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有没有可能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有没有可能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是一篇来自央企高管的文章，作者是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对标题里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有”，前提是把写进《公司法》中的条文执行到位。

作者认为，当前国企的改革方向，从宏观角度，是建立有效的国有资本管理与考核机制；从微观角度，是围绕建立健全董事会制度来完善公司治理。无前者，后者没有目标和原动力，无后者，前者也是空中楼阁。接下来要做的，是让即将建立的国资投资控股机构严格按《公司法》运行，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将董事会由虚转实，最重要的是落实董事会选聘管理层的权力。

杨海江/文

资产管理和资本管理有何不同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企改革要从保值增值的资产管理过渡到有进有退的资本管理，这一新提法让长期无解的国企公司治理看到了希望。理解这一提法，首先要厘清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国有资本这几个常常被混淆误读的概念。

国有资本和国有资产有何不同呢？企业的全部资产等于企业的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国家在国企里的所有者权益即是国有资本。在当前国有企业普遍改制为公司制法人的背景下，就一家国企而言，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并非企业占有的全部资产，而仅是国家在该企业所拥有的资本，因为企业资产的所有权按法律是归该企业所有（企业法人的财产权）。因此，从法律角度看，国有资本即是国家在国有企业中的权益。“国有资本”最重要的属性是所有权属性。理论上，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只是受托人，并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代理行使类似于股东的权利，这也是当年将“国营”改为“国有”的原因，即是为了突出所有权属性而弱化管理和控制属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条件下，资产管理是从经营者的角度出发，手段是通过经营者掌控的全部资源，利用生产再生产过程实现利润，即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而资本管理是从所有者角度出发，手段是通过选择投入（或退出）的目标和时机，通过获取资本利息（分红派息）或资本增值（包括退出时获得的溢价）以实现尽可能高的回报。

资产管理和资本管理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后者的目标是回报最大化。回报不等同于当期的利润分配，如是证券化的资本，证券价格（如股价）的溢价也是回报，这包括了对未来资本收益预期的折现，另外，资本管理必须考虑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而在以利润为核心的会计考核体系中通常不会考虑权益成本，即股东要求的最低回报率）。国有资本的管理核心应是资本回报的管理，因为获取持续的回报是资本的本质属性。

《决定》提出了“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涉及到今后国资管理体制的变化，可能涉及国资委职能的变化。关于国资委的职能，通常理解，其核心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这一概念不太严谨，资产管理应是经营者的权责范畴而非出资者的权责范畴。国资委如作为出

资人，其在国企的权利是“国有资本”附属的权利，其管理的标的应是“国有资本”而非“国有资产”。

《决定》提及“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及“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两类公司的定位区别从《决定》中可见端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应是类似淡马锡一样的国家投资控股机构，将一部分央企的股权或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划归其所有，对这类机构的主要考核指标是资本回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及公共事业，在“前瞻型战略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等领域投资。对这类机构，主要应围绕实现政策性任务的好坏来考核。

目前而言，这两类公司同国资委的关系尚不明确，国资委今后的职能变化尚待观察。

从国有资本全民所有的属性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在政策制定、监督管理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国务院应制定中长期的国有资本回报分配计划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应制定或审批国有资本回报政策，明确国有资本回报的考核方式、收益使用范围等。

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国有资本的证券化，这有利于对国有资本的收益实行监督考核及建立起透明、有效的退出机制，防止对国有资本权益的损害。当前，国有资本的主体部分已存在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当中，下一步应加快国企整体上市的进程，最大程度实现国有资本的证券化，而市值管理将成为国有资本管理的重要方面。

当前，建立基于资本回报的考核机制应作为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的着力点，而建立国有资本向全民回报的机制则是国有资本的属性所决定的。《决定》在这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国有上市公司将部分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政策已经在执行，即按上市融资额10％的比例将股权或相应股权出售的收益转给社保基金，下一步将增加这一比例。增加的同时，还应制定或完善社保基金所持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管理的相关制度，保证社保基金的收益权和其作为股东的监督权。社保基金作为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不应仅作为一般的财务投资者，还应发挥主要股东的作用，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促进上市公司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谈国有资本的回报管理不应回避国有资本的流动性，资本流动同样可产生回报。《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资本能够按市场机制流动，相比于笼统的“国退民进”的提法更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卡在哪里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核心是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层各自的运作机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董事被股东委任后，即同股东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成果，董事会向股东承担责任，股东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有考核、评价权，对董事有选举和罢免权，董事会为完成股东的委托及投资回报的期望而选择合格的管理者。

政府（通过国资管理部门）对国有资本的管理责任建立在所有权（股权）之上，但如直

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则会背离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在保证国企作为平等市场竞争主体的前提下，国有股东有对受托人的委任、考核、监督等权利或权力。这一过程与其他类型公司的股东行使权利并无不同。

但是，当前各级国资管理部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府部门的面目管理国有企业，这同国资委设立前政府行业部委的管理没有本质区别。

就每个企业而言，婆婆的名字变了，但监管手段大体相似。国家投资控股机构作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其权利和义务应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和履行，同时国家投资控股机构（包括社保基金）也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或投资基金理事会制等）。国家投资控股机构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但能增加其透明度以便审计及考核，而且使其成为资本市场上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参与交易（国资委本身并不是营利性的法人组织，加入市场交易活动时等同于政府）。

国有投资控股机构切实履行好股东责任，最重要的应当是促使董事会制定合理的业绩目标，为股东贡献理想的、可持续的回报，在公司无法完成回报预期的情况下，行使问责权（包括调整董事会成员）。今后，在设定国有资本投资回报目标的前提下，如何将考核指标层层传递落实，从而促进国企提高效率是国有投资控股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责，这就涉及选人、用人的问题。

《决定》在国有企业的选人、用人机制方面提出了“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合理增加市场化比例”的表述，但谁去为企业选择职业经理人？谁对这种选择承担责任？这涉及到当前中国国企公司治理的一个显著的缺陷，即董事会职能的虚化，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董事会选聘管理层的职能没有落实。

就国有独资公司而言，这一职能目前大多被各级政府（国资委）、党组织取代，就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这一职能大多被控股股东实质取代，这导致明显的权责不一致。上述这些机构和组织代行了董事会的职权，却不对公司生产经营的结果对股东承担责任。

在国企管理层的人事任命方面，应明确责任主体为董事会，而不是某一级政府或党组织这样无法确定职责的机构。人事任命的责任，归根结底是对国有资本能否获得持续稳定的回报承担责任。

就欧美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董事会职权的相对弱化虽也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但其最重要的职能始终切实地履行着，即选聘CEO并制定CEO的考核目标和薪酬计划，这不仅是董事会的最重要的权力，也是其不可推卸的义务。

当前我国国企管理层的选聘，大多情况下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和组织指派方式上，虽然可能也履行了董事会批准的形式，但这种批准只是对组织任命的确认，对经营班子成员，尤其是总经理这样的管理团队的一把手，董事会并无提名的权力。这一现实，同现代企业制度下经营者选聘机制差别较大。

这一点不改革，建立起以资本回报考核为核心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就失去了根基。试想，董事会不能选择总经理，董事会还能对经营成果承担什么责任？董事会对经营成果不承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