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解决方案

别指望物价上涨短期内结束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受到以往价格水平历史性偏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美元贬值推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中国整体物价水平出现波动向上态势。据统计，自1978至2008年的32年间，CPI平均涨幅为5.5%。2010年以来，又出现了持续性物价上涨。今年的物价涨幅也偏高，估计全年在5%左右。

由于一些引发涨价的因素继续存在，比如需求旺盛、工资提高、环保投入增加、能源与其他资源产品价格逐步理顺、美元贬值等，预计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整体物价水平继续扬升。虽然今年下半年中国物价指数有可能由峰值回落，但这只是总体上升过程中的阶段性调整，难以重回3%以内的温和通胀区间。

中国物价指数进入上升通道，实际上还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提高增长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与结果。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物价上涨的时代背景与深层原因，对此要有较长时期思想准备，不要指望物价上涨短时期内就会过去。对于一些合理因素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则必须宽容，不能统统视之为洪水猛兽。

大幅提高人均收入最重要

增强城乡居民对于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是宏观调控物价的主体思路。应该从增加收入与减少成本两个方面着手，降低中国的相对物价水平（即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的物价比较）与绝对物价水平（即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售价比较）。

由于历史以及其他方面原因，中国相对物价水平显著高于西方国家，也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工作者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偏低。据相关资料，过去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5.7%，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我国制造业劳动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仅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3%左右，且不到亚洲四小龙国家平均水平的10%；有技能劳动者的工资甚至不到10%。

有人将中国较高的相对物价水平进行“量化”，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一杯咖啡只要2美元，看一场电影只要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中国，同样的比法得出的数据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转劳动报酬占比逐年下降趋势，通过增加工资等多项措施，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等。通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将我国人均工资缩小到欧美国家水平的10倍以内，甚至是5倍以内。大幅提高人均收入，大大降低中国相对物价水平，应当成为我们化解物价上涨的最重要手段。

城乡居民劳动报酬逐步向合理水平回归，不会导致中国商品竞争优势完全丧失。相反，还会因此提高国内消费能力，为部分外贸产能的向内转移提供空间。

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不能局限于增加工资，还要加大对于弱势群体的财政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等。调整个人所得税征收数额，也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降低相对物价水平的重要途径。财政部门完全可以从增加消费、推动经济总量增长中获取更多的税收好处，从培养长期税源来看，并不会吃亏。

多途径降低商品成本

　

物价上涨解决办法

　现阶段，不仅中国相对物价水平显著高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商品的绝对价格上，也是境内高于境外，尤其是奢侈品与名牌产品。 国内外商品价差明显，导致了大量购买力外流，一些名牌箱包、手袋、化妆品都在境外遭遇中国顾客疯抢。总部设在瑞士的环球退税公司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达6.5亿欧元，蝉联法国“购物王”称号。而世界奢侈品协会测算，若关税调整将引起至少70%消费回流。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在于中国境内商品销售成本过高，主要是税收与物流成本过高。从税的方面来说，有研究结果表明，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税收的大幅增加，使得中国年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是同期GDP增速两倍。还有人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也就是说，中国商品价格中的税收成本很高，分别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不仅最终消费品，即使是大宗商品，如天然橡胶、有色金属、矿石等，在国内销售，都需要缴纳很多的关税、增值税、营业税等。如此之高的税收成本，自然推高了商品在中国境内的销售价格，推高了中国的绝对价格水平。

因此，降低中国绝对物价水平的主要途径，还应当是多途径降低商品（含服务）成本，实现绝对物价水平的釜底抽薪。

首先是减税。原则上，大宗商品等原材料进口关税都要降低，普遍实施低关税或零关税。有些消费品，比如奢侈品、名牌商品关税也要降低。降低一些商品关税，虽然国家从单位商品上摊薄了税费，但却因为

该类商品绝对价格水平下降，大量购买力回流，有可能使得总税收量不减反增，算大账是划得来的。

其次是减少不合理收费。对于目前国内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进行清理，尽可能地加以取消，以此来降低商品成本，减少价格上涨推力。 最后是借助于人民币升值。就对冲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降低中国绝对物价水平而言，这是立竿见影，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道理很简单，人民币升值势必降低中国大宗商品和其他商品进口成本，降低国内制造业原材料成本，遏制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尤其是原油、矿石、谷物等农矿产品进口价格因为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一定会对所有下游行业，也包括服务业的价格产生很强的降低性影响。

通过上述措施，我们可以大幅降低各类商品，也包括住房、奢侈品等商品的销售成本，从而对于物价上涨釜底抽薪，实现稳定物价的调控目标。这比过多使用行政办法干预物价，比如硬性规定兰州拉面的销售价格要好得多。

通过上述增收减税途径，实现“两个降低”，当然会降低整体国民收入中政府获得的部分，使其投资能力下降，但这却是经济发展思路转变，是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客观要求。

一段时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重要途径在于政府拿走国民收入很大部分，再通过政府投资，或者是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方式，派生大量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与市场需求衔接不好，比如产能过剩等，还易于产生浪费与腐败。

通过上述两个降低，在增强城乡居民物价上涨承受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藏富于民”，将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引向最终消费，以此来拉动多渠道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经济增长更健康、更均衡、更可持续，不会引起泡沫，应该成为主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