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选修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7第七单元天理人欲

第七单元天理人欲教学目标一、引导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体例，体会《左传》的叙事风格。

二、了解“春秋笔法”的文化内涵，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

单元介绍这个单元学习中国历史著作及史学思想，指导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史书的体裁体例及相关史学思想。

经典原文选自《左传》，相关读物选自《史通》。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非常悠久，据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史官制度了，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各种职衔的史官，“君举必书”。

当时的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

著名的如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他们不避强御，秉笔直书，大胆记录了国内发生的弑君事件，“董狐笔”和“太史简”成为后世的美谈。

到了西汉，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担任了这个官职。

这个职位使司马迁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史籍，为他后来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宣帝以后，太史公这个职位渐渐不为人所重。

东汉时期，不设专门的史官，著史的职能由兰台、东观等机构承担。

兰台、东观都是掌管图书的地方，像班固就做过兰台令史，刘珍等人撰写的史书称为《东观汉记》。

至三国魏，又开始设置史官，称为著作郎。

其后，史官名目渐多，有著作佐郎、修史学士、起居令史、起居舍人等职务。

唐朝立国之初，设立了史馆，负责修撰前代史和国史。

此后，历朝都沿袭唐朝的制度，史馆修史，宰相或重臣监修，下一个朝代编写前朝历史。

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著作是《尚书》和《春秋》。

其中，《尚书》是历史文献集，《春秋》是编年体史书。

这两部书后来都成为儒家经典，列入经部（而不是史部）。

中国的史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第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优秀历史著作，但这些史书大多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散佚了。

在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中，史学著作附在“六艺略”“春秋”类里，只剩下了23家948篇。

流传至今的有《国语》《左传》《战国策》等。

两汉时期中国史学继续发展，《史记》和《汉书》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两部史书。

《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体例，《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

这两部书成为后代正史的典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由于朝代更迭频繁，社会思想活跃，除了史官编写史书外，私人撰史也相当普遍，史学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出现了起居注、人物传记、史注等新的史书体裁，史书的地位也逐步上升为图书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中仅次于经的一大部类。

完成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共记载史书13类874部16 558卷，其数量之多与《汉志》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

隋唐五代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时期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刘知几），对唐以前的史学和史书发展做了系统总结。

后来，还出现了《通典》（唐代杜佑著）和《唐会要》（宋代王溥著）这两部重要的典志体史书。

两宋时期是中国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无论史籍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且为元明所不及。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同时，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史书新体裁，并正式建立了金石学。

元明时期史学没有大的发展，值得一提的史书只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史学在清初获得了较大发展。

清代史学的主要成就是史考和史论，重要的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

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的体裁也逐渐丰富起来。

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

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数量巨大，根据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史部图书的粗略统计，至清末，史部图书多达3 900部左右，八万多卷。

如此数量庞大的图书，专业研究人员也都不可能通读。

对中学生来说，本单元的教学主要是让他们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体会中国传统史书中的实录精神，知道一些重要的史书以及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史书体裁的特点。

在教学时，可以先引导学生梳理一下以前学过的史书选篇，如《鸿门宴》《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启发学生总结这诸种史书的体例及写作特色；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入手，结合课文，认识在史书写作中“秉笔直书”的重要性。

“经典原文”所选的这段文章比较富于故事性，教学时在引导学生了解大致内容的基础上，可把重点放在对董狐“书法不隐”和赵盾“为法受恶”的理解上，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同时，指导学生体会文章是如何刻画人物的，并可与《史记》中的人物描写对照来看。

“相关读物”中所选的这段文章用典很多，教学时应引导学生利用注释读懂文章。

在了解文章大意的基础上，放开让学生自己谈谈对史书中直书与曲笔这两种不同写法的认识。

谈的时候最好能结合学过的文章，进行具体分析。

课文研读经典原文《朱子语类》三则文化背景宋明理学所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政治、教育、道德、史学等方面的问题。

性指人性，天道即理或天理。

《中庸》一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了性、道、教三个问题。

理学家就是顺着《中庸》的这三个问题接着讨论。

理、气、心、性、太极、无极等成为理学家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宋明理学六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主要的派别，其中朱熹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朱熹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北宋时期兴起的理学思想，为理学思想体系初步确立了范围及基础。

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这里，才确立了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并影响了此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

