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武士道的发展与演变

浅谈日本武士道的发展与演变

摘要：武士道也称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自10 世纪以来,日本武士凭借着武力和日后被称为武士道的道德规范所形成的团结力、战斗力登上历史舞台,确立了武家政治,从此武士道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士道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演变的过程。武士道一词在镰仓时代还不曾出现,它最初由来于武士们在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的直接经验,是由一系列当时被称为“武者之习”、“弓马之道”等习俗、惯例和常规所混杂在一起的实践道德。到了江户时代,经过儒学理论的改造,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习俗、惯例和常规发挥作用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系统的士道理论。这种被系统化、理论化的武士道论在明治维新后并没有随武士阶级的消亡而失去作用,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构筑以对外侵略为目标的日本军国体制的道德基础。

关键词：日本武士道精神民族忠义武士

近代日本民族道德集中地表现在武士道上。日本的武士道源于其固有的神道教、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最初的“武士道”被称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从在江户时期吸收了朱子学之后发展为精致的士道，被定名为“武士道”。“武士道是伴随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关于武士的观念，是支配武士的精神生活的原理。它是武士所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总称。”事实上，由于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和灌输，武士道不仅成为武士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也成为日本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普遍遵守的道德准则，它最能反映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统治者所普遍提倡、向人们强力灌输的道德理念。

武士道伴随着日本封建社会武家政治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与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阶层的产生密切相关。早在11世纪，日本乡村的头领就演变成为武士贵族，“保久之乱”被平定以后，武家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了武家时代。这个时期是武士道德的形成时期。

武士道在形成的过程中，接受儒、佛两家道德教育理念的影响最大，武士道自身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

自11世纪以来形成的武士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该集团内部最主要的人

际关系有两种：一是主从关系，二是家族关系。规范这两种关系的道德理念，一是对主君的“忠”，一是对亲长的“孝”。“忠”与“孝”皆来自于儒家伦理。但是，正像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在武士心中“忠”与“孝”的内涵、各自的重要性、对二者关系的体认已经发生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儒学的变化。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早期儒学所强调的“忠”与“孝”，是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色彩的。它不是臣子对君主、儿子对父亲绝对的、片面的、单方面的道德义务。孔子强调“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在日本武家政治建立之初，日本武士与主君之间的主从关系也有类似于中国先秦原始儒学中所强调的民主意味和互守的特点，武士对主君的“忠”也不是单方面的道德义务，不是单方面的忠诚与顺从。比如，主君（将军）保护武士（家人）占有从祖先传下来的领地，对有功者给予恩赐；武士（家人）为报答主君（将军）的恩情，要忠诚的履行军事勤务，承担财政负担，这种关系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的，虽然不像儒家所强调的，是以“礼”与“道”的约束为前提的，但却以主君对武士的“恩”和武士的报恩为条件的。不过，由于主君与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是世袭的，所以主君与武士之间，除物质上的互惠互利外，从报恩中滋生出重情的因素，武士对主君恩情的回报逐渐变成了一种无条件的尽忠。

中国的孝道同样影响了日本的民族道德，并成为武士道的重要内容。比如，不仅《日本书纪》、《大宝律令》、《养老令》宣传孝道，而且镰仓幕府的法律《贞永式目》也宣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教化的根本。《北条泰时消息》中说：“臣对君要忠，子对父要孝，妻对夫要顺从。”孝敬父母是武士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日本的孝道，武士对血亲的孝是必须绝对服从于对主君的忠。在忠与孝的关系上，虽然二者都强调尽忠尽孝，但在忠与孝发生矛盾的时候，日本的“孝”绝对服从于“忠”。在日本，忠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它超过了中国的“仁”和“义”。在日本的武士道德中，有“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的说法，即在武士道中，主从关系比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重要、深刻，对于武士来讲，父子之道、夫妇之情都必须绝对服从于对主君的忠。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指出：“武士的责任，第一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是拥护他们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们自己认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主家’。”武士道德的核心是维护主从关系的稳定，忠是武士奉行的最高标准，这个忠主要指的是忠实、献身于主君领主、将军、大名或幕府等。它有别于中国的“精忠报国”。在日本，武士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主君尽忠，一个武士，假如其托身的主从关系一经确定，那么他的一切关系都必须置于主从关系之下，为主君奉公成为了他的天职。

