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荒唐风流史

郭沫若荒唐风流史郭沫若荒唐风流史文章来源: 史海钩沉于2013-04-24 因雅安地震的震后救助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再次成为焦点。

正当红会对外宣布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之时，有英媒披露称，郭美美是原红会副会长郭长江包养的“二奶”。

郭长江则是中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的儿子。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郭长江的名人父亲郭沫若，就有一段始乱终弃的风流往事。

郭沫若曾经在日本渡过漫长的留学生活，并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整整十年，可以说，郭沫若青春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日本。

这个被鲁迅骂作“流氓加才子”的大文豪，由于其文化大革命的骑墙草作风，更加上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做作表现，留给后人诸多诟话。

事情回到1911年的一天，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说，母亲已给他订了婚。

女家是苏溪镇的张家小姐张琼华，和远房的叔母是亲戚。

因为是门当户对，母亲又亲自去看过本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

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没经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办了。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郭沫若不便拒绝，只好趁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见面。

揭开新娘头上的脸帕时，郭沫若心里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只见一双三寸金莲，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

郭沫若在极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张琼华从入门的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难处。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

这一年的暑假他曾回家居住，但每晚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

这位被重重封建礼教紧紧束缚的女子，独守闺房，孝敬公婆，对郭沫若从未产生过哀怨的情绪。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的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 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后来的郭安娜）。

佐藤富子的父亲是牧师，母亲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虽说谈不上富裕，但在明治四十年代能够让女儿接受中等教育并脱离农村走向都市，可以看出佐藤的家族是开明和富有远见的。

当时的郭沫若，是官费留学生，每月从国民政府那里享受33日元的奖学金。

在当时，几个人合租一屋，租金只需1.5日元，而每月的伙食费8.5日元也绰绰有余。

正是在这等宽松的环境下，郭大文豪诗兴大发，并有闲情逸致与佐藤小姐花前月下、甜蜜私语。

应当说，当时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是体现了自由爱情的力量，郭沫若为追求佐藤写了100多封情书，而佐藤小姐陶醉于郭沫若的才华横溢，毅然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同居，为这，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佐藤甚至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这段浪漫甚至富有一些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最终以安娜的人生悲剧而告终。

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安娜甚至连追悼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看。

安娜膝下的子女，对郭沫若更是不敬而远之。

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安娜一家，为何对郭沫若如此感冒？如此不愿谅解呢？现在许多专家学者将原因归结为郭沫若的私生活问题。

确实，郭沫若在个人私生活方面是相当糜烂的，当年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在日本拈花惹草，这里不多详述。

典型的案例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1927年10月，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两人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后来此事无疾而终，安琳下落不明。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无路，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

在这种险恶背景之下。

支撑家庭生活重担的是无怨无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旧未能清静，大约在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在日本玩得更大的当属和于立忱之间的一段情。

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闰秀。

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

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

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于立忱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迷，但与郭沫若有密切关系，这点不容置疑。

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拼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

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

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

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

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出于对于立忱的负疚之情，郭沫若坦言要将爱她姐姐之心转移到于立群身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立忱是投入得很深的。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

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

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

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

王芸生在文革期间吃足苦头，这是后话。

有必要指出的是，郭沫若既然如此喜欢于立忱，那又为何临阵脱逃呢？许多人将之归结为郭沫若的家庭责任感，郭沫若曾经也作过诗，说自己就象是只风筝，欲往高处飞，但最终仍有绳子束缚着。

在这里许多学者将之归结为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

但只要看看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断绝与安娜一切联系，与于立群再结秦晋之好，就可以看出所谓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是虚幻的。

笔者的推测是：不是安娜的贤妻良母，也不是孩子们的嗷嗷待哺牵住了郭沫若的心，而是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对郭来说是块有用的挡箭牌。

当时的郭沫若有其算计，如果抛弃安娜投入于立忱的怀抱，那么说不定日本宪兵哪天就会驱逐他们出境。

而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因此，出于保身的目的，郭沫若选择了留在安娜的身边。

对于郭沫若的风流本性，安娜作为传统的日本女性，抱有相当宽容和忍耐的立场，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

