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水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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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水文化研究
摘要:风水表达了中国人追求理想环境的心理。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风水”一词成为了一个很时髦的概念,如“城市风水”、“房产风水”、“家居风水”等等,风水文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就风水中的阳宅选择主要从内涵;演变;探徽;批判和冲击四方面来分析。
关键词:风水;阳宅选择;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2-0097-05
一、风水的内涵
风水是中国独特的一种传统文化景观,主要指古人在规划、设计、营造建筑空间时,通过对各种环境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选择出对人类生产生活有利的局部小环境。
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风水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迷信色彩,但究其根本,风水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理想的生存环境,对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风水,又称堪舆、阴阳、地理、相地、形法、青囊、青乌等,其主要理论,以阴阳平衡为根本前提,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生气论”为核心思想,来寻找一个或小或大的环境,以营宅建居,抑或治理建都。
一般认为,“风水”一词来源于晋代郭璞所作的《葬书》:“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而“风水”一词中的风和
水,原本是《周易》八卦之中的巽卦和坎卦的象征物。
《周易·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日以恒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齐乎,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巽为风,坎为水。
”《周易》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分阴分阳的,也是阴阳互补的,阴阳彼此组合可以形成乾、坤、艮、兑、巽、震、坎、离八卦,分别对应天、地、山、泽、风、雷、水、火。
它所说的风与水就是指自然界的风和水而言。
古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依靠主观想象去看待客观世界的“风”和“水”,以求适应自然,由此推演出了一套风水理论。
在现代社会中,风水常常被视为一种迷信。
《辞海》中对于风水的定义:“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
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祸福。
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辞源》则说:“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
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
然而,风水在五四运动的冲击和新中国建立后主流意识的批判下并没有消失。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风水文化又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并且在建筑、居家等方面大行其道,涌现了诸如“房产风水”、“居家风水”等等观念,风水业已成为了一种得到社会大多数人认可的文化。
这说明风水中蕴含的一些理念具有合理性。
本文将探讨风水思想如何影响人们对“阳宅”的选择。
二、风水的演变
风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
风水最初是一种很朴实的相地术,主要考察哪些地方适合人类生产、生活。
后来发展成为了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相地术,主要研究房子应该在什么地方建造,门窗的位置等等。
(一)萌芽时期
早期人类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是出于一种本能,是为了生存而选择能够提供水、食物的地方生活。