在镰仓、室町时代，武士道德理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武士的“忠”即对主人的献身精神里注入了佛教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说在吸收儒学道德教育理念的同时，武士道接受了佛教伦理，尤其是禅宗的影响，把“忠”进一步提升到牺牲生命、出生入死、视死如归的忘我境界。禅宗在兴隆佛教的过程中，启发了武士对“死的觉悟”。禅宗宣传只有摆脱、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完全无我的境界，完全摆脱生死羁绊，才能“见性成佛”。道元的“生亦一时，死亦一时，如春而为夏，夏而为秋，秋而为冬”，正念的“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场”，都被常常处于生死关头，随时面临着死亡、献身处境的武士们所吸收，用以抚慰其生死未卜的寒冷、孤寂的心。这样，禅宗在道德上强调人一旦选定进路，就应义无反顾、勇猛向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道德理念就成了武士道德的精神支柱，禅宗成为早期武士道的精髓。江户前期的山本朝常在《叶隐》对武士道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总结，称“所谓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

江户时代中后期，由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幕府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实行“兵农分离”和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武士们作为四民中的最高层，大多离开农村领地搬进城市过上了寄生生活，成为社会秩序的保护者，他们的主要职责已不是勇武杀敌、驰骋战场，而是从事行政管理，其身份也由军人转变为行政官僚。这样，由于职责和身份的改变，武士的修养内容也由重武功改变为重德行道艺，武士道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以往“死的觉悟”转向儒家的士大夫理想和君子之道。对此，山鹿素行做出了重大贡献。山鹿素行用儒家道德理念改造旧武士道，提出了“士道”论，某些日本学者把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称作“道的自觉”的武士道。山鹿素行完成了武士道由“死的觉悟”向“道的觉悟”的转变。山鹿素行在《山鹿语类》中专设“士道篇”，系统阐发了武士道，规定了士的两大职责：一是要像从前那样尽心尽力，为主君尽忠；二是要“自觉”、践履“人伦之道”，并成为指导农、工、商阶层实践“人伦之道”的表率。为尽武士的职责，山鹿素行要求武士必须“立本”、“明心术”、“练德全才”、“自省”、“详威仪”和“慎日用”。其中“明心术”和“自省”就是强调加强内心修养，注重精神锻炼；“详威仪”和“慎日用”就是要严格遵守日常生活中各种礼仪制度，形成武士应有的风骨与气节，自律自重，具有“卓尔独立”之心。“山鹿素行儒学化的武士道理论对此后日本文明和日本民族性格两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幼学纲要》、《教育敕语》、《军人训诫》等的颁布，武士道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它在极力宣传日本神道，宣传日本是神国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以皇国主义为核心的道德理念，成为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精神基础，更成为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国家主义的思想源泉，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精神基础。

日本近代的武士道是融合了日本江户时代的武士道与西方近代的国家主义观念而形成的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新道德。“明治时代的武士道，直接来自江户时代。江户时武家道德思想在明治时代继续保留着传统影响，如山鹿素行的《圣教要录》、《武教小学》、《山鹿语类》，山本常朝的《叶隐》等武士道论著仍拥有大批读者，而且前藩士山冈铁舟、板退助、重野安绎等岁分别在不同领域经受着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洗礼，却难脱武士窠臼，纷纷著书立说，宣扬武士道。另方面，明治初年维新变革势如破竹，江户时代武士道又不得不与武士阶级同时被改造。从1871年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1878年发布《军人训诫》，到1882年明治天皇睦仁颁布《军人敕谕》、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忠君爱国’，这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新武士道。

武士道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基础,是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武士道强调忠诚即个人对长上的绝对服从,个人为国家或天皇“去生去死”是义务,也是道德;武士道崇尚武力、重名轻死,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不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不仅是对方的生命,就连同胞和自己的生命为了所谓的名誉也可轻易舍弃。历史证明,这种道德观念一旦被误导或失控,就会给人类的和平与生命带来极大的灾害。正因为武士道与军国主义有这样的因缘,所以人们一提到武士道,就会联想到凶狠、残忍、杀戮,便十分厌恶。实际上,武士道的涵义和内容远不止于此,从整个日本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它作为日本社会独特的精神文化和思想意识,自其产生以来,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塑造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其在日本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和军事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