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研究_张瑞安

第13卷第1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 ol.13No.1 2012年3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Mar.2012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结局使清政府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对比中西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醒时之论，曾国藩、李鸿章发动的“自强”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中，德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拟通过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历程，分析德国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中扮演的历史角色。

一、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师法德国的缘由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德国起步较晚。当英、法等西方列强竞相侵略中国之时，德国当时还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但它一心要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昔日辉煌。在俾斯麦的主持下，近代德国接连发起了三场王朝战争，用三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剔除了绊脚石，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德意志军事帝国。

统一后的德国经济迅速腾飞，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牢牢把握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权。在1897年暴露出其帝国主义面目之前，同其他列强相比，德国在中国谋求更多的是工商业利益，对中国主权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加上德籍税务司德璀琳

给李鸿章说：“德国距离中国较远，既无边界毗连，又无传教贩毒的纠纷，两国可以永久和好。”[1]78李鸿章受其影响，对德也深有好感，在他的主持下，近代军事变革从最初的师法英法迅速转向德国。

而德国迅速打破周边列强环伺的盟邦分散状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国家的奇迹，对于致力于自强的中国官员是一个鼓舞，为近代中国树立了“一个弱国如何通过计划与努力，快速有效地增强自身实力”的榜样。[2]9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显示出的促进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和消弭国内歧见两个方面的能力，也很符合中国自古就崇尚的“大一统”传统，可以说，德国的发展道路本身就成了近代中国一些改革者的楷模。所以说，近代中国在师法德国的问题上不存在多大障碍，是由于中德关系的互利性质及相似的政治氛围。

但中国作为一个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按一般规律来说，军事变革会成为现代化的突破点。那么，中国要师法德国首先还得取决于德国在军事上的过人之处，而统一后的德国恰恰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通过军事手段来显示政治实力和威望的能力”[2]7，这是日耳曼民族在演变中形成的性格。为塑造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武力统一的历史任务，德意志这个

德国与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研究

张瑞安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江苏南京210045）

[摘要]在内忧外患的接连冲击下，为挽救自身命运，清政府开启了以“师法”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军事变革。德国以其先进的军事科技赢得清政府的青睐，在武器装备更新、编制体制调整、军事训练和教育上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施加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发展。

[关键词]德国；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武器；编制体制；军事教育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692(2012)01-0118-05

[收稿日期]2011-09-21

[作者简介]张瑞安(1974－)，男，河北邯郸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讲师，中校，军事学博士。

第1期张瑞安德国与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研究119

崇尚武力的民族在军事创新上不遗余力。19世纪初，以沙恩霍斯特为代表的青年军官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军事变革，使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战略战术、指挥方式和指挥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适应了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

为消弭法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德国也很注重军事理论上的创新，特别是在老毛奇的主持下，德国首创参谋本部制度，设立参谋本部，极大地提高了军事指挥效率，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划时代创举。三次王朝战争，特别是普法战争的胜利，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强国，陆军实力更是无出其右，成为众多国家仿效的对象，这对于徘徊在军事变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以，德国在军事上的优势，自然而然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学习的首选目标。同时，出于拓展在华利益的战略意图，德国也有意涉足中国军事领域，于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在武器装备更新、编制体制调整、军事教育和训练上对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施加广泛的影响。

二、德国与中国近代武器装备更新

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有着辉煌的过去，但从明代后期开始，停滞不前的中国科技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了。在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几场近代防卫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技术根本无法对抗西方的坚船利炮，所以，近代中国要捍卫国家主权，军事变革从武器装备入手也是自然而然的。但由于近代中国军事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国无力承担研制新式武器装备的任务，这样，从西方引进便成为首选。

在“借师助剿”中，李鸿章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1862年率先在淮军中采用新式兵器。19世纪60年代，枪械主要购自英、法、美，大炮主要是英国生产的阿姆斯特朗炮。而此时的德国因忙于统一战争而无暇他顾。1870年，德国在色当一役中，使用120尊克虏伯大炮不仅成功压制了法国炮兵，而且把法军步兵阻止在2000米之外，因此有人评论说：“普法之战的胜利便是使用克虏伯炮的胜利。”[3]35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王韬在分析普鲁士获胜的原因时，也专门谈到它的武器：“普军所发皆墨迭儿鲁士新制枪炮，锋锐莫当。”[4]49普法战争的胜利也引起了李鸿章对德国武器装备的关注，他说：“至炮位一项，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5]14所以，1868年淮军铭、盛各营及亲兵炮队陆续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后门四磅钢炮114尊。1873年，淮军又购15厘米35倍身长炮4尊、12厘米25倍口径炮8尊，同时又与克虏伯厂商订了几十尊四磅后门钢炮，这大大增强了淮军的战斗力，使其成为国内的一支劲旅。湘军左宗棠部也较早地引进了克虏伯大炮，并在收复新疆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从1870年到1874年，清政府在一些军队中已购买、配置了克虏伯炮，但处于一种无组织购买阶段，缺乏统一规划。在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左宗棠等通过对英国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和克虏伯后膛炮比较后认为：“行仗小炮为宜用后膛，取其轻而及远；轮船、炮台所用大炮，究以前膛为宜”[5]14。随着认识的加深，采用以克虏伯为主的后膛钢炮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统归一律的主要炮式。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也将推销克虏伯炮作为他的一项职责，多次拜会庆亲王奕劻，庆亲王答应：“除了克虏伯炮外，绝不订购其他炮”[6]259，使德国武器在中国的销售取得了首要地位。此后，中国的海防要塞、陆军炮队、海军舰船上装备的德制武器居多。

随着海防危机的加深，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重点转移到了海军建设。“阿思本舰队”事件后，李鸿章逐渐改变最初完全依赖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购船买炮，转而通过驻德公使和洋行向德国订购舰艇及枪炮。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从国外购买了46艘各式舰艇，其中德国36艘，英国10艘。到1888年，北洋海军建成时，25艘主要舰艇中，5艘主力舰，5艘鱼雷舰由德国船厂生产。定远和镇远两艘巨型铁甲舰就是由德国的伏尔悭厂生产。甲午海战时，参战的10艘军舰中，有5艘主力舰是德国制造的，可见德制舰艇已成为北洋海军的绝对主力，在北洋船舰上安装的大炮均采自克虏伯。南洋舰队和广东水师主要舰只也配置了克虏伯炮。另外，德国的汉纳根大尉还为旅顺和威海卫海军基地设计和修建了全部海岸新式炮台，并在炮台上全部安装了克虏伯后膛钢炮，增强了北洋海军港口的防卫能力。

甲午战争后，掀起了“仿照西法，急练劲旅”的热潮。张之洞的自强军仿德国营制，制定了饷章，共13营，其中炮队2营，操用武器是克虏伯后膛钢炮。袁世凯接手定武军后更名为新建陆军，效仿德国营制，除了设有步队和马队外，还创设了独立的炮队和工程队。配以炮兵2营，全部装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