到了距今六千至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知道房屋的门要朝南开,房屋要建造在河流两旁的阶地或高出周围平地的山冈、沙地和台地上。
同时,也开始了对墓地的选择,私人的埋葬方向也有讲究。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聚落规划思想和城市萌芽,出现了田园地方观念和东方苍龙、西方白虎的观念。
比如6000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人,他们把村落设置在河边的台地上,还挖掘了一条围绕居住区的长300余米、宽6~8米、深5~6米的壕沟来防止野兽和外族入侵。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卜辞的记载,人们的选择从属于卜问的结果,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到了周代,“卜宅”发展成了“相宅”。
“卜宅”是盲目的,而“相宅”是主动的。
周代的多次迁都和营建新邑,如古公迁岐山、成王营洛邑等,每次都要先相地,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占卜。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体系的思想空前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由于天下未定,诸侯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而向自然索利,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同时,他们又渴望推测国家的兴衰和时运,
促进了占卜术的发展。
其中阴阳观念、五行学说、气论思想等影响较大。
墓葬制度此时也出现了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出现了“负阴抱阳”的思想。
如太原市的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后枕西山,面向汾水,就是“负阴抱阳”的具体体现。
各种学术思潮为日后风水学说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初步形成时期
汉初两代,“道”的思想流传四方,顺应天时、解说天道的阴阳、五行思想迅速发展。
阴阳是我国早期自然哲学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
阴阳观念的起源是人们对自然界长期观察的结果。
到了秦汉时期,阴阳学说几乎成为了解释世界万物的普遍原理。
例如《淮南子·天文训》中说道:“天地之袭精者为阴阳,阴阳之专精者为四时,四时之散精者为万物;积阳之热气久者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阴阳学说对风水理论的形成起了方法论的作用。
我们常把阴阳五行混为一谈,其实五行说与阴阳说是两种不同的学说。
阴阳说早于五行说。
有人认为原始的阴阳说产生于夏代以前,而原始的五行说产生于夏代之初。
这是因为五行中的“金”,古代指铜,只有等青铜技术出现后才会有五行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五行说起源于殷代的五方或五祀,因为当时已有了四方的观念,人们已认识到自己处于四方的中间,于是商代便称自己为“中商”,就是五方。
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用它们来概括世间万物的本原,用它们的相生相克来解释世间万物的衍生。
五行的相
生相克可以用上图表示:
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把儒家的思想与五行观念融合在一起。
在天命观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天人感应”说。
他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天与人是通过数与类联系起来的,事物之间存在相互感应,天与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感应。
他把天、地、人、阴、阳、木、火、土、金、水并称为十大天数,用它们构建出天人合一的宇宙框架,成为认识世界、规范行为的最权威的思想准则,为风水由经验、直觉升华为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董仲舒对五行说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将五行与方位、四时的划分对应起来:“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
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
”
后来人们又将方位、颜色和四象(又称四兽)相结合,便有了风水中一贯遵循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央后土”的模式。
八卦由阴阳派生而来,人们用自然界中八种事像做八卦的物象,分别是:天(乾)、地(坤)、雷(震)、火(离)、风(巽)、泽(兑)、水(坎)、山(艮)。
