交通体系的设置无法真正起到满足居民基本的机动性需求的作用。

同德围居民的机动性权利受到了排斥，而机动性排斥又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就业、医疗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实现，使其被排斥于正常的社会结构之外。

（四）文化心理排斥
所谓文化排斥是指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人在享有主导文化的符号、意义和仪式等资源方面的边缘化。

①应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和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另一层含义是指不能保有自己自身的传统、仪式、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文化权利。

②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更新带来的城市用地扩展，城中村农民经历了从“失地”到转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没有土地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

费孝通先生写道，对于农户家庭而言，土地是一种生存保障，更是一种尊严的寄托。

土地是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得到的，起源于亲属关系且在对祖先的祭祀中逐渐加深的那种情感也表现在对某块土地的个人依恋上。

③从这种意义上，由于失去土地后的困窘和焦虑，带来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他们不能保有作为农民的“文化权利”。

另外，无论是出于主动排斥或被动排斥，城中村村民成为劳动力市场中“隐性失业”状态的主要人群。

这就意味着城中村村民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和价值观模式生活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城中村村民被动选择和行为模式的结果对城市更新中的文化排斥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和诠释。

与此同时，城中村村民在城市化推进中始终伴随着身份转换和认同的焦虑感和归属感，从“村民”到“居民”不仅改变的是生活方式和身份，它更是农民的价值认同、文化心理等的转变，最为突出表现的是农民变为居民后“归属感”的飘摇不定。

城中村村民“坐地收租”的优越感与心理上的弱势认同并存，既拥有无需劳动也能过上衣食无忧生活的自豪感，却与“真正的城里人”相比还有着潜在的自卑感。

尤其是与城市居民的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区别化对待，使得这些被特别称为“农转居人员”的城中村村民的心理落差更为明显。

做农民不成，做市民又得不到完全的市民资格使其成为社会的一群特殊群体，由此产生对主流社会的“心理排斥”，影响了城中村村民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的构建。

（五）社会关系排斥
社会关系排斥或社会孤立意指个人排斥于家庭和社会关系。

豪斯、昂波森等人从三个角度来衡量社会关系。

一是社会关系是否存在或量的方面，包括交往的人数和交往的频率；二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方面，主要指社会网络的密度、同构型、多样性或分布；三是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

即社会关系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状况。

据此分析框架，社会关系排斥被概括为社会交往的人数和频率减少，社会网络浙江学刊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①②③丁开杰：《社会排斥与体面劳动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页。

曾群：《青年失业与社会排斥风险———一项关于社会融合的社会政策研究》，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页。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５９－１６１页。

分割和社会支持退化。

①
城市更新使得原住区居民处于社会关系排斥之中。

青年学者徐建曾通过实证研究，讨论旧城改造后，原住区居民动迁到安置区后，和原有社会关系的联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表现为交往频率显著减少，邻里交往遭到破坏；交往方式发生变化，电话和网络交往频度增加，而当面交往减少；交往对象内敛化，意味着交往对象同质（构）性增加，多样性减少。

②而交往对象的同构化和同质化的现象在城中村改造后的村民群体中亦较为常见。

由于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并且被城市居民称之为“食租阶层”，城中村村民不愿与有工作（尤其是正规就业）的人来往，这使其因工作原因而建立起的社会交往关系断裂。

他们更愿意从与处境和经历相同的群体中获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并由此形成“群分”和“群聚”的现象。

这也正是文化排斥的特征之一。

村民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的趋势，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减少。

”莫瑞斯和加利称这种现象为社会分割或社会网络分割，威尔森称之为社会孤立。

③
三、城市更新社会排斥的产生逻辑：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原住区居民在诸多维度受到了社会排斥。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排斥现象，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分析城市更新社会排斥的产生逻辑主要从城市更新过程中的行动者入手，通过探讨地方政府、市场、居民等城市更新利益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对社会排斥后果产生的影响，从而分析城市更新社会排斥的形成机理。

（一）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政绩诉求和“公司化”倾向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一方面具有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包括政绩、管辖区财政增长）的追求，他们凭借制度性资源带来（如制定城市规划、土地出让等制度）的特权，与经济发展主体（如开发商、投资商）构成了种种增长联盟，演变成强有力的“城市增长机器”。

④
在ＧＤＰ崇拜的理念推动下，地方政府就必然重视和设法增加ＧＤＰ，必然希望能提供较多ＧＤＰ的人，居住在其管辖的地区内；不希望提供ＧＤＰ小的人和不提供ＧＤＰ的人居住在其管辖的地区，⑤或者不能提供ＧＤＰ的人居住在其管辖区内所占据的面积越小越好。

这正解释了为什么城市更新中动迁的居民尤其是旧城改造的居民不被允许安置在原居住地的深层次原因。

旧村改造中，即使村民仍被允许居住在原地，但高容积率正成为“立体城中村”的普遍现象，地方政府借此在村民腾出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级差地租。

