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地位

简论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地位

从太宗时期到武后时代,宫廷诗有所变异、改造和超越。这时诗坛呈现出交叠与过渡状态。而在“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就是号为四杰的王、杨、卢、骆。他们在前代诗歌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开创了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的诗歌新潮流与趋向,为一代唐音的繁荣拉开了序幕。

一、身份人格：

“四杰”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阶层,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士族门阀那一套家教礼法,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放荡不羁,有任侠之风,而这一点是从四杰开始的,但在四杰的人格构成上,最为明显的还是儒家为君辅弼、积极进取的精神。身处帝国初兴的唐初,相对开明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加之“贞观君臣反复歌咏的匡时济世的精神,在中下层文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身处宫外的四杰呼应了这种时代气息,急于登上政治舞台,形成了锐意进取、渴求建功立业的热情、幻想,这是儒家积极用世之心在“四杰”身上的典型体现,他们有着“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的幻想,有着“名与日月悬”(卢照邻《咏史》)的远大抱负,充溢着博取功名的热烈情绪和奋发有为精神意气。

闻一多先生言四杰“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为悲惨”,即他们的行为都有脱略规矩之处,身世遭遇与功成名就的宫廷诗人不同,他们总是挣扎在权利中心的边缘,如骆宾王最后则走向极端,彻底摆脱了王权的向心力,加入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队伍,并拟写了名闻天下的《讨武氏檄》。

闻一多先生又说“四杰”:“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闻一多先生这一段话中透露出一个信息,随着生活范围和审美视野的扩展,与宫廷诗人不一样,他们更多的带有市井的轻薄、放纵、大胆、自由。

二、审美风格

贞观诗人、上官仪、文章四友、沈宋主要是从诗歌的形式体制、声律、词采方面去构筑诗歌的空间,未脱齐梁诗的雕藻绘采旧习,格调低迷轻艳。直到高宗、武后朝,“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四杰”以不同于宫廷诗人的独特的精神风貌进行诗歌创作,打破了初唐诗歌在齐梁旧习中近半个世纪的徘徊的局势,初步显露出唐诗刚健面目。

“四杰”以健康的儒侠互补的人格进行诗歌创作,就使诗歌具有一种“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一种遒壮刚健的风格,体现出一种壮大之美,而在这方面最具有典型性的莫过于游侠边塞诗,或者说游侠边塞诗成为四杰儒侠互补的人格精神最完美体现。

在这些慷慨壮烈的诗篇中,一方面是“惟当死报君”的忠于朝廷的赤胆忠心和“会见立功勋”的功业热情幻想,体现儒家忠君进取、奋发图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品质,而另外一方面,更有“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尚武精神和“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卢照邻《刘生》)的急人之难而不爱其躯的牺牲精神,有“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的功成不受勋的豪侠胸襟,这些无疑都是传统儒者所欠缺而为侠者所长,以这样的精神人格抒写诗篇,抒情主人公形象自然有别于魏晋以来沉迷声色、熏香傅粉、刚气都尽的门阀士族形象,呈现为虎虎生风、刚健孔武的英侠少形象,进而形成诗歌遒壮飞动的审美风范。

这样的美学风格同时也延展到其它题材的诗作中,如反映羁旅行役、山川风物的诗篇中,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此地燕丹别,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此为送别诗,但“一气挥洒,怀古苍凉,劲气直达,高格也。”(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建功立业的抱负、壮志难伸的痛苦、激昂慷慨的情怀,都寄之于对古代英雄侠客的深切向往中,写出一副英雄肝胆。四杰中,只有王勃未涉及游侠边塞题材,但十四岁时的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中也曾表达过这样的宏愿:“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所以其诗风与其他三位诗人和谐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中贯穿着两条意脉:惜别之情与劝慰之意,惜别之情伤感,劝慰之意催人奋发,两条意脉交叉在第二联,惜别之情由显到隐,劝慰之意由隐到显,所包含的意蕴很明显:大丈夫当以建功立业为重,不要为离别的儿女私情所困扰,从而使诗歌摆脱了萎靡纤弱的格调而呈现出高旷境界、刚健的骨力,而即使是抒写离别悲哀的作品如他的《别薛华》一诗仍沉潜着一种功业难成的抑郁不平之气,正是这种不甘“憔悴于圣明之代”(王勃《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

的功业热情,在送别诗中化解了离别时令人“黯然销魂”的感伤意绪,因此,明人胡应麟认为王勃两首送别诗一样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诗薮》内编卷四),许学夷也说“‘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等句,语皆雄伟。唐人气象风格,到此而见矣。”(《诗源辨体》卷十)。王勃写于巴蜀之旅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虽写羁旅之悲,但气象壮阔,选取的意象是“长江”、“高风”、“山山”,这样壮大型的诗歌意象,且言“万里”、“飞”,所以于愁思中仍含壮大气势、飞动的气韵、刚健的风格。

三、体裁突破：

“四杰”对初唐文学的体裁方面，无论是比较盛行的骈文、赋、宫体诗等，还是律诗、歌行等起到了开拓的重要作用，历代学者都予以了积极的评价。

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文体演变的过程中“四杰”所起的作用作了较清晰的描述，“四杰”的作用往往是将前代文风、诗风结合了初唐的开放之风，使得这些体裁趋向于完善，这些体裁主要涵盖七言绝句、古诗、五言律诗、七言歌行、五言绝句等。

明胡应麟《诗薮》是从七言歌行角度来谈“四杰”的文学成就，认为他们虽然没有完全摆脱齐梁的浮华诗风，但辞藻更加丰富了，这与“四杰”在诗歌体裁的开拓方面有着重要的联系。

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认为：卢骆应与刘（希夷）张（若虚）一组；王杨应与宋沈一组，前者主要功绩在于对歌行体的发展，歌行体是宫体诗的一种新的形式，是对“江左余风”的宫体诗的摧毁，对于后来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后者则主要是对五言律诗的推动作用。

薛天纬在《唐代歌行论》中指出：王勃所长为五律，真正对歌行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是卢照邻和骆宾王。

除了上述诗歌体裁方面，“四杰”在文章方面的造诣要比诗歌更能凸显这个称号，主要体现在赋和骈文两个方面的成绩。

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提到了“四杰”徽号是诗歌从“赋”与“骈文”方面借用过来的，但没有细致地论述“赋”和“骈文”方面的成就。韩晖在《隋及初唐赋风研究》中主要谈及了“四杰”的赋的创作情况。于景祥在《中国骈文通史》中对“四杰”的骈文创作予以了积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