在风水中,八卦主要用于表示方位。
相传伏羲作有先天八卦,西周文王作有后天八卦。
汉代开始用八干、四维、
十二支来表示二十四方位。
人们把宅命与住宅是否吉利联系起来,使原本朴素的风水思想带上了玄秘的色彩。
秦汉时期诞生了风水最早的两种理论形式:堪舆和形法。
形法是建立在“形气相随”的理论上,着重总结事物本身外与内、局部与整体的对应规律,在营建中主要用于对地形的具体选择和方位确定。
堪舆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
研究天道天象,四时秩序,为人事活动提供指导,在营建中主要用于选择日辰与方位,并为建筑、城市形象提供模拟的图式。
主要著作有《堪舆金匮》和《宫宅地形》,但现在均已失传。
前者属于五行类,后者属于形法类。
风水成形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代的郭璞被认为是风水的鼻祖。
他所作的《葬书》被认为是最早出现风水观念的著作。
作为风水理论核心的生气说在此时形成了一套体系。
“气”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其原始意义是烟气、蒸汽、云气、雾气、风气、寒暖之气、呼吸之气等气态物质。
哲学意义上的“气”最早由西周的伯阳父用来解释地震的起源。
最早的气论思想是用阴阳之气来描述天地的秩序。
春秋时期,出现了“六气五行”说。
战国时期,气论思想得到了很大发展,诸多论著如《管子》、《老子》、《易传》、《庄子》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探讨了“气”的概念及其作为世界万物的组成。
古人常常结合阴阳思想来论“气”,所以我们所说的“气”通常是指阴阳二气。
“盖太极判分两仪,宇宙间事事物物无一不在阴阳之中,斯无一不在生气中也。
浮而上者阳之清,天气
之所轻灵也。
降而下者阴之浊,地气之所重质也。
向使天地二气不能相交,则阴阳无靖和之情,万物则不能生育。
语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也……阴阳相和,气机由此胎息亡谓与。
”这里明确指出,“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
汉代老庄思想的盛行大大促进了气论思想的普及。
东汉的王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和无神论,对当时流行的神学迷信提出了反驳。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气说成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包括大地生育论、地脉说、大地生气说。
此时的风水已经具备了明确的思想体系,《葬书》是风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系统地叙述了阴宅风水选择的原则和方法,对后世风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本文着重于阳宅的风水选择,故对此不作详细阐述。
风水思想也影响了当时的建筑。
在城市的营建方面,风水思想为城市营建中注入了依山傍水、聚集生气的思想,使城市在严整的礼制布局中透露出自然之情。
如邺城的营建,以城为基,在西北筑起高崇如山的三台,暗合风水尊西北为祖山来龙,宜高耸的意识。
在城外西北造元武池,又从城西北引漳河水,由三台下流入铜雀苑,过宫殿区,分流一部分至坊里区,由东门以南流出,其引水与城内园囿结合起来。
城市园林也发展起来,城西有文武苑,北城外有芳林苑,城东有灵芝苑。
在住宅建造方面,贵族们往往在建造住宅时建造园林,如北魏洛阳的华林园。
园林的审美与风水的生气思想互相促进、互相交融。
风水讲究人们的居住场所应该贴近大地、吸纳生气,具有返璞归真的思想,人们开始感悟回归自然的宁静与安详。
风水意识也渗入到宗教建筑的营建中,在选址上,开始追求宗教理想与自然环境的配合。
如洛阳龙门石窟,在选址上,便将风水水口当镇的思想与宗教理想结合了起来。
(三)发展时期
唐宋时期,风水理论得到了根本性的发展,涌现了许多有建树的风水名流和风水著作,分支理论空前发达。
主要的两大流派是“形法派”和“理气派”。
形法派,又称形派、形势宗。
这一派注重在空间形象上达到天地人三者合一,重视寻龙、点穴、察砂、观水、取向等等。
其基本思路就是根据地貌形势来判断居处凶吉,把安家的自然环境,看成是和人身体一样的有机体,以各种参数的协调配合作为理想风水。
形法派的观点很多来自于前人的择居经验,早在形法派出现之前就有许多建筑大师、工匠在设计与营建中体现了形法派的理念。
形法派的发起和传播范围主要是在江西,所以又称江西之法,该派的宗师是晚唐的杨筠松。
杨筠松,窦州(今广东信宜)人,著有《撼龙经》、《疑龙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等书。
他强调“山龙落脉形势”,注重龙、穴、砂、水相配,他的理论主要是针对阴宅的,但对阳宅也有一定的影响。
形法派讲究实际研究,注重地理环境的格局,但是忽略了地理环境在时间上的变化,这影响了形法家对地理环境优劣的判断。
这一派的思想影响了隋唐时期建筑的营建。
对山水形势和对人文与自然之美有机结合的追求,使隋唐时期的建筑富有壮气之美。
如长安城的营建,体现了自然山水巧妙结合。