高容积率就意味着用于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根本没有土地可以提供，这同样造成了对旧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排斥。

进行旧城旧村改造和更新的确能够满足公众改善居住条件的强烈愿望。

但原住区居民的需求并不仅仅是改善居住条件，他们更需要与居住条件优化相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设施以及就业机会，并且不改变原有的生活结构和关系结构。

但政府回应的只是旧住区居民物质环境层面的改造诉求，因城市更新而造成的各种社会排斥问题却被有意规避。

直接的后果是：城市社会空间中的若干问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排斥：基本维度与产生逻辑
①②③④⑤曾群：《青年失业与社会排斥风险———一项关于社会融合的社会政策研究》，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页。

徐建：“社会排斥视角的城市更新与弱势群体———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１页。

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张京祥、罗震东等：《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２页。

陈其人：《城市形成和治理问题的经济分析》，见刘晔：《复旦公共政策评论———城市治理与公共权力：边界、责任与合法
性》，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４页。

题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突显，并借助一系列集聚效应愈加严重①
（二）市场力量的行为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利益驱动
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巨大浪潮为开发商创造了足够多的商机。

对于开发商来说，更新后的直接利润是最大的动力，但其隐含的利益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三旧”区土地价值和房屋价值存在着较大的升值空间。

由于这些地区通常处于城市中较好的地带，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城市的发展给其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其价值增值的趋势相当明显。

与此同时，利润的高低还直接取决于对成本的控制。

这就促使开发商在千方百计拿地的同时，会尽量压低动迁成本，这就和原住区居民的利益形成了直接对立。

②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开发商的最根本的行为动力，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利益驱动，往往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社会因素，造成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成本增加并引致对原住区居民的社会排斥。

到目前为止，在被拆迁居民与开发商博弈时，中国仍没有一部保障城市更新涉及的所有居民合法权益的《拆迁法》或《城市更新法》。

正是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才导致政府和开发商能够利用法律漏洞和缺陷联手强制拆迁，使得有些拆迁明明是商业项目，但政府却在那里冲锋陷阵。

这在很大程度正是因为开发商利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所致。

地方政府不愿意贡献ＧＤＰ少的居民住在其辖区内，开发商在改造旧住区时则不愿多建普通住宅，为了弥补高昂的动迁成本，往往会选择多建高级住宅和写字楼，并尽量避免原住区居民的回迁。

比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土地批租方式改造的地块，全部采取将原建筑全部推倒重建，异地建设安置区，让旧住区居民外迁安置不回迁的方式。

在２１世纪初，原住区居民如果选择回迁，必须支付高级住宅和原住房房价的巨额差价，但这些居民购买力很低，难以承受高房价，大都选择可以适当改善居住条件的易地安置方式。

便只能接受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的不便利，并因此可能失去原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关系网络，造成各种社会排斥。

（三）原住区居民的行为逻辑：自我排斥和被动排斥
在社会排斥理论中，社会排斥的分类可以被视为两大类：被动社会排斥与主动社会排斥（自我排斥）。

所谓被动排斥是指接受社会排斥者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是因为外部原因或先天性因素而处于一种被排挤的状态。

而一些主动选择接受排斥者，大多是在一种亚文化的影响下，因其不认同主流社会而主动边缘化或隔离。

在城市更新中，原住区居民所遭受到的社会排斥是被动排斥和自我排斥交织的结果。

一方面作为弱势群体只能接受各种排斥的现实，同时另一方面会选择福利依赖型的自我排斥或主动排斥。

由城市更新所带来的公共服务排斥、机动性排斥、社会关系排斥以及文化排斥是原住区居民被动接受的。

但对于劳动力市场排斥，一部分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位置的就业弱势群体无疑面临着被动排斥的失业风险。

而同时另外一部分则呈现出福利依赖型主动失业的自我排斥特征。

文军教授曾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因进行分析，本文将借助该分析框架讨论原住区居民在劳动力市场是选择自我排斥还是被动排斥的原因。

学者Ｈ·Ｙ·Ｃｈａｎｇ曾经提出下列公式来说明理性选择行动产生的条件：
Ｖ＝ＢＰ－Ｐ’Ｃ
Ｉｆ　Ｖｉ＞Ｖｊ，ｔｈｅｎ　Ｖｉ　ｉｓ　ｃｈｏｓｅｎ
在该公式中，Ｂ指的是行动者从行动中获得的预期效益的主观价值；Ｃ是从行动中付出的预期代价的主观价值；Ｐ是行动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Ｐ’是行动者遭受损失的可能性；Ｖ是估计其行动后果浙江学刊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①②张京祥、罗震东等：《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２页。

徐建：“社会排斥视角的城市更新与弱势群体———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