明清两代一般士人所读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都与朱熹的思想有关。

另外，为了维护理学的学术地位，朱熹不但反对不同于儒学的佛学、道教，而且还批判了儒学内部与程朱理学不同的其他学派。

经过了朱熹的努力，理学从北宋时期一个普通的学术派别，发展为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

但是，在朱熹晚年，由于他卷入了当时的党争，朱熹的学说也被禁为“伪学”。

朱熹去世以后，党禁解除，他的思想学说得到统治者认可，在南宋末期以至元、明、清时期，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儒学思想。

可以说，理学的整个发展都与朱熹有着密切的关系。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从学术史的角度赞扬朱熹，说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

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这是说，朱熹的学问极其广大，极其精微，是宋代以前百代学术思想的总结。

当时江西的陆九渊，浙东的叶适，他们的学问虽然也很突出，但与朱熹相比，总是有所偏颇。

这个说法虽然是过去学者的评价，多有溢美之词，但朱熹是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地位非陆九渊、王守仁所可比拟，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承认的。

朱熹的一生，大都是在著述与讲学中度过的。

儒家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朱熹都有注释和研究。

另外，在历史、文学甚至道教典籍方面，朱熹也有广泛的学术兴趣。

在朱熹的所有著述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和《孟子》并列，并用毕生精力为之注释，据说直至去世前还在修改。

朱熹在《四书集注》当中，不重训诂，重在义理，以精炼的文字，阐述了他的理学思想，把《四书》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道，如他的门徒李性传所说，这是一部“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之作。

此外，朱熹还留有《文集》一百余卷，其中保存了他的一些学术论著、讲义、政治文件、序跋、书信以及诗词等。

朱熹的门人九十多人记录了他讲学时的一些问答，后人分类整理，编为《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这些资料也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依据。

内容理解第一则这一则的主要内容是朱子讲读书方法。

朱熹不但是著名的理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教育家。

朱熹一生，长期聚徒讲学，广收门徒，培养了大批学生。

《朱文公文集》中与朱熹有书信往来的门人就有二百多人。

《朱子语类》当中记录朱熹语录的也有九十多人。

这些门人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朱子语类》当中记载有“读书法”两卷，朱子门人还将老师的读书法作了归纳，称为“朱子读书法”，共有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

课文所选的这一则语录，中心思想就是熟读精思。

朱熹对于学生读书，一向主张精读，反对贪多。

他认为为学者必须通过熟读精思，其学习才会取得进步。

朱熹熟读精思的读书法，首先是讲究“熟读”。

这也就是文中所说的“读书须读到不忍处，方是见得真味”。

他的熟读，是在专精条件下的熟，他主张“书宜少看，要精熟”（《朱子语类》卷十）。

朱熹认为只有通过熟读，才能真正掌握书中所讲的义理，也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真味”。

他在别的地方还说：“读书之法，先要熟读。

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

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

”（《朱子语类》卷十）又说：“大凡读书，须是熟读。

熟读了，自精熟。

精熟后，理自见得。

”（《朱子语类》卷十）把这些话联系起来看，便可以对他的读书主张有完整的了解。

朱熹在这里也明确说，读书的最终目的是领略书中的“真味”，就是说要对书中的义理有深刻的体会。

因此，朱熹所讲的读书法，并不仅仅是一种读书的方法，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简单地说，他主张通过读书来“穷理”，来体认天理，最终达到道德品质的完善。

理或天理是朱熹哲学中的最高哲学范畴。

朱熹的天理论是承袭程颐而来，但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严密，更加精致，更加深刻。

朱熹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源、根本，天地万物都是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它无始无终，永恒存在。

而人的认识活动，也就是他的著名的“格物致知”论，就是要体认天理。

朱熹说：“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

”从这里来看，读书也是明理的一条重要途径。

朱子一生勤于著述，这与他的哲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朱熹所讲的通过读书以明的“理”，并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客观世界的规律，他讲的“格物致知”也并不是要去探求客观世界的真理。

朱熹虽然有时也主张要认识“草木器用”，但他所讲的“穷天理”，最终还是指人伦、圣言、世故，即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

也就是说，穷理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增加知识，而是要提高道德修养，提高精神境界。

这是朱熹读书以至穷理的最终目标。

第二则此章讨论的是天理与人欲的问题。

天理与人欲，或理与欲的问题，是宋明理学家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

简单地说，理与欲的问题，就是道德规范与人的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人的一己之私欲，使之符合礼（或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

这种主张是儒家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