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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乡村改造的十大信条及其实践

－－兼论平教运动的现实启示

张春

2012-7-3 10:53:46 来源：2007-03-24 社会学视野

晏阳初一生信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不仅把它作为平教运动的座右铭，还躬身实践，首开知识分子深入民间的先河。

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旧时代知识分子把读书和做官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和追求。旧时代书生是否成功走上仕途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但无论是从官的书生还是苦读求官的书生，他们和一般平民百姓之间都存在一道天然的鸿沟。虽然受儒家忧患意识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仁人志士或为国家社稷的命运担忧，或为苛政下普通平民的苦难生活鸣不平。但是，由于受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这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往往把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也就是说，意识到底层人民在苛政下的悲惨生活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知识分子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即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书生与平民之间的心灵隔膜和情感对立仍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晏阳初则和自视清高的旧知识分子不同。他不仅认识到拥有四万万“贫民、愚民、病民”的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深入民间，开发民力，而且破除千年传统陋习，带头走上田间地头，与最不为旧时代书生所齿的“泥腿子”朝夕相伴。晏阳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从小深受儒家民本观念的浸染，而且由于长期留学美国，他还受到基督博爱和救恕思想的影响。另外，还可以用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将晏阳初献身平民教育解释为“价值合理性行动”。这个行动的背后是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崇高理想和无私奉献精神。

晏阳初和同仁们在不断摸索中得出结论，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平民教育，必

须是“试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内容是，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新组织新目标，目的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新组织新目标”，也就是“教育即生命”，使接受教育者，决心改造自己的身心，以发扬民族精神；而“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则是指“教育即生活”，使接受教育者决心改造自己的生活，以适应民族的生存。正因为如此，这种教育叫做“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

旧中国农村问题丛生，而这些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又错综复杂，没有头绪。晏阳初及其平教会同仁感到，很多农村问题其实存在内外关联性，即从内部看，一个总的现象里面，可能存在另一个或多个其它相关的现象；从外部看，一个现象可能和另一个或多个现象并列存在，他们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所以各项工作不能单独地开展，要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要按照“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的原则实施乡村教育和改造。

尽管平民教育是晏阳初终生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对晏阳初来说，教育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在中国是“除文盲、作新民”，在世界上是“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进一步讲，他是要塑造能够担当集体和社会责任，具有现代意识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以达到社会改造和天下太平的崇高目标。在实践中，把手段和目的有机结合起来，甚至边教育边改造，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无一例外地反映在四大教育之中。有时候，作为手段的教育和作为目的的改造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它们不仅互为条件，而且本身就是一回事。

四大教育连环实施也好，教育与改造齐头并进也好，都反映了晏阳初对社会和社会现象的科学、客观的认识：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它由不同的要素组成。社会系统与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以及这些要素本身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这反映出晏阳初在乡村教育和改造中贯彻了现代系统论思想。不仅如此，晏阳初还在教育的本土特色方面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在当时的国情背景下，“所谓教育，并非指一般的及普通的教育，普通教育并不难，欲其切合实际方为难事”。“今日中国，危亡已迫于眉睫，今日所应施之教育为最低限度最基本必不可少者之救亡图存之教育。”（晏阳初：1936）这种教育应该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能。

由于贫困落后，旧中国的农村存在大量的陈规陋习。要实行乡村改造，就必须运用教育的力量向一切恶习败俗挑战, 因为“乡村改造既然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就意味着要对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种种问题采取革命的措施，弃旧图新，走向光明……我们当今处在人类社会的一个大变动时代，改革是时代的潮流，要创造一个新社会，自己就必须与时俱进”。（晏阳初：1983）

从教育个人着手以改造社会，这是晏阳初及其平教会的工作出发点。纵观整个平教运动和乡村改造，可以说晏阳初及其同仁们都在从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原因是中国的问题出在“人”身上。在这里，晏阳初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而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不涉及到方法论层面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即它“片面夸大了个体的行为能力，忽视了结构因素诸如社会关系、制度等对个体行为能力的约束与限制，具有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简化了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认识。” (郇建立：2001)而方

法论整体主义同样具有局限性，也就是说它“夸大了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小视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染上了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方法论整体主义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认识有简化的倾向。”（同上）很久以来，社会学家们始终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徘徊。只有马克思把二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也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社会科学界一直注重从整体（社会）的视角来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人对社会的反作用被置之不顾。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学术界基本上都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分析原理，避免以纯粹的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作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是个人的规定和限度，同时，个人影响、制约社会的发展。由此，整个社会在发展方面就有两个尺度，即社会发展的尺度和个人发展的尺度。只有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才会取得真正的进步。教育在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构成社会发展与人发展之间联系的中介。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提高个人素质唯一可行和有效的途径只能是教育。“教育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来说，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而人的成长与发展对教育来说，则是一种目的。教育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说，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教育来说，同样也是一种目的。”（张燕镜：1995）

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的启示。首先是晏阳初等人积极倡导和实践的和群众真心交朋友的作风。根据社会互动理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即交换、竞争、冲突、合作和强制。在民众教育和社会改良中，具有先进思想观念和社会改良意识的精英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合作。在受到历史和自身条件局限的情况下，平教会尚能把平民群众作为社会改良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