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

60年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从历史分期来看，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点，把新中国60年分为前后两个30年。

前一个30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旧时代饥贫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后一个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全国上下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我们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看，这两段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脉相承的整体。

第一，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这个进程是主动现代化进程，采取了社会主义的方式，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推进。

我国现代化进程启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的。

中国自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不断。

内外矛盾的巨大冲突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长期斗争，一直到我们建立新中国，这个斗争历经了一百多年。

伴随着人民革命斗争，西方资本技术包括商品的大量输入，我国沿海口岸在不平等条约下被动对西方开放，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南京条约》首先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接着沿线遍地开花。

这是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打击下，我们被动开放。

这种被动开放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开始从几千年来封闭的农业社会开始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缓慢演进的进程。

从1840年开始，经过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我们经历了不同代表人物所领导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和标志来看，如近代大机器工业、铁路、邮电、银行、内外贸易、商业服务业和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工商城市，比较突出的是上海。

上海是最早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而且位于中国沿海腹心之地，逐渐形成了带有国际性的金融贸易中心。

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建制市也诞生在这个时期，也就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公共交通、上下水道、电力电话、医院、公园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管理、治安警察、街区派出所、卫生防疫、救济机构等城市社会基础设施初步建立了。

在国家管理层面，建立了各级行政机构、司法机构。

在孙中山时期有考试机构、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工机构，还有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等机构。

这些在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所必备的因素已经基本成型。

但从整个社会经济的构成来看，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村是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小农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城市人口不到10%。

除了少数交通便利的一些地区以外，全国农产品的商品水平很低，用于市场交易的不超过1/3，商品经济很不发展。

所以，旧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刚刚起步，处在一种初级形态。

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必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才能为国家工业化和推进现代化扫清根本障碍。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基本上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两大基本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建国纲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不是直接去搞社会主义，因为条件不成熟，经济技术很落后，所以建国初期，首先实行的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经济转变。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深刻分析了基本国情：现代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10%，其余的90%都是分散、落后的个体生产方式，不能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强调，这种基本国情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这与邓小平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从基本国情出发的。

因此，建国初期首先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组成，各得其所。

这种混合经济形态和我们现在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是相通的，只不过在层次上不一样。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种发展的螺旋上升的高端阶段，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得出，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混合经济发展的实践。

建国初期确定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公私是一对，劳资是一对，城乡是一对，内外是一对，这叫四面八方，就是要统筹兼顾四面八方的利益。

现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和自然环境等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有了。

这些大政方针都明确写入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建国初期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混合经济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型的经济模式。

第一，结束了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历史，使国家经济命脉和社会发展方向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

第二，没收官僚资本，组建了国营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尽管那时候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但国营经济本身掌握在国家手里，就是社会主义性质。

国营经济成为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领导力量。

只要壮大了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就有了物质力量。

第三，在上述两个前提的条件下，一方面要鼓励和提倡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实行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使其不能操纵国计民生。

这是建国初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核心内容。

第四，重视发展市场调节，承认市场经济调节下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所需要的。

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关系、多种分配方式和经济调节手段相并存，因此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如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在不超过发展生产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获得调节。

这个调节就是工商业政策的灵活运用，使经济呈现出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

应该说，这种发展模式适合我国在不同地域、不同产业以及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的生产力，有效利用了旧社会遗产，也照顾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面八方的利益，有利于调动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新中国，同时也体现了较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处理好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推动了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

只用了三年时间，工农业生产的产品产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创造的令世人瞩目的奇迹，正是因为实行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基本经济政策。

三年全面恢复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是，促进了现代工业比重提高，从10%达到了26.5%，生产力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

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50年代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终选择提供了实证经验。

在共和国发展史中，有一些突发的不可预想的情况和形势变化。

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国家安全受到了外部威胁。

东北是我们赖以起步的一个重要的大工业基地，不能让美国染指，于是我们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这是同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对手——美国进行的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

我们志愿军虽然得到了一些苏联的武器装备，但基本装备在没有换装前是非常落后的，且不说没有飞机了，就连坦克大炮的配置也远远低于美国，我们一个军的配置还不如美国一个团的配置。

我们所能携带的干粮最多是七天的，再多就背不动了。

美国人嘲笑我们称为“礼拜攻势”，也就是只能打一个礼拜的仗。

而美国是全副机械化部队，先藏起来，等到我军没粮食了，就能非常快反扑过来。

这给我们争取战争主动权造成了很大困难。

且不说美国占有绝对的制空权、制海权，单说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每年就有五千五百万吨，而在1950年开战时我国钢的年产量只有六十万吨，到1952年才有几百万吨钢。

这就凸显了我国要加快国家工业化、实现国防现代化的紧迫性。

那么，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开始考虑国家工业化问题。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到1936年宣布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种工业体系为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虽然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牺牲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但苏联实现工业化的高速度使全世界瞩目。

抗日战争后期，1943年时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资委，就开始讨论战后国家重建问题。

有不少人主张，在政治上采取英美的议会制，在经济上采取苏联的国家统治经济，才能先图强、后致富，在外敌入侵时，才可以避免国内建设毁于一旦。

所以，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对后发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独立国家。

这些民族独立国家都面临着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能不能迎头赶上先进工业化国家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和命运，因此发展速度问题在各国的工业化战略中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面对四十多个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尽快建立重工业基础来增强国力、抵御外敌。

所以，1953年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

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一百年，国民党统治榨取二十二年，直到其撤退台湾又带走了国库中的92万两黄金、几乎全部外汇储备和大量的国家资产。

这些东西在台湾复兴、建立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幅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大规模经济建设严重短缺的就是资金。

当时苏联帮助我国设计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而且以最优惠的条件提供总共1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可这部分贷款在我国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中只占3%多一点，因为我国要用7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七百多万两黄金来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建设。

因此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就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积累。

首先是工业积累，用轻工业的利润拿来投资重工业。

同时，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有相当一部分积累来源于农业。

所以1953年时碰到的问题就是粮食紧缺，国家立刻决策实行统购，粮食、棉花、油料等相继实行统购，凭票证购买，这样就把国家所需要的大宗生产资料、原料掌握在手里进行工业化建设。

这意味着通过当时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5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初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然而发展重工业不仅需要大量资金，且建设周期长，它的产品、生产的工作母机、大的钢铁炉等不能直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全体人民就不得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

在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的时期，要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来配制有限的资源以确保156项重点工程建设。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采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原因。

工业化是启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方面，首先要实现工业化，才谈得上全面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