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日本的传播和演变

礼在日本的传播和演变【作者】徐远和【作者简介】徐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

这种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并逐步传播到东亚各国。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详论礼乐问题，而仅就礼在日本的传播和演变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於方家。

一礼是与中华文明同步发展起来的。

从字源学上看，礼字从示、从豊。

示代表一切与神祗有关之物，像二玉在器之形，说明礼起源于对神的献祭，诚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早在中国原始社会，已有礼的萌芽。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

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

说明唐虞时代礼已初具规模。

随着古代宗教祭祀活动的发达，礼亦趋兴盛。

殷人祭天祀祖，必奉以玉器，而配以舞乐。

周人更盛，周公治国，以制礼作乐为政治上的两大措施。

据史书记载，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

（《史记周本纪》）此所谓度制，是指文物典章制度，包括政治上的纪纲法度，亦即制度在礼（《礼记仲尼燕居》）。

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认为，礼反映了天、地、人的统一规律和秩序，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

（《左传》昭公25年）礼的作用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提供生活秩序，为人类未来谋幸福，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左传》隐公11年）儒家推崇周代之礼，并将其发展为完整的礼学。

礼学是儒家的管理学和行为学。

礼可谓中国古代文化的代称，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13年）祭祀用的礼器又称为名器，是王公贵族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表征了人伦社会中尊卑贵贱的差别秩序，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左传》昭公32年）因此，礼不仅为王公贵族所专有，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而且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政之大节（《左传》成公2年）。

礼在古代发挥着国家管理的功能，是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

礼规定了每个人在家庭、社会、国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政治规范和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

通常，礼与乐密切相关，无乐不成礼，礼乐相济，方能发挥治国化民的最大功效，诚如儒家经典《礼记》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别。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

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礼记乐记》）孔子所谓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乃是人格修养的两大纲目。

礼的本质则是所谓仁。

正因为有仁作内在根据，即有仁的理性自觉，礼才易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成为切合人的本性的内在的情感满足方式，而不被看作社会强加于人的外在的行为规范。

总之，按照中国儒家的观点，礼既通政教、备王道，关乎外王，又因人情、节天理，涉于内圣，乃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髓。

中国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总是极力推崇礼，并予以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成功地将礼编织进社会生活，使之与中国古代宗法性社会融为一体，形成了礼的大传统与民间信仰的小传统交相辉映的局面。

在两千余年间，儒家礼文化弥漫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渗透到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规范政治制度、干预经济生活和强制道德教化的功能。

二追本溯源，礼兴于古代宗教祭祀。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无不如此。

日本在古代也存在尚礼的习俗。

从日本目前已发现的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所制造的铜剑、铜铎等青铜器来看，其形状虽类似中国，但体积小，且剑锋圆钝已失去实用性，显然是用作祭器的。

这表明，当时的日本已存在宗教祭祀礼仪。

据中国史志记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谓事鬼道，盖指祭神而言。

卑弥呼即以日神为祖先神，利用作为日神后裔的地位，通过祭祀日神的礼仪来镇慑邪马台国民众，实行祭政合一的神权政治。

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体系，日本却是在不断地接受和吸纳中国礼文化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日本对于中国礼文化的吸纳，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推古朝改革为起点，中经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直至室町时代，以礼治国的思想初步确立。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推行官僚制度。

所谓冠位十二阶，即是将儒家德、仁、礼、信、义、智六个德目，各分为大小两阶，共十二位阶。

实行冠位十二阶的目的，是要用不能世袭、依能力而定的官吏位阶表示身份高下，以打击世袭的氏姓贵族势力。

604 年，又颁布十七条宪法。

其中，第一条说：以和为贵，是儒家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思想的活用；第四条说：群卿百僚，以礼为本。

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则是儒家礼治思想的集中表述。

此后，专擅国政，多行无礼（《日本书纪》皇极天皇元年条》，成为批评朝臣擅权的一种思想武器。

而日本天皇亦多重视礼在治国中的作用。

例如，文武天皇曾下诏敕说：夫礼者，天地经仪，人俗熔范也。

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云云。

（《文武天皇庆云三年诏敕》）元明天皇（公元707715年在位）亦说：为政之道，以礼为先。

（《续日本纪》元明天皇庆云四年条）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也纳入了礼的内容。

例如，《周礼》有所谓施舍制度，唐律据以规定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大唐六典》卷3 户部郎中条）而养老令的《赋役令》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国郡者，申太政官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日本思想大系3》，第255页。

岩波书店，1980年）《户令》则吸收了唐律《户婚律》七出三不去的规定，等等。

这实际上是以礼入法。

此外，自701年（大宝元年）起，日本开始举行释奠仪式。

720年，又装备了所需祭器。

所有这些，都表明以礼治国的思想在日本得到初步的确立。

奈良时代以降，大学寮的课程，明经一科成为主课，在教科书中列入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而且规定必须用郑玄注。

这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镰仓时代，汉唐训诂之学衰落下去，宋学开始成为禅僧的教养。

