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

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虎城和中共，则是出于另外的考虑。多年以后张学良在对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中，称其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见凤凰卫视专访），值得深思。关于西安事变的书籍非常多，其中《挽救危亡的史诗》（广西师大出版社《抗日战争史从书》的一种）较好，尽管该书的观点非常正统，但史料是最详实的，也是相当准确的。

西安事变以前，张学良秘密与中共接洽，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关于抗日宣传的响应。张学良当时认为，中共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在谈判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对于中共坚持要从山西出兵抗日的举措，张学良很不理解，他对周恩来、李克农多次谈到，要抗日，从绥远出兵不是更直接？对此，中共没有正面回答。另外，中共政策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变化，是张学良一手促成的（要了解这一政策的变化，必须看到《八一宣言》在国内没有立即实施）。

另外，西安事变后的谈判也充分体现了几方的不同立场。大体上，张学良不要地盘不要钱，只要抗日；相比之下，杨虎城要地盘，中共既要地盘又要钱，而且为地盘和钱几致后来的谈判破裂。这一情况，在当时的记载以及后来宋美龄、顾祝同等人的回忆中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举措，是大手笔。正是如此，维护了蒋介石的威望，保证了蒋介石对抗战的领导权威。对于蒋介石来说，软禁张学良，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解决东北军集团的遗留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共双方似乎都有点顾左右而言它。

抗战胜利之际，东北的接收成为国共双方力争的焦点，国民政府内有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如果南京方面让张学良出面回到东北，情况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对此，中共有一个十分厉害的策略，率先向蒋介石建议，请张学良出来回东北。这恰恰加剧了蒋介石的疑虑，而彻底否定了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应该说，这个

心理战，中共打得十分漂亮。

1949年以后，张学良成为国共双方都十分敏感的人物。中共方面，一直寄希望于利用张学良的声望。从诗作中，也可以看出来。1988年，吕正操（张学良的老部下）将1984年作的《浙东纪行》托张闾蘅（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带给张学良，云：雁荡奇图屹浙东，剡溪九曲万山中。以血洗血高格调，逃台迁台小易盈。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不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诗中的含义，自可细细琢磨。而张学良答诗也很有意思，曰：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充分反映了少帅的态度。

1990年，张学良又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借郑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对于自己的评价，他写道：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和国民党整编66师中将师长李仲辛和徐州剿总中将参谋长李树正的"兄弟情"

与李仲辛和李树正在南京有一定交情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曾经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也出席李仲辛将军的追悼会,看到和李师长相敬相爱,非常恩爱的李师长

夫人周黛西女士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紧紧抚摸李仲辛不放,张学良想起十二

年前既1936年西安事件前夕曾到南京和李仲辛见过面,谈了很长时间,当时,两人都相见恨晚,后来,张学良称呼小他十一岁的李仲辛为仲辛弟,20多岁的李仲辛和比李仲辛还小一岁的李树正称呼他学良哥,后来,李仲辛担任监视张学良的警卫部队团长,李仲辛对张学良十分关心和照顾,吩咐给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一定自由活动空间,想到这里,张学良流下眼泪,叹道:"仲辛弟,才36岁,36岁呀,这么年轻."已经是徐州剿总中将参谋长35岁的李树正及夫人叶芳娜也默默流泪.

张学良对赵四小姐叹息道:"仲辛弟作为国军整编66师中将师长,他为党国成仁,可是给他的贤慧非常爱他的妻子周黛西小姐带来极大的身心痛苦,小妹,仲辛

弟和你都是同年生人,都是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出生,死时才36岁,真是英年早逝,痛心."汉卿哥,

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如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但瑕不掩瑜，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如1928年的改旗易帜完成了国家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垂青史。

纵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施行易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虽然他后来执行蒋介石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东北三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