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客管理员：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掠

坐下后，德姆塞茨看了一眼刘市长胸前的牌子，问：“为什么你是前市长？是不是他们把你炒鱿鱼了？”我们又是笑得直不了腰。好不容易止住笑，刘市长回答说，是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现在长沙的地方官员的年龄都在50岁之下，所以他在半年前就从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现在是在人大里做主席。德姆塞茨跟我咬耳朵，说：“你问他，是不是中国的市长都长得像他那么帅？”我笑着转告，刘市长笑得还没来得及回答，德姆塞茨已一副急不可待的神情追问：“如果我去中国，我也该能当个市长吧？”我们全体再次绝倒。
我说：“美国给我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环境很干净。芝加哥的天空湛蓝洁净，芝加哥河清澈碧绿，密歇根湖壮丽如海。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一个沉重的代价是污染严重，工业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各式各样的污染都很严重。我听说以前芝加哥的污染也很厉害，但现在却治理得那么好，有什么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呢？”德姆塞茨说：“是的，芝加哥以前污染很严重，是属于工业污染。现在我居住的洛杉矶以前的污染也很厉害，但主要是汽车污染，因为那里四面环山，汽车排出的废气积沉着吹不散。但后来都得到了治理，以科斯理论为基础的污染权交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或可借鉴。”实际上，这次会议里有一个发言就是芝加哥的一个从事污染权交易的公司Chicago Climate Exchange的负责人谈在中国开拓污染权交易市场的状况。
德姆塞茨（Demsetz）呢，在学术辩论上是个“好战分子”，任何议题他都积极地参与发言，从来都是不甘寂寞。还有就是一谈起美国政治制度就百般推崇，认为一切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不记得以前是听周其仁还是谁说过，德姆塞茨在课堂上对学生非常严格，提问时总是穷追猛打，所以学生都很怕他，上他的课都战战兢兢的，神经绷得紧张，丝毫不敢走神，惟恐听漏了什么就回答不了他的提问。这样听起来他似乎是个难以接近、不好相处、傲慢自大的家伙，可其实在私下里，他是个非常幽默可爱的小老头，说话热情洋溢，几句不到就能把周围的听众笑倒一片。可以说，德姆塞茨是这次会议中我们见过的所有经济学大师中最适合结为私交的好朋友。
美国时间7月14～18日的五天里，我有幸参加了科斯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讨会，以下是尽可能凭记忆记录下来的片段与感想。
一、会议篇：人与事
这一部分集中记录会议中经历到的人与事，学术性的话题将在下一部分的“思与想”中再行涉及。
（一）科斯篇
（本博客管理员按：本篇涉及大量科斯在会议的开幕词与闭幕词里的内容，而科斯目前不欲向外界透露这些讲话的详情，因此本篇暂时不便发布，以后合适时再行补上。敬请体谅！）
德姆塞茨又说，他夫人的文字功夫很好，每次他要写文章，都是把想写的内容告诉夫人，让她帮忙斟酌用词。写好了之后，还要让夫人来修改。所以他写的文章，可以说是他跟夫人合写的，可是呢，最后文章上署的只是他的名字。我们又是笑得前仰后合。这番话倒是让我想起了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大师米尔（Mill，又有翻译为“穆勒”），他们夫妻也是伉俪情深，而且穆勒夫人聪明智慧，穆勒曾说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都是跟穆勒夫人商讨的结果，并经过穆勒夫人的润饰文字，按理说应该同时署上她的名字才对。德姆塞茨续道，他在芝大读书的时候，夫人在一个医学会里做文职工作。医学的术语都非常复杂，可是夫人轻而易举就把它们都记住了，实在让他惊叹。也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夫人也颇通医术。因为德姆塞茨有皮肤太薄而容易受伤流血的毛病，因此他长途旅行时带着夫人在身边，也就等于带着个贴身护士，感觉真是安全极了。为了说明他皮肤薄的毛病，德姆塞茨挽起袖子给我们看他手臂上的伤。把袖子放下来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笑话：“虽然我有这种皮肤薄的毛病，不过奇怪的是从来就没有人说过我的脸皮是薄的。”一言既出，我们又笑得人仰马翻。我们都说：“你有这么又漂亮又贤淑的夫人，真是幸运啊。”德姆塞茨说：“很多人都这么说，可是我要说，她有我这样的丈夫才幸运哩。因为当我死了之后，她就会有很多钱了。”又惹得我们大笑不已。
