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别现代_话语创新的背后_王建疆

文化聚焦*王建疆，男，1959年生，黑龙江密山市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中国古代美学、艺术学理论研究。

近来，一个叫做“别现代”的术语正在沪上学术圈中流传。

乍一听，好像是不要现代，但马上又有人说是要告别现代……但“别现代”所到之处总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能被人们记住并进而传开了。

这与自20世纪文艺学方法论热之后人们对于中国学者创造的新概念总是嗤之以鼻的习惯判若两仪，也算对治学者的一种安慰。

一、“别现代”的提出2014年上半年，上海市美学学会要在上海师大开一次美学和艺术学的讨论会，组会者安排我做大会发言。

我在会上针对美学的现代性的问题提出：中国美学的问题不是现代性的问题，而是别现代的问题。

因为，任何问题都是特定社会形态中的问题，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而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这里既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物质基础，又有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设施，还有后现代的解构思想，三位一体，和谐相处。

因此，中国美学的问题就不是西方的现代性问题，也不是西方的后现代性问题，而是别现代的问题。

别现代就是既不同于现代、后现代、前现代，但又同时具有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的属性和特征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

因此，别现代就是别现代，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别现代”：话语创新的背后王建疆*内容摘要　“别现代”表面上看只是古今汉语中多义并产生歧义的对于现代性的另一种称谓。

但是，在这种话语创新的背后却是思想、理论、主义的创新。

别现代就是既不同于现代、后现代、前现代，但又同时具有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的属性和特征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

因此，别现代就是别现代，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

别现代是由多种社会形态交织、矛盾、互补所构成的张力性结构。

其中充满着随机选择性和结果的难以预测性。

建立在别现代基础上的别现代主义则是对别现代的价值倾向，是对别现代的统御，目的在于超越别现代，达到更为理想的存在状态，进入更高的发展境界。

关 键 词　别现代　话语创新　思想创新　文化意义文化聚焦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

在别现代时期，社会需要、时代问题、文化背景、思想话语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把西方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把后现代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其文化背景、思想话语一定是不同于西方的。

事实上，当以德国著名美学家沃尔夫冈·威尔施为代表的超越经典美学、重构美学理论、回归自然和社会以及让美学走向行动的风潮席卷全球之际，中国美学还在为“是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而烦恼，为自己没有美学上的主义而惭愧。

与整个西方已进入“后理论”相比，中国美学不是理论过剩，而是理论贫乏，主义缺失，中国美学尚处于“前理论”时期。

因此，跟着西方美学走，把西方美学的话语当成自己的话语，难免邯郸学步。

正如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都在从阶级政治的高度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而西方在那个时代已超越了人道主义，从生态主义出发反思人道主义一样，由于社会形态的差别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所造成的错位甚至南辕北辙，都在为别现代的确立提供着现实的根据。

这次会议发言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几位与会学者表示，别现代这个词很新颖、很有趣，具有巨大的思想空间和话语潜力。

某编辑部也预约要刊出这个发言稿。

不过，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一期特别推出我的《美学之外与后现代之后——对以一种国际美学潮流的反动》一文时，已经晚了半拍。

2014年第12期的《探索与争鸣》已发表了我的《别现代：主义的吁求与建构》。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分别为《社会科学报》和《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转载。

批评沃尔夫冈的那篇文章还引起了讨论与争鸣。

2014年底，在中央编译局、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俄文化现代化比较论坛”上，我的大会发言讲到别现代文化问题，引起了热烈反响，与会的俄国专家中有数人翘起大拇指为别现代点赞。

大会总结时，别现代议题被会议主办方认为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收获”。

中央编译局的学者们认为，别现代是中国话语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尝试，表示愿意将别现代的系列成果翻译到国外去。

为此，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博士建议将“别现代”译为Bie-postmodernism。

2015年10月在复旦大学“法国文论在中国、北美的影响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发言指出，别现代看似一个具有“延异”功能的术语，但它是对法国解构主义大师的“differance”（延异）的超越，是根据汉语语源和中国现实提出的学术术语，代表了中国接受法国文论影响中的创新派的原创性，是对法国文论影响的负相关。

在稍后的复旦大学“中国美学的现代性”会议上我又指出，中国美学貌似具有现代性，实际上是被现代化了，是被赋予了现代性。

同时，中国美学的这种疑似现代性，实质上是别现代性，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和很多的发展路径。

我还针对与会的著名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将中国哲学纳入实用哲学美学的发言提出了批评，这实际上是现代、后现代美学与别现代美学的一次初步的对话。

10月底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音乐美学的传承与创新暨上海市美学学会年会”上，学者们就西洋乐器与中国传统乐器的合成问题、西方画法与中国传统画法的兼容问题、现代设计的文化背景及其导向问题展开辩论。

