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量刑与法律的非社会化

道德量刑与法律的非社会化
——从法律社会学视角看道德量刑
06社会学一班
杨博杰
200609030118
道德量刑与法律的非社会化
——从法律社会学视角看道德量刑
摘要：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对一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进行量刑的过程中，首次尝试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加入道德判断标准，此举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从法律社会学视角来看，道德量刑在执行过程中将产生不可避免的误差，且会大量增加法律判罚中的社会因素，造成法律歧视，不利于法律判罚的公正性。

所以，道德调查不应纳入量刑参考体系。

关键词：道德量刑；停车罚单的法理学；法律的非社会化
2007年4月19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一次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中，首次允许司法所提交有关被告人平时表现的“社会调查报告”，并拟将被告人平时的“道德表现”纳入量刑参考，考虑是否给予从轻判决。

在被告住地司法所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中，有被告王某所在地居委会干部的说法：王某平时表现还可以，从来没和邻居发生过任何纠纷，没有任何违法违纪问题；有其所在单位北京毛线厂的评价：王某平时工作积极，领导让干啥就干啥；还有王某家人和同事的证言：老王人很老实，不爱惹是生非⋯⋯根据这些材料，司法所认为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建议法院在量刑上能从轻判决”。

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人性与法律的完美结合，有利于法律判决的公正性。

而笔者却以为恰恰相反，将道德调查纳入量刑参考体系将极大增加法律歧视，从而削弱法律的公正性。

一、停车罚单的法理学
法学家们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规则的，对案件的处理是由法律条文对证据的逻辑运用决定的。

H 但是事实上，法律条文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各种各样社会因素的影响。

美国法律社会学家布莱克在论述行动中的法律时强调，控辩双方的社会资源将极大地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而这些社会资源与法律条文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

例如，许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大量证据显示，对于同样的犯罪来说，社会地位高的人所受的惩罚要轻得多，尤其是当社会地位低的人对社会地位高的人犯罪时，犯罪人所受的惩罚则是在所有同类型犯罪中所受惩罚最严厉的。

从社会层面来讲，布莱克所谓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声誉、财富和权利。

上述案件中，司法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无外乎是调查被告的社会声誉、财产状况、家庭情况、个人嗜好以及单位表现等。

这些社会信息如果介入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不可避免会造成法律歧视，从而威胁案件判决的公正性。

介入案件的控辩双方的社会信息越多，越可能左右法官的最终判决。

因此，为了达到判决的公正性，理想的状况是使尽可能少的社会信息进入法官和陪审员的思维中，即法律非社会化。

以下对警察开具停车罚单的观察与分析便是最好的例证。

警察在对违章停放的车辆开出罚单时，并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变化，他们只是无一例外地对每一辆违章停车开出罚单。

这时驾车者的社会特征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有的可能是政府高官，有的可能只是普通
的运货员，然而歧视性的差别对待却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这些违章停车的车主没有出现在现场，而车辆本身(除了极少的特殊车辆之外)不足以传达车主明确的社会信息，这才确保了警察在开具罚单时的公正性。

试想，警察若经过调查得知，他面前这辆违规停放的汽车属于他的顶头上司，或是某知名企业的老总，或是他邻居时，那么，警察的态度极有可能发生变化，而选择对这些车主不进行处罚。

二、道德调查如何威胁判决公正
控辩双方社会信息的介入极有可能使得法庭判决偏离法律条文的规定，那么，在前述案例中道德调查报告如何影响法院的最终判决呢?
1．道德调查过程中的不公平因素
道德调查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调查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可靠性。

我们发现，上述案例中道德调查的开展完全脱离了法律监控的视线；道德调查的性质与目的决定了选择的被调查者必定是与被告相对熟识的同事、领导、邻居甚至家人，这些熟人在对被告进行评价时，一般很难做到客观准确，更别说当他们知道他们的评价将会影响被告人命运的时候了。

因此，对被调查者的选择成为道德调查与生俱来的致命缺陷，它从根本上使调查报告结果的真实性难以达成。

同时，不仅被调查者与被告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会降低道德调查的可信度，具体案件的性质以及对社会大众造成的心理影响也有可能扭转人们对被告的一贯印象，从而作出具有偏见的评价。

