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中央研究院在李庄的岁月

【史海钩沉】中央研究院在李庄的岁月

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研究院的老先生们居然能从事学术研究，且成果累累，相比之下，现今那些搞抄袭、走门路的所谓专家、教授们，真让人心寒。在宜宾市李庄镇板栗坳，有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铭》，记载了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五年多的难忘岁月中，与李庄人民结下的山高水长的深厚情谊。在碑后留名的50多人，在当时或后来都是国际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李庄，这个长江边上的古镇，在抗日烽火的岁月里，使这些专家学者“从容安居”“不废研求”，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历尽艰险到李庄

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首任院长是蔡元培先生。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设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发生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历史语言等人文学科设在北平，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九·一八”事变后，设在北平的研究所先后迁至南京。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迁设于李庄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研究所。史语所是中央研究院中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

所。“七·七”事变后，先是迁至长沙，后又经桂林、龙州、镇南关、越南河内，然后搭乘小火车到昆明。这已是1938年底了。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多相对安静的日子，1940年，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占领了鄂、湘等省交通干线，两次长沙战役先后打响，云南的安全受到威胁，西南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也不断地遭到日机大规模的“疲劳轰炸”。迁到昆明的不少机关、学校，被迫决定再次西迁。但是，哪里是一个能安放下一张相对平静的书桌的地方？这时，一封充满感情的十六字电报，最终确定了这次迁徙的目的地，是四川省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李庄。中央研究院租用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六处大院作为办公和生活用房。1940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体质人类学所与同济大学陆续从昆明往宜宾李庄搬迁。汽车从昆明出发，一路艰辛，经曲靖、宣威、毕节、四川叙永、泸州，再转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溯长江而上到宜宾。李庄在宜宾下游19公里右岸，但当时这个小镇没有停靠轮船的码头和趸船，轮船上的人、货必须在宜宾码头转船。1940年11月12日下午，民生公司一艘驳船，装载着史语所140箱公物从泸州抵达宜宾停靠合江门码头，然而，就在货箱将在第二天过裆时，发生了一件使中研院专家们捶胸顿足的事故。当天晚上，这艘驳船因年久失修，底仓进水，被船上的船员发现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底仓已进水一半。放在底仓里辗转万里的珍贵的书籍、资料以

及十几包水泥、线圈全部被水淹没。宜宾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档案记录了此次事故。后经全力抢救，沉入长江的驳船内的箱子全部打捞了上来，运上码头开箱进行晾干，减少了损失。民生公司承担了事故责任，但损失是无论如何也赔偿不起的，第六区（宜宾）专员公署作为见证，在事故书上签了字。史语所从南京运出的大小箱子共计600多个，包括了20多万册珍贵图书、资料，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古人类头盖骨、骨骼，明清皇室档案以及古籍善本等。这批箱子，全部运到了李庄，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6月安全回到了南京。

傅斯年与史语所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抗战期间还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史语所迁李庄的六年，也是傅斯年最忙碌的一段时期。不仅要忙院务，还要忙所务，为史语所的研究方向把舵，同时还要关心在李庄的本所及其他学术机关的专家的生计，常常重庆、李庄两头忙。傅斯年是1942年到李庄的，住在板栗坳桂花院，该院至今仍保持着原貌。傅斯年的旧居，目前为傅斯年当年抬滑竿的脚夫张海洲的孙子一家居住。提起傅斯年等中央研究院的先生们，

现今住在板栗坳的老人们都记忆犹新，对他们的学识、人品无不交口称赞。在李庄时期，傅斯年组织学者们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是抗战前，傅斯年把它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在李庄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组织出版了《六同别录》学术论文集，共收录了中研院16位专家在李庄的27篇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历史、语言、文学、民俗、民族、人类学等领域。该书为石印线装，分上、中、下三册。之所以取名为《六同别录》，用傅斯年的话说，李庄曾是六同郡所在，将李庄的

这些研究成果单独编印成册，作为在李庄的纪念。▲胡适与

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发表论文、著作百余篇（部），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

高的地位。李庄时期的史语所，汇聚了一批中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

家梁思永和劳干、语言学家李方桂等，他们虽饱经战乱，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在李庄，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吴金鼎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者。抗战期间，他带领苍洱古迹考察团，以王介忱（吴夫人）及英国考古学博士曾昭燏为团员，从事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工作。在吴先生主持下开了“女性考古”的先河。在李庄，他们把这一带的工作写成《云南苍洱考古报告》，这本报告很特殊，插图都是用木板刻印的。1941年春，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从事川康境内考古工作。此时发掘经费拮据，这是考古最艰困的阶段，吴金鼎尚能乐于处之，并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成果。董作宾为殷墟考古第一人，他的甲骨文研究，打开了商代晚期200多年浑沌历史的大门，《殷历谱》是在李庄最后完成并石印出版的；1941年他与梁思永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也是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的。1940年10月底，梁思永一家迁到李庄，住在原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到李庄不久便突然病倒，并且病得不轻，经确诊是肺病，罗家的书房“植兰书屋”，便成了梁思永养病和工作的地方。梁思成、林徽因从上坝到镇上，都要到罗家去看望梁思永。当年，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在同济工学院附中念书，对当时的情景印象很深，罗萼芬生前回忆说，梁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