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途径的回顾与发展

翻译研究途径的回顾与发展

作者：杨可伊

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01期

摘要：本文从翻译学研究途径回顾、翻译学当代研究的发展和翻译学有待拓展的领域三方面对近几十年来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做了梳理和总结，从语言的对比研究、功能主义学派、描写翻译学及翻译的文化转向方面做了总结和回顾，肯定了翻译学理论研究取得的卓越成果，指出了翻译学学科在纯理论研究、专项研究及构建我国翻译体系理论等方面相对滞后，以期翻译学学者和专家为丰富翻译学理论做出专门研究。

关键词：翻译研究途径翻译学理论

一、引言

研究途径是指研究者用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翻译学处于跨学科的领域，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丰富本学科内涵，正所谓翻译的研究途径。归纳起来，翻译研究的途径即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语言和对比文本阶段开始，经历了德国功能主义学派阶段、描写翻译研究阶段、文化转向研究阶段及当代社会学方向研究、实证性转向研究及全球化转向研究阶段。

二、翻译研究途径回顾

1. 50年代末至70年代注重语言的对比研究

相关理论霍姆斯、雅各布逊、卡特福德、奈达、纽马克、穆南及费道罗夫等。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观，在第三阶段用功能对等取代了动态对等，指出翻译需要寻找以交际功能为目的的对等语，从而重新组织语言的结构和语义的形式，（Nida and Taber， 1969：12）奈达进一步指出翻译必须达意、传神、措辞通顺及考虑读者的接受。几乎和奈达同一时期，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A.V. Fedorov）提出翻译学理论和语言学学科紧密相关，强调翻译要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才能体现出来，翻译要通过语言学学科才能表现出来。（蔡毅、段京华，2000：5-6）此外，哈蒂姆（Basil Hatim），纽马克（Peter Newmark），贝尔（Roger Bell）格特（Ernst-August Gutt）等将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结合，丰富并促进了翻译语言的对比研究。

2. 70年代末至80年代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研究

德国的翻译功能学派针对翻译语言学派重形式的不足，提出重文化和交际功能，将翻译研究置于目的语文化和语境中。赖斯通过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阐释不同文本类型的功能，指出文本的多义性和多功能性，他们运用语言功能和交际的特点分析和研究翻译。弗米尔

提出目的论（Skopostheorie），认为翻译文本要以达到目的语语境为目的，并指出译文要根据目的语读者和译入语习惯达到文内连贯和互文连贯的原则。曼塔里阐发了翻译行为理论（translation action），指出信息传递最终会为交际服务。翻译行为是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联合行动过程，是以功能取向的翻译理论。诺德提出并强调了译者与译文的伦理道义规范，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的阅读体验，体现了他对翻译中发起人、接受者和原文作者之间关系的重视。

3. 70年代至80年代描写翻译研究

描写翻译研究是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后期又发展成了文学翻译操纵派理论。吉恩·图里（Gideon Toury）将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中，认为描写翻译就是描写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从而探寻翻译选择中的文化制约规范。图里在翻译与规范的阐释上有独特的见解，并注重译文在目的语中文化中的可接受度及其功能。在他看来，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通常受到三类规范的制约（杨可伊，2017：103）。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在图里规范的基础上，提出翻译是与意识形态有关、先决的操纵行为，将图里的规范范围扩大化了，将规范从社会系统角度做了进一步解释，并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在方法论上强调描述，在个案分析上强调系统，最终获得目的语语境的共同认可。因此，操纵派将翻译过程看作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强调制约翻译生产和接受的规范。

4. 90年代的文化转向

翻译的文化转向超越了把翻译当作文本的范围，凸显了把翻译当作文化的范畴。以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文化学派重视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及将翻译研究置于语境、历史和社会规约等更大层面上，将文本选择、赞助人因素、译者策略的运用等因素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霍恩必（Mary Snell Hornby）将翻译由原文与译文语言层面之间对比的局限，扩大到语境、历史、社会等更大范围的文化层面。（刘军平，2013：395）源语和目标与在文化上、功能上的对等，成为文化学派研究的重点。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文化途径的研究者们引入了后殖民研究、性别与翻译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主要关注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涉及的权利关系，揭示译本生成的政治条件及翻译的混杂性、翻译的身份认同、文化霸权、他者、食人主义等内容。代表人物有玛利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特贾斯维莉·尼兰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谢莉·西蒙（Sherry Simon）是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最有影响的声音，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翻译做出重新思考，她提出女性译者在女性主义关照下会利用各种凸显女性话语权的翻译策略彰显女性语言，为女性说话，使人们关注女性译者的翻译过程和心理意识，从而提高女性主义作家和女性主义译者的地位，为宰制和臣服的殖民话语提供新的文化信息。

三、当代研究途径的发展

1.翻译社会学研究

国内外学者布迪厄、拉图尔、卢曼等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其中场域（field），惯习（habitus）及资本（capital）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惯习考虑社会结构里人的行为表现。场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布迪厄的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象征资本。将资本的概念引入翻译理论，指的是“译者带有惯习和各种资本，在权利场中斗争，从而形成翻译实践”（邢杰，2016：15）。拉图尔又将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到翻译中，认为翻译是由译者，著作代理人等和非人类行动者，包括翻译机构、平行文本等相互作用的过程。赫曼斯（Theo Hermans）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中，认为翻译是一个社会范畴，翻译的社会系统是在对翻译的理解中形成的普遍认同、共识和期待，翻译的本质就是人们对翻译的理解或定义形成的规范性期待。

2.实证性转向研究

实证性翻译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学方法的重又兴起和口译研究的空前活跃。进入21世纪后，语言学研究方法等值论、原型语义学、翻译语料库、翻译普遍性等重新兴起，形成了所谓的U-型转向（方梦之，2011：44）。此外，从语言学发展起来的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理论方法被不断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张美芳，2017：22）。另一方面的口译研究的发展。口译研究范围涉及口译实践、口译培训与评估、口译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途径包括口译本体论模式，对话话语交际模式等（张美芳，2017：22）。四川大学任文教授对中国口译研究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做了详尽综述，她认为当今国际口译研究领域应该有所扩展，深入开展社会、文化、机构和职业维度的口译研究，重视口译研究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得各种研究范式共生共荣，努力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任文，杨平，2011：32）

3.全球化转向研究

翻译全球化的转向主要体现在新技术的发展和翻译伦理观的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等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翻译多模态理论在媒体技术的发展之下，把翻译研究的对象从文字拓展到图像、语音和其他模态（张美芳，2017：22）。此外，以往的文本生产和意义交流发生了变化，霍姆斯应用翻译研究构想中的译者培训、翻译辅助和翻译批评有了新的研究和发展。翻译辅助从单纯的双语词典、语法书等扩展到电子术语库、平行语料库、网上搜索及各种类型和功能的翻译软件或一定程度的机器翻译，机助翻译，本地化等。翻译学的回归伦理观则是2001年皮姆提出的，认为翻译是作者、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跨文化、跨语言的活动，而非单纯的单方面行为。

四、翻译学有待拓展的领域

澳门大学张美芳教授肯定了翻译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翻译学纯理论研究、通用理论方面研究的不足，也有不少学者在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建设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四川大学曹明伦教授将翻译学的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批评。创造性地将翻译理论分为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翻译理论，进而厘清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