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_张倩

《产经评论》2015年3月第2期［收稿日期］2014－11－08［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环境规制下技术创新导向的黑龙江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E063，主持人：张倩）、“基于创新驱动的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生态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4E071，主持人：刘丹）；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黑龙江省煤炭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研究”（项目编号：G201412，主持人：谭旭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生态创新机理及其生态创新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4CJY002，主持人：李星）。

［作者简介］张倩，黑龙江科技大学讲师，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资源与技术创新。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张倩［摘要］基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视角，以我国30个省区2003－2011年的数据资料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不论环境规制变量是否受到内生性影响，其对技术开发、技术转化、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都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进一步将30个省区划分为东、中、西部时，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政策建议是进一步促进环境规制对“创新补偿”诱导作用的发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生产率的“双赢”。

［关键词］环境规制；市场激励；技术创新类型；区域异质性；创新补偿［中图分类号］F4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298（2015）02-0036-13一引言环境规制是政府为保护环境和生态服务功能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规范。

行之有效的环境规制工具既要满足降低环境污染的需要，也要诱导“创新补偿”效应，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行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

本文立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视角，考虑企业战略环境管理、行业集中度、公众参与等控制变量，实证分析我国30个省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扩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本文尝试探索国内外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比较关注的突出问题，对促使节能减排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提高绿色技术效应，实现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发展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国外学者们在“波特假说”提出之前普遍认为，环境规制增加私人成本，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挤占研发投入，从而抑制技术创新能力，对生产率和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Denison ，1981［1］；Gollop 和Ｒoberts ，1983［2］）。

20世纪90年代初，Porter （1991）［3］等提出“波特假说”，假说包含“弱”与“强”两个层面。

“弱”波特假说重点解析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强度会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强”波特假说解释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63·优势的关系。

此后一些研究者对弱“波特假说”进行验证，研究结论支持了弱“波特假说”（Nelson 等，1993［4］；Green等，1994［5］；Arora等，1995［6］；Lanjouw和Mody，1996［7］；DeCanio等，1998［8］；Berman和Bui，2001［9］；Montalvo，2003［10］；Cole等，2005［11］；Carmen等，2006［12］；Fron-del等，2008［13］；Khanna等，2009［14］；Popp等，2011［15］；De Marchi，2012［16］）。

但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弱“波特假说”（Jaffe和Palmer，1997［17］；Blackmana和Geoffrey，1998［18］；Nakano，2003［19］；Gangadharan，2006［20］）。

Kesidou和Demirel（2012）［21］认为环境规制对不同企业的效应有所不同。

Johnstone等（2006）［22］、Frondel等（2007）［23］认为环境政策严厉程度对不同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差异。

Park（2005）［24］和Sanyal（2007）［25］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很多学者认为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不同技术创新类型的影响存在差异（Milliman和Prince，1989［26］；Cleff等，1999［27］；Ｒennings等，2006［28］；Wagner，2008［29］；Demirel等，2011［30］；Horbach等，2012［31］）。

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持三种观点：一是环境规制抑制技术创新（江珂和卢现祥，2011［32］；吴清，2011［33］；沈能，2012［34］）。

二是设计得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竞争力（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35］；赵红，2007［36］；张倩等2013［37］；张华和魏晓平，2014［38］）。

杨骞和刘华军（2013）［39］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能提升技术效率。

李阳等（2014）［40］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长短期和行业异质性。

三是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陈诗一，2010［41］；张慧明等，2012［42］；童伟伟和张建民，2012［43］）。

王文普（2011）［44］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引发不同污染物的减排竞争，导致对技术进步的截然不同的影响效果。

张成等（2011［45］，2014［46］）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存在非线性关系。

上述研究大多将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展开，也有学者从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和技术创新角度展开研究。

马富萍等（2011）［47］、贾瑞跃等（2013）［48］认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无显著正向影响，激励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则体现出与技术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许士春等（2012）［49］研究了三种环境规制措施（排污税、拍卖的排污许可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不同影响。

李婉红、毕克新和曹霞（2013）［50］以造纸行业为例，研究了不同规制政策对不同技术创新类型的影响，结果发现：命令控制型规制与企业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市场化型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相互沟通型规制与绿色产品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王小宁和周晓唯（2014）［51］实证分析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现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效应。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环境规制是否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关键的主导作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引导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关键影响要素和作用机理是否不同等。

受环境规制政策多样性及技术创新类型差异的影响，目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尚不统一，学者们在研究视角、实证方法、结论等方面存在差异，且一些实证分析指标选取比较随意。

例如，一些研究笼统地以专利数量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缺乏针对性。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体制异质性、创新类型异质性等特点，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和强度，研究其对不同技术创新类型的影响。

本文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视角，根据技术实施对象差异，选取不同的指标衡量不同技术创新类型，考虑企业的战略环境管理、市场条件和公众参与型等因素，分析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

··73三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一）计量模型的设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包括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

内部驱动力主要涉及企业的环境管理战略、人力资源、资金投入、能源消费结构等；外部驱动力包括政府政策、市场条件、对外贸易、公众参与等，其中政府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在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政府环境规制成为重要的社会规制力量。

环境规制作为外部驱动力直接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影响企业环境管理战略等技术创新内驱力和公众环保意识等外驱力，还间接地发挥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

目前环境规制政策细分有：命令控制型（如环境标准、结构减排中的行业准入、“三同时”制度等）、市场激励型（如排污税费、排污权交易、补贴政策）、自愿型规制政策（如资源产业协议、环境信访、信息披露、媒体监督等）。

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日趋成熟且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不同技术创新类型的影响，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0个省区（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的9年数据资料展开分析。

为避免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以及方程的异方差性，本研究对变量采用对数形式进行转变。

构建实证模型如下：ln Tit =αi+βiln EＲit+φiln Kit+εit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T为技术创新指标，是被解释变量；EＲ表示环境规制指标，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K为其他控制变量；α为个体效应；ε为随机干扰项；β和φ为各个变量的系数。

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环境管理战略（EEMS）、行业集中度（CNＲ）、人力资本投入（EDU）、物质资本投入（CAP）、市场化指标（PＲI）、公众参与（PP）、外资依存度变量（FDI）、能源消费结构（ECS）。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1．指标选取（1）被解释变量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开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技术开发以专利申请数量为衡量指标；技术转化以技术改造和技术获取支出衡量，包括技术改造经费、技术引进经费、消化吸收经费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并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

根据技术实施对象的差异将环境规制作用下的技术创新划分为绿色产品创新（GPD）和绿色工艺创新（GPG）。

绿色产品创新是指设计、开发与生产能节省资源、降低能耗，或者减少污染物排放以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

相对而言，绿色产品从生产制造、运输、使用等各个环节都更重视能耗的降低。

因此本文的绿色产品创新指标以万元新产品产值综合能耗衡量，即能源消耗总量与新产品产值的比值，该比值越小说明绿色产品创新能力越强。

绿色工艺创新主要通过工艺更新、设备改造、废物循环利用等途径，有效降低排污量，减少工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用水量上升，废水成为重要的污染物，结合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和连贯性，本文绿色工艺创新指标以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衡量，即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的比值，该比值越小说明绿色工艺创新能力越强。

（2）主要解释变量我国目前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以征收排污费为主，因此考虑到政策工具的代表性、政策实施范围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各个省区征收的排污收费作为衡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执行情况的指标，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