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赋的学者化倾向

浅论汉赋的学者化倾向摘要：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样，汉赋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即由文人化向学者化转化，我们称之为汉赋的学者化倾向。

从宏观上看。

影响汉赋出现学者化倾向的主要因素是时代的变迁，即由西汉的煌煌盛世转变为国力凋敝的东汉。

另外还有主客体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是统治者的态度转变和士阶层的分化；主观方面则是时代带来的创作主体心境的转交，由繁荣时期的外向型心境转为凋敞时期的内向型心境。

而这样的转变反映在作品中便产生了文士之赋与学者之赋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主题与题材的转交及其创作目的与艺术手法的转变上。

汉赋的学者化倾向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个缩影。

本文试图通过对汉赋学者化倾向得失的分析，找到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汉赋；转型；作者学者化我国传统文学体裁无外乎诗、词、曲、赋四大类。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汉赋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或褒或贬的评价。

两汉文艺观的主流思想是孔子的“诗教说”，这就使得大多数文人评价文学作品时，以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为重，对于汉赋的评价也不例外。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对司马相如赋的评价为：“相如赋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为无为”。

可以看出，司马迁承认汉赋具有美刺的功用，但也指出其“虚词滥说”“靡丽多夸”的弊处，并隐约含有批评之意。

与司马迁观点相类的是班固，他在《两都赋》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这些都是从汉赋的讽谏功用出发的。

两汉众多的赋作家中，其中有一个人值得特别关注，他就是扬雄。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早年十分崇拜司马相如，并模仿其文风，全力进行汉赋创作，成为当时著名的赋作家。

但是，在晚年时期他的文学观出现了重大转变，一反常态地在《法言·吾子》中愤然斥责汉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发誓“壮夫不为”。

这种前后期思想强烈的对比着实使人费解，但深究其内在原因，仍与他自身倾向性的转变密不可分。

这种转变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个人，而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并带来了汉赋发展史的转折。

我们首先来讨论汉赋出现学者化转型的时代因素。

笔者认为，汉赋学者化的倾向产生于两汉之交，原因有二：首先，从历史原因来讲，西汉初年以来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

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多有农民暴动发生。

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农民起义不时爆发。

“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

至西汉末年元帝、成帝年间，西汉社会更是险象环生，农民起义暴动频发，后又有王莽新政，西汉灭亡。

继而绿林、赤眉起义反抗王莽政权，农民战争爆发，终至刘秀定都洛阳，建立东汉。

动荡代替了繁荣，颓废取代了昂扬，虽然东汉也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与西汉初期相比，已截然两个世界。

另外，从社会思想因素考虑，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经学研究的加强。

《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篆，不如一经”。

经学在汉武帝之后，经历代皇帝推崇，在西汉末年就初具规模，东汉统治者看到西汉时期崇尚的儒家思想不但合理而且非常实用，不但取之借鉴而且愈尊愈崇。

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东汉王朝虽是新兴，但实力不能与西汉相提并论，统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文化成为加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

于是，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文人们投其所好，经学研究蔚然成风，并且渗透在各个领域。

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的文学形式，在此阶段必然罩上浓重的经学气息。

其次，再来看汉赋出现学者化转型后在主题和题材上的转变。

比较汉赋早期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西汉末年扬雄的代表作《太玄赋》可以看到，单从形式上看，《上林赋》字数大概多出《太玄赋》六倍，其行文浩浩荡荡、汪洋恣肆，一泻千里。

从内容上看，作者极写上林苑的广阔、天子田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浓墨重彩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

全文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恢宏巨丽之美。

虽然在结尾处笔锋一转，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田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但其文中大量的对于上林美景、田猎盛况的夸张描写加强了其弘扬大汉国威，宣扬盛世气象的力度，与之相较，讽谏的力量就非常弱了。

这一特点在这一时期的赋作品中非常常见，例如枚乘的《七发》《粱王菟园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美人赋》等。