隋唐放弃汉长安而另选新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制狭小,地势低洼,水质不好且水量不足。
新的城址位于汉长安东南,北临渭水,头枕龙首原,东有沪水、溺水缠绕,南面遥对终南山及子午谷,地势上北高南低,既合帝王坐北朝南的方位要求,又符合枕水背山、居高临下的风水格局,地理形势与方位珠联璧合,天然就有成为都邑、巨镇的气势。
这一时期,王城不再居中,也是受到了风水思想的影响,都城营建把四周山水都纳入了风水整体格局,王城所居之位,正是风水穴点。
所以王城的所在地,并不是都城的中心,而是山水的中心,风水的中心。
理气派,又称理派、理气宗。
这一派的主要内容是五星八卦。
五星就是指五行,用五星八卦推定生克道理,又须乘气作向,控制消纳。
该派的基本思路是从五行八卦等方位、生克的观念入手,以虚拟的煞数宜忌代替现实,因此太极、河图、洛书、八卦、天干、地支、阴阳、山向、官星都成为这一派的理论基础。
这一派相对而言迷信成分更多。
理气派始于闽中,流传于浙江一带,所以又称为福建派。
该派的宗师是五代北宋的陈抟,代表人物有宋代的王■、赖文俊等。
理气派的主要工具是罗盘。
罗盘中有二十四个方位,有管局九星,有三河九星,九星之外又推演催官,增入二十八宿宿度,非常繁琐。
与形法家不同的是,理气家不用实地考察山川,只是用罗盘推演。
宋代理气家将阴阳八卦运用于山形水势的方位,在增强了理性推理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利用风水催官、催贵、催富以及兴文运、发人丁等的推导体系,迎合了日益膨胀的市民需求。
当
时的人们面对无法改变的经济及劳作压力,希望以小的动作获得改变风水效果的心理,导致宋代风水汲取了大量的民间方术和民风民俗,因而使宋代风水走向了世俗化。
对理气派的批评有很多,比如《地理末学》中说它“流弊之极”,“理气之家,妄谈神秘,使人疑惑,久停不葬,为害不小。
”
事实上,形、理二派既有相互独立的体系,也有相互推行的一面,在实际操作中经常掺杂在一起。
风水学必须形理兼备,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互相促进、补充,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此外,国家安宁繁荣,成就了佛、道、儒三教并立的局面。
其中与风水关系最密切的是道教。
道教始于东汉,在魏晋南北朝形成了基本的思想体系。
它的思想除了来源于古代宗教、巫术、神仙思想、黄老之学和迷信之外,还来源于儒家所遵从的《易经》、五行、阴阳、八卦、气论等思想。
而这些思想也正是风水所遵从的思想。
风水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道教,比如《道藏》中就收有《宅经》。
道教总是把风水、卜卦等内容看做是自己的一部分,而风水本身也很愿意借助道教在民间的强大势力,达到广为传播的目的。
在这一时期,佛、道、儒三教基本平坐,相互融合,为各家风水思想的融会贯通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促进了风水的发展。
(四)总结时期
到了明清时期,有关风水的理论著述大大增多了,各分支体系的理论也更为发达。
这时候的风水书籍走向了公开化、正规化。
此时,风水开始得到皇室的青睐,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编纂和积累了很
多风水方面的书籍。
如官方组织编纂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丛书,收录了几乎所有流传下来的风水著作。
同时,民间也收集和编纂了大量的风水著作,并且冠以“全书”、“大全”、“大成”之名,如《阳宅大全》、《阳宅集成》、《阳宅十书》、《地理大成》、《山法全书》、《平阳全书》、《阳宅大成》、《地理大全》等等。
这个时期的学者主要工作是对已有的著作作进一步的阐释,因此许多著述都被冠以“校补”、“笺注”、“辟谬”之名。
最著名的当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几乎对每篇著作都作了详细论述或考证,如《葬书》、《宅经》等,是我们今天研究历代风水文献的重要参考。
明清时期,在唐宋时期形成的风水两大派也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取得了发展。
形势派多为上层贵族所接受,特别是文人儒士们很推崇。
理气派多在民间传播,阳宅理论大为发展。
同时,这两派也出现重新融汇发展的局面。
清代张心言在《地理辨正疏》中谈到这种融汇:“不知峦头者,不可与言理气;不知理气者,不可与言峦头。
精于峦头者,其尽头工夫理气自合;精于理气者,其尽头工夫峦头自见。
盖峦头之外,无理气;理气之外,无峦头也”。
说明清代己认识到形势、理气是“气论”下一个整体的两方面。
理气强调方位理气,形势强调气著形随。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
物质欲望与传统的禁欲主义相互冲击。
此时的风水,因能实现人们升官、发财、求取
功名欲望的功利性而受到世俗社会的追捧。
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风水本身趋吉避凶的手段逐渐演变为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手段也更加丰富和完善。
