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_人_读_史记_孔子世家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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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卷 增刊
V o l.22 Suppl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 urnal of G uang xi U niv ersity (Philoso phy and So cial Science)2000年12月Dec.,2000
大写的“人”
——读《史记・孔子世家》
赵志方,朱晶松
(广西大学文传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摘 要]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寄寓个人感兴,以“诗心”作史,塑造了一个伟大的
“人性”丰富的文化巨人,孔子的形象代表着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高度。
[关键词] “人”;孔子;司马迁
[中图分类号] K 063
一、“古史即诗”
钱钟书先生曾作过“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 的学术论断。若以此观点烛照《史
记》,甚为契合。《史记》乃诗,亦为鲁迅先生认同,故赞其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对于《史记》,
尽管历来有“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的美誉,但其于记事传人中蕴抒情言志之旨,寄托深远,于是对于其“实录”之“实”,便难免多所争议。意大利文史学家克罗齐曾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著名论断,它虽以相对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但所强调的历史认识本身具主体性和相对性特点却是史学灼识。司马迁正是以史书作者主体卓越的洞察力、鉴赏力,力摒流俗之见,为我所用地择取史料,以自己的识见、感悟
为具相对性的评价标准,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初衷。读《孔子世家》时,
更让人深感其文悲歌、骚诗的风韵。孔子对司马迁影响巨大,可以说其政治思想由孔子塑造,人格理想以孔
子为标准,身世感怀借孔子而抒发。他对孔子充满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的景仰之情。而司马迁的崇孔绝不同于汉武及其御用儒生,他还了孔子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格完整丰满的文化巨人而非时风所附会之“素王”。
二、列传结构
《史记》五体,从所记对象上划分,可以看作人物传记的是本纪、世家、列传。此三者如从传记的结构原则上划分,则只有两类:“世家结构”和“传记结构”。前者以人物的血统承传为线索串连起若干人物;后者专记某个特定人物,或将人物按类划分合而记之。《孔子世家》通篇集中笔墨于孔子,对其先祖后人无事迹记载,结构上属“列传结构”。将其列入世家,乃由于司马迁对孔子“心向往之”,认为他一世宗师,人中至圣,绝不逊于任何一位列入“世家”的诸侯王者。
《孔子世家》篇幅甚巨,是《史记》人物传记中除项羽、刘邦外记事最详者。因其详赡,难免疏漏。其与史实有出入处可分作两类:一是确为挂万漏一处。二是司马迁作史时的“诗心”使然:既是文学地写人就难免代古人构情拟境,化虚为实;或是为有利于塑造人物而对传闻材料宁可信其有,物为我用。—
104— !∀#引自《史记・孔子世家》(后引自此文者不再注)
《文选》卷四十一《报任少卿书》(中华书局影印本)
[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页,商务印书馆。
引自《汉书・司马迁传・赞》
引自《鲁迅全集・汉文化史纲要》
钱钟书著:《谈艺录》第38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
作者简介:赵志方(1972—),女,江苏徐州人,广西大学中文系在读研究生。
三、大写的“人”
司马迁在作品中完成了对孔子的“人”的还原,突出了孔子文化巨人的伟大人性力量。那么何为“人性”?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文化哲学体系下对“人性”的关照颇有见地。甘阳在为其《人论》一书中译本所作序言中总结道:“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
限的创造性活动。” 这是对人性作了基于文明实践基础的动态的共性的描述。我们在孔子、司马迁这些为人
类文化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体身上,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此种“人性”的力量。孔子正是在他作为学者、教育家、文化实践者等各方面所进行的不断的创造性活动中,使个体的人达到了人性的“自由王国”的高度。
1、作为学者的孔子
孔子在司马迁笔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方面莫过于他的学而不倦、博学多才、无所不知。年轻的时候适周问礼于老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在齐国学《韶》音三月不知肉味,而学鼓琴于师襄子,更是投入,直学到彻悟,连作曲者是谁都洞悉出来了才满意。颜回曾感叹孔子的学问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种表述“玄”了一些,不如孔子自己的评价来得质朴,“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又曾问子贡:“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博闻强识在孔子看来只是机械性地学习,人仍然摆脱不了学问之奴隶的地位,不足以成就真学问,而只有用一种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知识之中,做到一通百通,这才真正是进行创造性学习的方法。
孔子虽不以“博闻强识”概括自己,但这正是他融汇贯通之学问的基础。他连人皆不知的奇闻怪事都知之甚丰。季桓子穿井得羊状土精,语孔子时佯称得狗,孔子却断言其所得为羊,历数神话中木石之怪是夔、罔阆,水怪是龙、罔象,土怪是坟羊。又有吴国使者以防风氏之骨节问题试孔子,其回答显示他对防风氏神话十分了然。这两则记载对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加速了中国神话之散亡的理论是大大的反例,它们典型地在“语怪”。人们一般视孔子灭神话的“罪证”为历史化地曲解“黄帝四面”和“夔一足”,而这已有人考证为不完全足据 。司马迁无论作《孔子世家》还是《仲尼弟子列传》,对这两则材料都弃而不用。(肯定不是没有见到,事所由出之《韩非子》、《尸子》为当时常见书。)有尚奇之称的司马氏舍此不用看来是宁要孔子之博物者的形象而不欲要其儒家之标准教主的形象。从材料选择上看,司马迁更欣赏《国语・鲁语》中那个开放型学者的孔子,而不惮凭此给《论语》中专注于内省修身的孔子添加些异彩。
教育家形象的孔子主要存于《仲尼弟子列传》,这里从略。
2、作为实践者的孔子
自从荷丈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后,平常人难免随其误解孔子为勤于思想疏于实践。但历史地评价人物,我们不能因孔子不肯下地干活,就认为他不重视实践。他实是先秦思想家中最重视实践的一位。他所有的政治理想都要运用到治国安邦的实践中去才能发挥作用,他一生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没有统治者愿将他的理想付诸实施。中国哲学的“圣人”观念是“内圣外王”,要求内部修养的成就和社会行动的功用高度统一。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是符合这一标准的,他小用则小成,大用则大成,不用则退而立言彪炳千古。管理仓库,孔子计量得公平精确;主管畜牧,牲口养得又多又壮;做中都地方官,任职一年,各地都开始效法其治理办法;由大司寇代理宰相,管理国政三个月,一切都变得合乎礼法、井井有条,以至齐国害怕鲁国就此变得强大,大施离间之计,孔子只得离开这他一生唯一一次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孔子曾哀叹:“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可竟没有一个统治者可以给他三年时间。
鲁定公与齐景公夹谷相会是孔子行动力的一次完整的展现。会场之上充满了戏剧性的场面,面对齐国先欲奏暗藏杀机的夷狄之乐,后欲以轻视取笑的优倡侏儒为戏,孔子都是当机立断“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不顾祭坛登台必须两脚同在一级台阶上方可再上一级的礼法,先声夺人,以有力的言语、凛然的气势威慑住了对手,将危险控制在了萌芽状态。这种在政治活动中善于控制局面、扭转形势的能力正是孔子本身所具的优秀实践能力创造性发挥的结果,是读书人和政治家双重角色的完美结合。
3、作为理想家的孔子—105—
袁柯著:《孔子与神话及民间传说塑造的孔子形象》一文,载《文学遗产》1995年1期。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之中译本序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