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任诞背后的人生思考

竹林七贤任诞背后的人生思考

李雁考号：232606100111 考区：云南大姚摘要：魏晋时代“民生凋敝，士人朝不虑夕。”连年战乱和瘟疫使得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学士充满对生命易逝、人生短促的深沉叹息。他们嗜酒如命，不拘礼法，以任诞狂放的行为文明于当时，文明于后世。而在他们任诞行为的背后隐藏着的不仅仅是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更对生命的强烈欲求与深深的眷恋。

关键词：竹林七贤；任诞；人生思考

本文通过对竹林七贤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①的社会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任诞行为的任诞行为的来分析他们任诞狂放的内因与外因（即他们的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阐述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下不同的思想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命运，揭示他们思想深处的矛盾，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我们不能向阮籍等人那样随心所欲，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生活，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足够的信心来面对一切挫折和压力呢？难道整日就沉湎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②的感叹中？

据《世说新语任诞篇》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此七人生活在汉末魏晋之际，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频繁的战乱，统治者的肆意杀戮，使得知识分子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浩劫。据《晋书·阮籍传》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据史载，这一时期被杀的大名士有：孔融、杨修、桓范、何晏、夏侯玄、嵇康、吕安、王衍、张华、潘岳、陆机、郭璞……特别是司马氏篡逆滥杀，既诛异党，复杀名士。由于司马集团大肆杀戮，使天下“名士减半”。传统的儒家名教思想已经无法给人民任何慰藉，更可怕的是在位者利用名教来杀害文人。面对这样的现实，失望心理笼罩士林。随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儒学的独尊地位逐渐受到怀疑，而老庄的哲学主张正合于人民厌倦战争的心理。按照《晋书》的说法，魏晋是一个“学者以老庄为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是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这个时

代的人物是那么地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尊为名士，而继承孔子衣钵者则被视为虚伪。

庄子把那些不合于世俗而合于自然的人称为“畸人”，并称“天之小人，世之君子；天之君子，世之小人”（《大宗师》），把世俗与自然的道德标准完全颠倒。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里将世俗的“君子”贬到虱子的地位，说他们“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嵇康就骂得更为直白，他极端厌恶世间所谓“君子”的一切，他说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得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这是很恐怖的，仿佛六经的毒害比之鹤顶红更为竣烈，比之鸦片更为残忍——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

思想选择的最终结果，使玄学替代了经学。而在生活态度上，士人们不再恪守儒家的礼制名教，世风的变化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生活态度上。正统思想失去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追求也更加丰富，更重性情，更具个性。士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光阴易逝、日月如梭、人生坎坷、生命短促。即使像曹操这样的一代英雄，对人生也充满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③之类，写来竟是如此地慷慨悲凉。

玄学发展到最后，但凡世族之人，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香茗数盏、美酒盈樽、口谈玄奥、言如珠玑、轻裘缓带、宽衣著体、手执麈尾、不鞋而屐，看起来很飘逸的样子，这已成为名士的必备行头和特征。在众多的名士中，竹林七贤的行为尤为放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酣歌醉饮，肆无忌惮

七贤皆是好酒之徒。王恭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酒在六朝士人那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王忱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不难想象，这些嗜酒之人聚在一起开怀畅饮会是何等的放浪形骸，名士们正是在酩酊大醉中全身自保、“自远”与“形神相亲”。

阮籍的饮酒是十分出名的。当其酩酊大醉时，可以肆无忌惮地躺在漂亮的酒店老板娘身边；可以无缘无故地为一个未婚而逝的少女痛哭吊唁；甚至可以违反礼教人情，在母亲的灵柩旁又吃又喝；他甚至在有司马昭参加的宴会上，发出“杀父乃可，至杀母乎！”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令司马昭十分不快，说：“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他从容解释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在座的那些所谓礼法之士也没了脾气。以他的才学、名气，完全可以作更大的官，如果他有要求，估计司马昭也不会拒绝他，可他要求的，仅仅是一名步兵校尉，为什么？因为步兵营有名善于酿酒的好厨师，窖中藏有三百斛的美酒，司马昭自然乐于满足他。所以后世称他阮步兵。史书说他“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都云阮籍痴，谁解其中味？那酒态，那醉意，不过是他内心痛苦的流露，是他不满现实的一种掩饰、伪装。

刘伶以其善饮、豪饮而闻名于世。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可称为中国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极广。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醒世恒言》中形容道：“李白一饮一石，刘伶解醒五斗。”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

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与猪一齐饮酒。

相比之下，山涛饮酒稍有节制。据说山涛饮酒八斗而止，多一点不喝。一次皇帝请山涛喝酒，为了证实山涛八斗之量，让人拿出八斗酒让山涛喝，趁山涛不注意时合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进去，山涛喝够八斗，再也不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