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谭延阁

辛亥革命中的谭延闿
谭延闿，字祖安、组庵（祖庵），别号慈卫，亦号畏三，初名宝璐，湖南省茶陵县高陇乡石床村人，1880年1月25日（清光绪五年12月14日），出生于浙江杭州。

据《茶陵谭公年谱》记载：是年12月14日（农历）夜，其父时任浙江巡抚的谭钟麟就寝后，忽梦见嘉庆年间进士，曾官至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的湖南道县人何凌汉（谥文安）衣冠来拜，一下惊醒，家人随之告知夫人分娩，即谭延闿出生。

谭钟麟因对大学者湖南湘潭人王湘绮（字闿运）的才学推崇备至，于是将刚出生的独生子取名“延闿”（后又将其他几个儿子取名为恩闿、泽闿，并命他们兄弟受业于王闿运门下），又因何凌汉谥号文安，于是，给谭延闿取字祖安。

辛亥革命前，谭延闿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

1909年10月被当选为湖南咨议局议长，咨议局是当时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过渡形式的议事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成员焦达峰、陈作新于10月22日组织湖南起义，很快就光复了长沙。

当天，焦、陈二人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正、副都督。

10月23日设臵了参议院，谭延闿被选为院长。

不料，长沙光复后仅仅十天，焦、陈二位都督就同时被害，迫于形势，谭延闿继任都督，武汉方面听到谭继任都督后，也积极
肯定，予以大力支持。

1911年11月1日谭延闿正式就任湖南军政府都督。

谭延闿政权推行了一条坚持反清、拥护共和、反对清朝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

督湘后，谭延闿做的第一件事是坚持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联合执政，维护地方安定。

长沙光复后的湖南军政府并不是革命党的一党政府，而是以革命派和立宪派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以反清为主要宗旨的联合政体。

由于用人得当，各方齐心协力，秩序得以恢复，军政府又没收、征用了一批大官僚和巨家富豪的财产，其中包括曾国藩、袁树勋、张彪等家庭的财产，总计达三百万两之多。

这种行动给予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巩固了湖南革命政权。

谭延闿做的第二件事是推动他省独立，共挽危局。

谭延闿发布了《大汉民国各省会师北伐檄》。

在这篇檄文里直斥满清为“曼珠野部，金源遗种，堑辽河以自因，并叶赫以称雄……自东西以迄北南，污神舆四万余里，由甲申至于庚戌，闰国统二百余年。

其始犯边，甚至流寇；迨后入关，更无人理！”“自为帝制，盗憎主人，钳制千重，侵陵百出。

”此檄雄文劲采，掷地有声。

旋即，他凭借各种关系，或“飞书知旧”，或派员运动，敦促其它地区“乘时响应”，起义独立。

1911年11月6日，广西咨议局终于议决广西全
省脱离清廷宣布独立。

谭延闿在广西光复后，即筹组湘桂联军，推沈秉堃为联军总司令，力促广西出兵北上抗战，直捣幽燕。

相继又派出向瑞琮率领的北伐第一军和张其铂率领的南武军北伐。

是时，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福建等西南各省均先后光复，独立各省北伐，义声所播，寰宇震动。

正所谓谭延闿在《大汉民国各省会师北伐檄》中“云南一呼而六省应，广西举而半壁倾”的冲天壮语。

各省纷纷独立，各自为政，不相联系，谭延闿又深恐因此造成全国分裂的局面，招至外强侵凌之祸，于是通电全国各省都督及军政分府，大声疾呼。

在这篇通电里，谭延闿第一次公开表示他对孙中山的崇敬，以及他服膺中国同盟会所作的政治主张，力赞胡汉明提出的“统一财政之说”，说明此时的谭延闿是赞成全国统一的，对他后来在第三次督湘时提出的湖南自治，不能简单地以搞分裂论。

谭延闿做的第三件事是派兵增援湖北的革命军。

湖南军政府成立后，焦、陈便以援鄂为主要任务。

谭延闿上任后湖南局势逐渐稳定，湖北战事却日益吃紧，黎元洪不断来电请援，谭延闿决定在军事、财政和物质等方面大力援鄂。

他着手整编湘军，在黄兴寡不敌众，汉阳前线苦战失利，清军步步进逼的危急时刻，谭延闿敦促因事逗留在途中
的第一批援鄂湘军王隆中部火速开进，于11月2日到达武昌；后又派出湘军第二师第三协甘兴典部四个营星夜驰援，这两批湘军成为黄兴防军汉阳的主力。