因此,风水迅速发展到鼎盛,民间职业风水师大量涌现。
风水也逐渐融入家族制度中。
风水以太祖、少祖、父母、子女的等级来划分龙脉诸山,以家族模式来描述风水环境。
这一观念其实是儒家道德伦理观的体现。
风水与家族制度融合在一起,世代相传,从而发展成为了一种民俗。
三、阳宅风水选择探微
中国人历来重视居住场所的选择,如《宅经》一开篇就指出了“宅”对于人的重要性:“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凡人所居,无不在宅……故宅者,人之本。
”可见住宅对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村落、城镇、国家都是“家”的放大,因此“家”是一切风水模式的原型。
(一)阳宅外形
城镇和村落的布局要观察周围的大环境,住宅的选择上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人们在选择住宅时会考虑周围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而在社区中,一般还是以人文环境为主,比如桥梁、道路、学校等等。
《阳宅十书》中曾明确指出了大地山河是住宅选址的根本,“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
”因此,人们选择住宅的最基本模式便是“背山面水”。
所谓“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这样的
地方被称作是最理想的居住地。
一般而言,对于阳宅的外形,要求坐北朝南、方正平衡,最典型的当属北京的四合院了。
《阳宅十书》中对住宅的基本要求也作了概括,主要有:住基地势宽敞平坦,周围有山水环抱,有秀峰耸立,水口紧缩,案山横搁等等。
这些观点用当今科学的眼光来看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二)阳宅内形
内形是指住宅内空间的分布。
对这一点的研究以理气派见长。
在整体布局上,要求房屋的排列从后往前次第下降,错落有致。
这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后屋比前屋高才能保证后屋采光充足,而且也不会因为被前屋遮挡住了视线而影响心情。
住宅“内形”风水还包括住宅内部的陈设和装潢。
门是一套住宅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门的开法也很有讲究。
门是住宅与外界联系的主要出入口,是接纳外来“生气”的“气口”。
中国人住宅多是坐北朝南,风水中称为“坎宅”。
坎宅的三吉方分别是震(东面)、巽(东南面)、离(南面),其中又以东南和南面为上吉。
而东南方是生气方,大门是接纳生气的“气口”,所以东南方是最佳开门位置。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我们周围大多数坐北朝南的住宅门都是开在东南方的。
理气派则把大门方位与人的命理联系起来。
他们把房屋分为“东四宅”和“西四宅”;又把人分为男东、女东、男西、女西四命,把四命与四宅相对应起来。
以屋主的命理来看待住宅的凶吉,命理为东的适宜居住在东四宅,命理为西的则适宜居住在西四宅。
其他的还有“挡煞”、“避煞”、“幽曲”等讲究。
灶台和厕所的布局在风水中也很有讲究。
一般来说,人们把灶台设置在“凶方”,即“灶座宜坐煞方,火门宜向宅主本人命之生、天、延三吉方”。
这表明了古人对灶王爷敬而远之的态度。
以实用的眼光看,其实这是为了避免主人的卧室、客厅受到厨房的烟熏火燎。
风水家认为,厕所应该设置在住宅的次要位置上,不能正对房门,不能在风口上,也不要正对后门,否则会对宅主不利。
虽然这是借助于风水来实施的,但这显然是考虑到了卫生环境和隐秘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对风水的批判和冲击
在历史上,风水由于种种原因,不仅得到了老百姓的推崇,还受到了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青睐。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学者对它提出了否定或批判。
东汉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对风水提出了批判。
他认为,人死变鬼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并从逻辑上对当时盛行的“五音相宅法”作了批判。
唐代的吕才对此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
他经过对姓氏的考证,发现很多姓氏起初是从某一个姓分出去的,而有一些姓氏是由好几个姓氏合并而成的。
如果按所谓的五音法分类,许多原本属于一个类别的姓却被划到了不同音之下。
所以五音法是不可信的。
北宋司马光在《葬论》中批判了风水迷信。
他认为,风水的盛行导致很多人死去后没有及时被安葬,这不是孝子的行为。
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只想着先人的埋葬地点对自己福祉的影响而把亲人的尸骨暴露在荒野。
此外,王廷相、项乔、黄宗羲等学者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