安娜非常平静地向郭问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认爱安琳。

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们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在男女问题上，安娜的忍耐是有目共睹的，既便是郭后来患性病，即便是郭与于立忱闹得风风雨雨，安娜能忍都忍了，能宽容的也都宽容了。

但人到晚年，安娜及其家人为何要“冷眼”面对郭沫若呢？这其中仍有隐情。

1937年，郭沫若获得蒋介石的恩赦，终于可以返回中国。

蒋介石为何宽恕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信度比较高的一种是：郭沫若在甲骨、金文研究方面的成就引起了日本政界颇具发言力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注意。

1934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郭的古文字研究才能，特地在别墅中亲自设宴招待郭等等。

1937年，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希望进一步沟通与日本的关系，郭沫若与西园寺的特殊管道或许派得上用场。

因此请示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

郭沫若接此消息，乐不可支，回到国内，蒋委员长亲自接见，郭大文豪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连夜写就美文《蒋委员长会见记》，此文虽不长，但以肉麻的口吻称颂蒋的手是如何的温暖，眼睛是如何的明亮，抗日的决心是如何坚定等等，文革中郭吹捧毛泽东的那一套，在这里已显现雏形。

郭沫若在文章中描绘了他如何依依惜别，如何亲吻安娜的额头，如此凝视熟睡的孩子，如何忍痛抛家弃小投身抗日洪流等等，写得缠绵，写得摧人泪下，有诗为证：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的这套春秋笔法，安娜在晚年给予明确的否定。

郭沫若是瞒着安娜，偷偷回到了中国。

作为安娜，身为郭家的人，死为郭家的鬼，风风雨雨那么多年，共度难关，对于郭沫若回国抗日的主张，安娜肯定会做出尊重的选择，至少，她决不会将郭沫若出卖给日本宪兵，在这里，郭沫若为何又要如此匆忙地落荒而逃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郭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祖国，安娜这张日本牌，在郭眼里已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当年他想和于立忱结秦晋之好而不可得，这回他终于有了机会。

郭沫若在抗日的崇高口号下，实际上是堂而皇之地将安娜与孩子们无情抛弃掉。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马上与于立群搞得火热，在漫长岁月中，他竟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任这群孤儿寡母辗转挣扎，受尽人生磨难。

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

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

……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

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安娜的这段哭诉，已明明白白地透露出郭沫若是存心抛弃安娜与孩子这个客观事实。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郭沫若为何要做得如此绝情？如果他要追求爱的自由，当年和安琳、于立忱之间的事，安娜根本就无力阻拦，郭沫若根本无需如此兴师动众。

再说，郭沫若可以甩掉安娜，那五个孩子毕竟是亲骨肉，虎毒不食子，何况人乎！要解开这个谜底，仍需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

郭沫若回国后，他很快积极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素材，这是郭从十九路军的指挥者陈铭枢那里听来的。

这素材说的是十九路军有位团长与日本女子结了婚，两人相亲相爱，家庭美满。

“一·二八”事件那天晚上，是他在闸北打响了对日抗战的第一枪。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决心奔赴国难，与妻子离婚。

在离婚席上，妻子当着证人的面对丈夫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刻，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郭沫若说起这悲剧素材时情绪相当激动，可以想像，这里多多少少渗透着他的影子，但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在这里有明显地将抛弃安娜的行为合理化的潜在动机，同时，这对恩爱的团长夫妻，为何一定要走向离婚的结局呢？难道不离婚就不能去抗日吗？在这里，郭沫若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将给他的未来政治仕途带来负面影响，这点郭沫若有相当的认识，因此，快刀斩乱麻，尽快与于立群结合，彻底切断与安娜的一切联系成了郭沫若自我独善的最佳选择。

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安娜，他可以宽恕郭沫若的不检点，但当她彻底明白郭沫若这种自私的本性时，她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她至死无法原谅郭沫若，大概在这里可以找到真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