最后最后的离别时，德姆塞茨给我来了一个紧紧的拥抱。这五天里一直给我们带来欢笑不断的老人，在这最后的拥抱里，却竟是透出些许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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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主持Panel的时候，某与会者急于发言，未经他允可就想说话，他大吼一声：“I’m on the show!”登时所有人噤若寒蝉。是的，当他on the show的时候，他就是绝对的主角！后来，科斯研究院的Benham和来自世界银行、同时也是科斯研究院成员之一的Shirley一起举手要求发言，由于二人分别坐在会场相对的两翼，而诺斯的坐姿略斜，面向Benham所在的一翼而背向Shirley所在的一翼，于是他只看到Benham举手，就让他发言。在相处的这五天里，我体会到Benham是个大好人，非常关心中国来的人，总是设法安排我们与几位经济学大师有密切接触对话的机会，帮助我们克服中国人常有的羞涩与内向。像他这样一个谦谦君子，自然是奉行“Lady first”之道的，所以当时就推让Shirley先说。诺斯却说：“我要你先说就你先说，我要她后说就她后说！”Benham无奈，只好简单说了一句，然后以一句“详细的情形我们私下再行讨论吧”就结束了发言，其实还是把发言的机会让给了Shirley。
Mundell对张五常教授的文章最推崇备至，在星期二匆匆赶来后，发表了“迟来的”评论，把该文盛赞为30年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最powerful的文章。又把张五常将科斯的理论介绍进中国所带来的影响与当年汉森把凯恩斯主义介绍到美国所带来的影响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所不同的只是前者“more useful”，顺带着还要不失时机地幽了凯恩斯主义一默。
开始时朱锡庆问的还是比较严肃正经的学术问题。他托我向德姆塞茨翻译说，他看过德姆塞茨那篇关于团队生产的文章，对他启发很大。德姆塞茨回答说，可是科斯不喜欢这篇文章，因为跟他的想法不同，那文章是用shirking作为解释的。不过他们还是朋友。
大部分时间里，德姆塞茨讲的是他与夫人的故事。这次他夫人也来了，我见过她，长得非常漂亮。年纪那么大了，还是那么风姿绰约，迷人之极。他说他和夫人就是在芝加哥这里出生、长大的，所以那天午餐的时候他夫人不在，就是探望亲戚朋友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只相隔一个block，放学后邻近的孩子一起玩，因此他们有时也会在同一个game里玩耍。所以看起来他们是自由恋爱的，其实是arranged marriage。一片笑声中，向松祚说，你们夫妻这样的关系，在中国就叫做“青梅竹马”。向博是用中文说“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我就用英文把这个词的意思与典故告诉德姆塞茨。
第二次交谈时间比较长的，是在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午餐时间。除了每天有发言的与会者跟科斯在一个小房间里共进午餐外，其余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吃。座位是随意地组合的，所以每次吃饭时同桌的人都不一样。那天我跟朱锡庆、刘市长、向松祚、肖耿，还有世银的Shirley等人一桌，德姆塞茨拿着一盘食物也走过来，就坐在朱锡庆与刘市长之间，与我们同桌，于是又有机会跟他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自然又是一路的欢声笑语
第一次与德姆塞茨私下聊天，是在星期二上午会议之前的早餐上。我和朱锡庆教授、刘晓明市长（前长沙市长）、科斯的助手王宁正围坐在一个小餐桌上边吃边聊。因为位置有限，吃完的人必须赶紧离开以腾出位置给还没吃的人。当时德姆塞茨正走进来要吃早餐，四处寻找空位。王宁吃得差不多了，赶紧站起来把位置让给他。我也一样，所以也赶紧起来让座。德姆塞茨跟王宁客气，指着他胸前挂的牌子，说：“你是稀有的红星，比我这普通的紫星可是重要得多的！”一句话就把我们都笑翻了。原来会议方为了方便大家能看牌子一眼就明白对方在会议中的职能，在牌子上贴了不同颜色的星星。像王宁兼办会务的，贴的就是红色的星星；德姆塞茨是特别嘉宾，贴的是紫色的星星。毕竟负责会务的人数较少，于是德姆塞茨就故意歪用“物以稀为贵”的理论来搏众人一笑。但毕竟位置不足，王宁还是赶紧吃完把位子让了出来。至于我则需要帮忙给朱锡庆、刘市长与德姆塞茨之间交谈做翻译而再次被拉住。德姆塞茨说：“你是我的翻译，可不能跑掉啦！”
最后一次跟德姆塞茨进行如此快乐满满的聊天，已经是在临离开芝加哥的时候了。那是在酒店的lobby，我已经在柜台办了check out的手续，在等同行朋友办手续。正好看到德姆塞茨也坐在那里，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问我吃过早餐没有，如果没吃过的话，他可以介绍一个很好的餐馆，那里供应的是芝加哥当地人都爱吃的早餐。（后来我遇见另一个中国人朋友，他打算下午才走，我就转述了德姆塞茨介绍的那个餐厅。他笑着说，他早知道了，因为德姆塞茨向所有人都推荐这个餐厅。）可是我要赶着去机场，随便吃了些面包草草解决了早餐问题，也不可能有空去他介绍的那个餐厅了。
（二）其他经济学大师
这次莅临会议的几个经济学大师，可谓各具特色。科斯是典型的英国绅士，举止优雅，言谈缓慢。诺斯沉默时是个“酷哥”，平时总是坐一个角落里一声不吭，从不参与会场中的争论。可是当他做Panel的主持时，却是威严肃杀，弹压全场，可以说是所有Panel的主持中最强势的。（来自多伦多York University的Landa也做过Panel的主持，曾笑称诺斯如果生在古代，一定是个大独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