礼文化亦为禅僧所推阐。

到了室町时代后期（即战国时代），由于地方大名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宋学不仅普及偏远各地，而且地位日渐提高，以致形成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

海南学派的南村梅轩所作《百个条》（家法）即贯穿着礼的条文。

玄信所作《玄信家法》（99条）亦引用了《礼记》的词句。

说明了当时日本礼文化发展的状况。

曾辅佐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为教戒弟子，特地写了《竹马抄》一书，强调重名誉、明身份、崇礼仪，他说：治国之要，莫过于好礼。

应守上下之分际，言行必重礼节。

（《转引自藤直干：《日本的武士道》，第58、65页）#p#分页标题#e#总之，在这一阶段，圣德太子主张治民之本，要在乎礼，元明之皇等人也强调为政之道，以礼为先；自奈良时代直至室町时代，也强调治国之要，莫过于好礼。

儒家礼学思想的影响日渐增大。

但是，中国儒家经典所规定的礼制并未完全应用于日本，日本也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礼制系统。

第二阶段，江户时代，礼文化高度发展。

江户幕府以尊崇朱子学而著称。

江户幕府之所以尊崇朱子学，是因为当时面临着一个思想课题，即如何说明德川家康所建立的新武士政权的正当性，以及闲置天皇权力的合理性。

家康实际上是以下克上而获得政权的。

为了防止以下克上的现象继续出现，家康及其继承者实行士（武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在武士内部也实行大名封国制和严格的世袭制。

与之相应，又颁布了一系列维护幕府统治秩序和身份等级制的礼仪与法度。

日本朱子学的奠基者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曾明确地把幕府制定的种种礼仪法度，说成是上下定分之理的外在表现，赋予其不可变易的必然性，让人们严格遵守。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日本朱子学者还进一步将中国的礼制同日本的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礼文化的日本化。

此处仅以《朱子家礼》为例，略作说明。

《朱子家礼》本来是朱子未完成的作品，但对后世影响甚大。

《家礼》传入日本以后，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家礼》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的礼仪规范？又如何将其应用于日本社会，使之与日本的国情相适应？日本朱子学者认为，礼的根本原则贯通古今，是不变的；但礼的施行却必须考虑世变时宜，不可过于拘泥。

若仅仅追求与《家礼》的形似，那只不过是虚礼，是不切实际的。

同时，还强调，日本有自己的风土，与中国几乎完全不同，难以直接按照《家礼》去实施，而必须加以折中，与日本的礼俗相妥协。

（参见《家礼训蒙疏》卷1、4）这实际上也就是《家礼》日本化了。

在江户时代儒学中，以古学派最为崇礼。

日本古学派创始人山鹿素行（公元16221685年）把仁看作道德的源泉，认为性情的发动只要合乎礼节，就是仁。

其论礼说：礼者民之所由生也，所以制中也。

圣人之教，唯在礼乐。

主张武士应当修文武之德，维护礼，并形成了一套武士道的道德规范。

荻生徂徕（公元1666 1728年）更以礼乐为道，他说：道，统名也。

举礼乐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

非离礼乐刑政别有所谓道也。

（《日本思想大系》36：狄生徂徕）这些礼仪制度，是先王即中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了治国平天下而制定的。

所谓先王之道，实即礼乐刑政，其中最重要的是礼乐，道即礼乐，也是仁术，因此先王之道主仁。

徂徕以为，圣人之教存于诗、书、礼、乐，学先王之道即学此。

《左传》说：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

（《左传》僖公27年）而徂徕则说：礼、乐者，道艺也。

道艺在此，学而成德于我，故曰得于身。

古书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

（《论语征》甲）礼、乐可称为文，学礼、乐又称学文。

孔门以文为教，即以诗、书、礼、乐为教。

这是成德的保证。

太宰春台（公元16801747年）亦以礼、乐为教。

认为学就是学先王所制的礼、乐，脚落实地跟着先王之道走；道德在于礼貌，不在内心，凡圣人之道，决不论人心底之善恶。

圣人之教乃自外而入之术，立身行先王之礼，处事用先王之义，外而具君子之容仪者，斯为君子，不问其人之内心之如何。

（《圣学问答》上卷）何谓君子？他说：不管内心如何，外面守礼义而不犯者，君子也。

他还引用《记》、《纪》中所载近亲结婚的例子说：昔圣人未出之前，礼仪之教未立，人皆为禽兽之行。

可知日本之古昔亦无二致。

（《圣学问答》下卷）其性三品说，实际上以食色为性，因而主张以礼制心，靠外面的力量来抑制人的本性，并认为此即先王所以导民之道。

山县周南（公元16871752年）也认为，人与禽兽具有同样的欲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但是人有礼仪，能够控制欲望，而禽兽则不能。

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礼仪（《为学初问》下卷）。

实际上，这是徂徕重礼乐刑政、重功利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江户时代的阳明学派，对于礼也有独特的理解。

在中国，一般认为，阳明学蔑视伦常，荡轶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