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沈阳故宫的文德坊和武功坊

试析沈阳故宫的文德坊和武功坊

作者：李兴华

来源：《文物春秋》2010年第01期

【关键词】沈阳故宫;牌楼;文德坊;武功坊

【摘要】文德坊和武功坊是沈阳故宫的两座牌楼,一东一西纵列于大清门之南,在整组建筑中担负着旌表与纽带的作用,不但烘托出皇家宫殿的威严气势,更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本文对这两座牌楼的命名、建筑艺术特点、使用制度等进行了分析考述,并对其历次

维修情况作了介绍。

文德坊和武功坊是沈阳故宫内的两座牌楼,其一东一西纵列于大清门之南,在沈阳故宫整组建筑中担负着旌表与纽带的作用,是沈阳故宫,特别是清初皇太极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沈阳故宫唯一有历史纪年款识的建筑个体。

文德坊、武功坊建于清初崇德二年(1637年),据《盛京通志》记载:“大内宫阙,崇德二年建。……其外曰大清门,门之东西有奏乐亭,左阙门曰文德,右阙门曰武功。”当时,盛京城内纵横两条道路形成“井”字形,宫殿处于“井”字中心,路南建有东西奏乐亭、东西朝房、果楼等建筑,使得宫殿区在整体布局上被一条路分成南北两部分,而宫阙前的文德坊、武功坊将整个宫殿建筑

群连成一体,既是南北建筑群的纽带,又因两座牌楼高大华美、庄严肃穆,在整体的宫殿群中承担着引导和以示尊崇的作用,既是盛京宫殿的起点,也是终点。

一、命名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于1616年建立后金。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宁远之战使后金受到重挫,努尔哈赤事业未竟,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天聪元年(1627年),35岁的皇太极登上历史舞台。面对后金政权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现实,皇太极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吸取历史经验,以“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1]为宗旨,正如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顺治皇帝继位诏书所写的那样——“皇考大行皇帝嗣登大宝,不服者以武功戡定,已归者以文德怀柔,拓土兴基”[2],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随着后金势力的增强,自身羽翼的丰满,皇太极按照礼制,以国家都城的形制修筑了礼制性建筑,并将自己的王府改建成汗王的“大内宫阙”[3]。天聪五年(1631年)扩建沈阳城,改原四城门为八城门,并建钟楼、鼓楼,“创天坛、太庙,建宫殿,置内阁六部、都察、理藩院等衙门,京阙之规模

大备,于是遂更名曰盛京”[4]。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对宫殿的主要建筑正式命以嘉名,诸如大政殿、崇政殿、清宁宫、大清门等。崇德二年(1637年),在盛京宫殿正门——大清门的东西两侧分别建成两座牌楼,即文德坊与武功坊,这标志着沈阳故宫作为皇家宫殿的正式完竣。

从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到崇德二年(1637年)的10年间,在清太宗皇太极的领导下,清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前进的步伐是空前的,足可以光耀祖先和后人。因此皇太极于崇德二年在沈阳故宫完成他最后两件建筑作品——两座牌楼时,遂因

其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而赐名为文德坊、武功坊,可以说,这两座牌楼是皇太极一生丰功伟绩的真实写照(图一)。

二、构造及艺术特点

沈阳故宫建筑群是中国古建筑技术比较成熟时期的建筑,故文德坊、武功坊两座牌楼的建

筑技术和艺术同样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成就。

文德坊、武功坊建于清崇德二年(1637年),这时的中国古牌楼建筑技术已发展至顶峰。两牌楼的建筑形式、构造尺寸均相同,为同时建造。均属四柱八戗、三间三楼不出头式木牌楼。悬山式顶,饰黄琉璃瓦镶绿剪边,中间二柱为拱柱(即明柱),两侧各一根边柱。明间由下至上依次为柱、夹杆石、戗柱、龙门雀替、小额枋、折柱、花板大额枋、外拽枋、平板枋、斗拱、檐楼。两侧次间的构件与明间相同,次楼低于明楼。总高10.1米,面宽13.9米,两牌楼间相距117米。

两座木牌楼的地面部分结构十分稳固。立柱立于柱础之上,为达到横向稳定,有断面62×40厘米、长3.5米的花岗岩夹杆石两块。夹杆石埋地1.5米,露明2米,一面凿出弧形槽以更好地贴附立柱。同时各有两根直径13.5厘米的圆木以穿梁方式将夹杆石与立柱固定。每根立柱两侧又有两根断面32×38厘米、与地面呈70°角的方木戗柱支撑(图二)。戗柱斜立于长方形柱础上,以免遭泥土的侵蚀,上部采用两头三幅云的穿梁将立柱与戗柱连结起来。

所用斗拱为平板枋上施单翘三下昂九踩斗拱,以增加出檐深度,明楼平身科施三攒,次楼施二攒,柱头科采用穿梁方式,将立柱与望斗平齐处凿卯口,用翘昂穿过柱子形成柱头科。与一般单翘三下昂九踩斗拱不同的是,坐斗处出翘不出拱,直接承托昂,犹如丁头拱形式,而出的昂又是只出瓜拱不用万拱,仅在正心上出正心瓜拱、正心万拱、正心厢拱,这种独特的斗拱形式在古建筑中极为少见(图三)。一般木牌楼的斗拱口通常为1.5寸(4.8厘米),明楼斗拱取偶数,空档居中,次楼不限,明间与次间的面宽比为10∶8,而这两座牌楼的斗拱口是2.3寸(7.6厘米),明楼的斗拱为奇数,而且斗拱居中,明间与次间的面宽比为5.3∶4。

不仅斗拱形式与众不同,而且采用外拽坊这种独特的构件。它上承荷叶墩,墩上置宝瓶,上端承托三下昂的底部,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屋顶坐落在额坊上的底部宽度,使屋顶不致倾覆。而其它牌楼是靠在檐檩与大额枋之间的挺勾来维持屋顶的平衡。

两牌楼装饰精美。明楼上、下枋两面均浮雕云龙戏珠纹,两枋之间镶心板三块,中为枋额,分别以满、蒙、汉三体文字阳刻“文德坊”(图四)、“武功坊”,两侧栏板为海棠式开光,内各饰金龙一条。次楼浮雕除有与明间近似的龙纹外,更有麒麟、凤鸟、莲荷等。雀替式样也非清式牌楼通用的龙门雀替,其边缘作蝉肚纹,这种做法多见于元、明时期及喇嘛教建筑。雀替表面浮雕金龙及卷草纹,龙尾作鱼尾,而非我们常见的蛇尾(图五)。两牌楼的明楼正中镌刻“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字样[5]。

三、使用制度

关于两牌楼的使用情况史料记载很少,只有前文提及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盛京通志》卷4《宫殿下》的记载,但皇太极建造两牌楼时,大清国已然确立,封建的等级制度、思想体系也已明确,并且这种思想体系已直接体现在清早期的盛京宫殿建筑上,如坐落方位、体量及装饰形式等。虽然文德、武功两牌楼在皇宫的建筑群中属附属建筑,在建筑理念上起引导和结束的作用,但是它建筑体量高大,装饰华丽、威严,其使用功能亦应十分明确,应该是上下、尊卑、内外、主次的界限标志,是皇家宫殿外的阙门,其地位等同于北京故宫外的东华门与西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