紧接着，谭又派出第三、四批湘军赶赴武汉前线，“以新募之兵留守省垣”，精锐之旅数北上，“以便早歼清兵，戡定大局”。

此外，谭党政军令军务部挑选精锐新军，编成敢死队一营，直赴武汉前线。

敢死职员以一当十，击毙清军达三千人，自身也死伤惨重，仅六人没受伤。

这六人回湘后，又组成敢死队，以徐鸿斌为队长，再次赴鄂作战，后徐在前线英勇捐躯。

谭延闿还调送大批物质及粮款支援湖北战事，共计子弹数十万发，机关枪一批，大米13000石，面粉500袋，油380篓，汇款50万元。

当时湖北方面重兵压境，苦苦支撑，湘军来援无异一支强心针，大大安定了武汉人心，使民军精神为之一振，黄兴更是“喜形于色，以为恢复汉口，击灭汉奸，可以犁庭扫穴，立功竟志。

”事实上，“阳夏之战，将近月余。

在湘军援鄂中，谭延闿派遣革命军夺荆襄，是少被人提及的开国之初非常重要的一战。

荆州居高驭下，夙称重镇，时汉口失败，武汉大局为之一变，谭延闿敏锐地意识到荆襄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荆襄居武汉上游，为湘蜀门户，军事计划，在所必争”。

故派统领王正雅于11月26日进抵沙市附近的草市，清军大举来迎，双方遂在草市展开激战。

革命军消灭了清军的一名
带队官和数十名清军，伤其一百多人，夺获枪械数十件，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胜仗。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军也一鼓作气光复襄阳，12月3日，王正雅会同宜昌军怀念唐牺之合攻荆州，到14日，荆州攻陷，都统自戕，襄阳道全家自尽，其余清兵由佐领率领向湘军统领王雅乞降。

这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以来极其重大辉煌的一次胜利，起了打通东川，腰击北军，为北伐军开一通道的作用，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压力，“从此克复蜀、湘、鄂，联络一气北伐，无后顾之忧矣。

”
总而言之，谭延闿在继任湖南都督后，坐镇长沙，出兵支援阳夏之战，取荆襄，入江西，力促广西举义，电请各省援鄂，还要给黎元洪鼓劲、打气，他对首义之区的援助是全力以赴的，连对其有敌意的王隆中也说：“谭都督对湖北，如同湖南事情一样，不分彼此。

”
武昌起义后，清迁仍试图作最后的努力，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挥兵南下，与革命军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

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一方面对清迁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迁保全社稷”；另一方面却对其前方将领指示要“计出万全”，不可轻易督师进攻，要“慢慢走，等等看”。

清迁和革命党人都在努力拉拢袁世凯，而袁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双方的矛盾和弱点，抬高自己身价，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谭延闿对南北议和，起初是不造成的，认为至少不能无
条件议和，当武汉方面议和消息传到湖南以后，谭延闿明确表示反对。

11月28日，谭延闿又致电各办要人，提出应以袁世凯承认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为议和先决条件，否则不予开议。

电文略谓。

湖北军政府见谭延闿全力增援湖北，对南北议和态度明确，很有主见，因此，在和战大计、与敌交涉方面，常常请决于谭延闿。

1911年12月下旬，湖北军政府致电谭延闿。

1911年底，众人翘首以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自欧抵沪，闻此喜讯，谭延闿立即致电孙中山表示欢迎和拥戴：“闻公到沪，飞电传来，距踊三百，谨代表全湘百万生民欢迎，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此时的谭延闿，在南北议和与开战的问题上，旗臶鲜明，态度坚决。

但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手中没有实力。

同盟会组织已经分崩离析，无法发挥重要作用。

领导层的大多数人都极力主张与袁世凯议和，结束战争。

担任陆军总长的黄兴写信给汪精卫，称赞“项城（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代仰望。

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

”
袁世凯任大总统之职后，谭延闿通电发表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认为应“举纲领于政府成立之时”，“以国会为监督机关以符合民国政体，不然南北虽一致仍不统一。

”他十分重视各省的协同合作，认为再也不能像前清各省自为风气，被“议者讥为十八国”了。

辛亥革命中，湘鄂抵背相依，生死与共，谭延闿督湘，使湖南成为首义之区最坚强的后盾和独立各省的中流砥柱。

《民国报》曾高度赞扬湖南对缔造中华民国的重大贡献，谓武昌首义后，湘省“誓师东讨，转战汉上，流血成殷，满清创巨，各省从风”，民国成立，“中央财政枯竭，湘省协款百万为各省介，顾瞻大局，不竞私权。

临时政府之成立，不啻我湖南缔造之也。

”这虽为溢美之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湖南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突出地位；而第二任湘督谭延闿克膺重任，内修政治，外御顽敌，积极进步的举措无疑是大有功于全国革命的。

从此，谭延闿从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彻底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

（此文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撰稿。

）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