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七讲：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七讲：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探索
2011-06-16 10:14:36 来源：人民网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七讲：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

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

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

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

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

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

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

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2月25日结束，24日晚上临时通知开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

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只让波兰、匈牙利的两位团长去听，我们的团长是朱德，副团长是邓小平，都没让听。

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

当然，这个秘密维持很短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到报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出来。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

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中央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

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

斯大林晚年连苏共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

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

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

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

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

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

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
之间的矛盾。

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

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

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

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今天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当年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不是为了整风，而是为了整人。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

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的目的、愿望无可置疑。

整风，为什么会发动？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内外背景就清楚了。

国际背景是苏共二十大，还有在此之后波兰、匈牙利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这些事情都促使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反思、警醒，怎样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事情。

再一个我们国内也出现一些事，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

领导人高度关注，深入调研，得出非常好的结论，认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工作人员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和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讲，你要修飞机场，要占农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须安置好，没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闹呢？别说是人，就是鸟，你掏了它的窝，起码也会叫唤几声。

在这里很清楚，毛泽东把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到领导干部头上，没有怪老百姓。

由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

我觉得整风运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发动的，所以主观愿望动机，无可置疑。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

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

说你们整风不整风，以后再说，起码短期内不要整，短期内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提意见。

特别是在文教卫生领域，你们专家多，内行多。

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

党外人士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对的，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说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又发展下去，我们这个党有可能毁了的。

但是，整风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主要是极少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见。

有人讲了这样的意思，我欢迎你整风，但是如果真想整风，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

什么是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

有人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答应，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作出反击，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

问题在于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

据后来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最终，经过复查没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

所以， 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

今天，中央也是这个基本结论。

1958年开始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这个失误，持续时间更长，持续三年之久。

“大跃进”的失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个是领导人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都很急。

当然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急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建国初又
遭受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不可能不急。

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

毛泽东后来更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

我认为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应该搞快一点，如果方法得当，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点。

问题还有第二条，就是缺乏经验。

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

但是，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

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

当年，“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

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其他方面服从保证。

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在所不惜，这个思路绝对有问题。

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严重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

“大跃进”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教训。

我们出于这样的愿望犯下“大跃进”的错误。

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

“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

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

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

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

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
一个大的。

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

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

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

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中央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

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

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

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

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

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

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9月1日报纸登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国庆节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实现。

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

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

第二，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

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

明摆着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

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难以为继，但是1958年夏秋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因为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间隔的时间很短，夏收粮食还没有吃完，秋收的粮食又来了。

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
产主义就要实现。

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

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

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

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

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

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

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

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

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

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

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

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

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

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

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

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
再也不提了。

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

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

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

起点是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全会所接受，写入了全会的公报。

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全会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

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

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

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

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

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

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

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

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

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

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

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中央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

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
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

除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包括中央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

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

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

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

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

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

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

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

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

1963年春天，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

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

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

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

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

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

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
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

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

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

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

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中央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

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

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

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

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

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

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

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

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

“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

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

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

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

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

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

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

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

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

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

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

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

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

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