大会主持人要求我将别现代观点介绍给与会者。

我的发言认为，处于别现代时“别现代”：话语创新的背后期，中国当代艺术兼具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的特征，在中西古今之间，融合具有必然性，而且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和审美的主要特征。

当根据传统经典小说《西游记》改编的电视剧主题曲用现代电子琴的“嘣嘣”拟声表现时，其审美效果是传统的民乐或西洋乐都无法单独达到的。

而上海人徐峥的囧类电影，其别现代的鲜明特征也是他当下走红的原因。

这种将别现代与艺术结合起来的做法，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觉得按照别现代的理论，许多过去看来光怪陆离的艺术现象和审美现象就似乎显示出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还会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艺术和审美现象。

别现代之所以叫得响，有人听，我想还是与国际大环境有关。

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后殖民时代的来临，使得现代性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话语。

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具体的、有价值的、与人们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话语，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那些既有价值又有意味的话语则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别现代就是对于当下问题和现状进行思考的话语凝聚，因此，引起关注和兴趣并不奇怪。

别现代不仅是一个新词，而且相关的论文都在说明它是有内涵的。

最近发表的《思想欠发达国家的学术策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4期），《别现代：跨越式停顿》（《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别现代时期中国影视艺术的囧与神》（全国“艺术：形态 精神 创意”学术会议论文）等都在使别现代成为一个有内涵、有思想的术语，而非简单的标新立异。

二、“别现代”的话语创新别现代的“别”歧义纷呈，除了告别、不要这些现代意思之外，还有不大为今天的人们所注意的古意，即“另外”的意思。

中国古代没有“另”字，另字的意思全用“别”来表达。

如《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使项羽、刘邦别打荣成。

”就是作为另一支部队去攻打荣城，而非不要去打荣城。

再如《五灯会元》中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佛祖所讲“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中的别传，就是用一种特殊的传教之法，而非不要去传。

再如文论界熟知《沧浪诗话》中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其中的别材、别趣，就是指另外一种才能和另外一种情趣。

虽然现实中人们都在讲“别墅”、“别动队”，但讲到别现代时，总是跟古代的用法联系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别现代虽然歧义纷呈，但其语源在于古代汉语，其流变也从未脱离汉语表意的规律。

但正因为它是多义的，才具有词义生成的特点和表现差异的功能。

法国思想家德里达为了表达差异，自造了“differance”这个词，表示永无止息的歧义生成。

别现代不用生造词汇，从古代汉语中信手拈来，就有了在功能上不亚于differance的术语。

实际上，如果深入透视别现代时期的中国社会，再加上我们自己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价值判断，那么，现代性、后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告别现代性、不要现代性、另一种现代性，以及要与不要、不要与要，等等，都构成了对别现代的可能性的无止境的解释，具有话语的巨大张力。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别现代可以说是立足于汉语的对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改造、升级和超越。

别现代的提出，表面上看只是对汉语的巧智的发挥，但实际上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时社会现实对文化聚焦于话语创新的吁求的结果。

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讲，名词的诞生往往都是发明创造的结果。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社会转型、时代变革之时，新语汇的出现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王国维在1905年发表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这里的“造新名”就是对各种科学发明、学术发现、人文创见的命名。

如果没有好的名称，再好的思想也会被淹没，再好的理论也终将离散。

在当今西方文化霸权时代，话语原创尤其应该与思想的原创同步。

就如生活中自己的孩子应该有自己的名字，而不能用隔壁老王家孩子的名字一样，别现代一词就是对我们当下现状的一个命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话语创新。

别现代的话语创新来自理论创新和主义建设的需要。

与中国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军事上的突飞猛进相比，中国当代哲学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仍居于第三世界思想欠发达国家之列。

原创性的哲学、主义、理论很少见到，国际影响力很弱。

哲学、美学上的“是中国哲学/美学还是哲学/美学在中国”的疑问不绝于耳。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如思想不够解放、未得到解放等，但对于中国现实中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的认识局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的学者往往热衷于谈论后现代，对西方思想家的话语跟得比较紧，但对中国的别现代属性没有认识，因而学术研究往往替西方背书。

而对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的概括，首先需要“涵盖性理论”，需要叫得响、传得开的名词。

即思想的创新首先在于话语的创新。

话语的创新具有导向新思想的功能。

因此，别现代绝不是为了造词而造词，而是应时代的呼唤和理论创新的需要。

别现代（Bie-postmodernism）具有明确的话语识别功能。

如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提出过“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概念，是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定义。

但这个另类现代性只是特指毛泽东的所谓现代性思想，并不能概括中国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

还有英语表达中抽象的“另一种现代性”（Other modernity），也无法确指哪一种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