转而观之扬雄的《太玄赋》。

从形式上看，它更接近屈原创造的楚辞体，最典型的就是遍布全文的“兮”字。

这与扬雄晚年扬屈抑马的倾向密切相关。

他在《法言》中说：“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

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

然原上援古籍，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量不可及。

”(《文选·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法言》佚文)这段议论充分体现了扬雄晚年指责汉大赋浮夸无实的缺陷，他将屈原与相如辞作做了一番认真的比较，然后指出：屈原辞在驰骋天地、纵横八荒方面远胜过相如，相如赋不过是虚幻放诞、华丽无归而已。

从内容上看，《太玄赋》是模仿古圣先贤的著述创作的，依托的是先贤的思想，与相如赋相比，哲学意味更加浓厚，其中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关注，具有更强的现实主义倾向，冲淡平和中蕴藏着作家理性的思辨色彩，而这种倾向在东汉时期愈发明朗起来。

之后陆续出现的班固、张衡等人，开始偏离司马相如时期恢宏巨丽的散体大赋，沿着扬雄开辟的风气一路向前，最终形成了以关照个体为特征的抒情小赋。

在主题和题材上也从歌功颂德，描绘皇家辉煌转变为讽谏劝诫，关注社会民生。

汉赋在艺术上多有创获，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演进做出了突出贡献。

首先，在文学题材的开拓上，为了更生动、更丰富地反映社会生活，汉赋开拓了许多前代不曾有的题材。

例如，宫怨题材始于司马相如《长门赋》，山水描写始于枚乘《七发》“观潮”一段，悼亡始于汉武帝《李夫人赋》，归隐始于张街《归田赋》，游记始于王粲《储海赋》等，另外，在浪漫主义手法的发展、修辞技巧的完善、文学语言的创新方面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汉赋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不仅限于赋体，还常常涉及诗歌、散文、甚至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

所以，通过观察汉赋的演变过程，可以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即学者化过程并不局限于汉赋，推而广之，从各类文学体裁的流变，都可以发现其有着文士向学者转化的过程。

汉赋学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它文学地位提高的过程。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东方朔等人归入《滑稽列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些文人虽然深得皇帝赏识喜爱而在朝廷任职，但是终归属于类似倡优伶工的角色。

司马相如认为赋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晋·葛洪《西京杂记》周天游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93页)由于此期作家对赋尚属于感悟阶段，并没有深刻的理解，所以，此时期的赋作家和他们创作的赋的功用和影响还是相当狭窄的。

学者化转型期的代表人物扬雄较之司马相如已经对赋有了较为深刻地理解，他说：“读千首赋，乃能为之。

”这和司马相如的“不可得而传”相比已经大为进步。

但是，由于他处于汉赋学者化的过渡时期，虽然也意识到前期赋所显现出来的弊病，对此大为不满，但还是没有真正弄清汉赋的最终走向，以致于在实践过程中无法言行合一。

到了东汉时期，汉赋的学者化最终定型，此时的作家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汉赋的功用并不局限于娱乐消遣、歌功颂德。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认为赋与诗一样，都是君王显现文治的重要工具，还认为“诗没而赋兴”“大汉之文章，彪炳与三代同风”，赋是具有大汉王朝特色的文体形式，可以与诗平起平坐。

至此，赋不再是统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赋作家也不再是倡优伶工一类的角色，他们用赋表达着自己的学识见解，抒发着自身对家国社会的思考。

正是汉赋的学者化转型，使得汉赋的文学地位提高，也使人们对于这—文学体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化用为：我们透过汉赋学者化倾向看到了学者化的利与弊，通过对利弊的分析可以得出正确的方向，它为我们正确把握文学发展规律指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适用于古代，也应该可以成为我们现阶段文学发展的参考。

参考文献：[1]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全汉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2]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西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5.[4]踪凡.汉赋研究史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6]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7]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袁行霈.焦石楣.李炳海.中图文学史(第一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袁行霈.罗总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袁行霈.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