有一个著名案
例极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

罗丝玛丽·韦斯特的丈夫被证实为一个变态杀人狂，这一事件引起了英国各界的震惊与不安。

法院怀疑罗丝玛丽也参与了丈夫的谋杀行动而对她进行控诉。

由于英国媒体的大量失真报道以及社会的仇恨情绪，公众普遍认为罗丝玛丽一定与谋杀案有着直接的联系。

于是，在媒体组织的调查中，邻居们纷纷抱怨罗丝玛丽在日常生活中的恶行，甚至有邻居声称他亲眼看到了罗丝玛丽杀人。

最后，罗丝玛丽被判十项无期徒刑。

事后，有数十位出现在媒体上的证人被证实夸大甚至编造了证词。

一方面由于新闻媒体为了获得他们的证词而给予报酬，使他们夸大了事件经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大众的观点与态度影响了他们，使得他们对罗丝玛丽的评价趋于符合大众的情感倾向。

此外，除了被调查者会在潜意识中对被告人作出有偏差的评价之外，被告人的亲友还可能会有意利用道德调查这一程序为法官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道德信息，使得法官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调查机构也可能出现权力寻租的问题，利用自身的调查权利以及最终书写报告的优势来牟取不正当利益，使得道德报告与事实发生偏差。

除了报告的真实性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外，另一个在道德调查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问题是，道德的多元性与法律的一元性的冲突。

在生活中，人们的道德水平体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根本不能以量化的形式或简单的优劣来衡量。

问题就在于，当道德衡量一旦进入法律体系，如此多元的道德特征如何被综合为与一元的法律条文相对应的判罚依据呢?即使能综合道德特征，那势必要加入更多人为的主
观思维与判断过程，这与法律的客观性又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人们对道德理解的多元化也为道德成为法律依据设置了一个难
以逾越的障碍。

也许对一个正统的人，奇装异服是没有道德感和不负责任的体现，而对其他人，张扬的个性恰恰是对生命负责的表现；也许对一个正统的人，一个同性恋者是十恶不赦的，一个信神的人可能是封建迷信的，而对其他人，这些行为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包容的。

这些道德上的偏见，有可能形成不利于当事人的报告，从而使得其在法律上被区别对待。

从现代法治来看，这种因道德价值观念的不同而被区别对待是有违正义法则的。

2．道德调查结果对判罚公正性的影响
假设一份掺杂着事实与假象，以及许许多多被调查者、调查人员、社会大众与报告撰写人情感倾向的被告人社会道德调查报告已经递
交到法官手中并且当庭宣读，那么，道德调查所带来的不公正影响在法庭上将进一步延续。

首先，道德调查报告的出现违反了控辩双方在法律上的相互性标准。

在法庭上，一个符合法律理想乃至道德理想的前提是，无论最后判决对谁有利，法庭都提供了充分、正当的控辩机会，严格依据法律作出正义的审判。

那些在道德报告中为被告申辩的被调查者相当于组成了一个虚拟的庭外“陪审团”，通过认定被告道德清白进而主观地“判决”他应承受更轻的惩罚。

显然，报告形成的逻辑对原被告双方产生了不对称的效能，它不能像法庭采信的证据那样符合相互性标准。

另外，在现行的法律诉讼体制下，司法所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身份不
明，是作为证人还是权威机构，这种模糊的角色关系与法律的确定性也是不符的。

其次，道德调查报告中除了被告人的道德表现外，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被告大量的社会信息，例如被告的工作单位、家庭情况、社会人际资源以及财产状况等。

根据布莱克的社会资源影响判罚结果的思想以及停车罚单的法理学理论，这些大量的社会信息势必会引起法律歧视。

即使主事法官强调说，道德调查报告只作参考而不是标准，但调查报告中这些隐藏的社会信息会在潜移默化中使最终的判罚结果偏
离了公正的标准。

因此，无论道德调查在法庭上担任何种角色，其对判决公正性的影响始终存在。

可一个似乎相反的事实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要求有关部门在法院判决前，应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家庭背景作调查。

这是否意味着法律的非社会化不具现实意义呢?其实不然。

笔者认为，法律的社会功能在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法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犯罪人施加教育引导，因此它具有个别性。

只有对具体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他特殊的生活背景、心理状态，才可能准确地判断使用法律作为教育引导的方式和程度。

而对于成年人来说，法律的作用在于明确规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公民权利，对违法犯罪者进行惩罚，对全社会做出警示。

所以，对于成年人而言，法律必须公正公平才能保障其权威性，因此，法律的非社会化尤为重
要。

总之，道德调查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为案件审判带来了很多不公正因素，因此，道德调查不应该纳人量刑参考体系。

参考文献：
[1] 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5．
[2] 郭星华．从法律社会学的视野看繁峙矿难[J]．探索与争鸣，200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