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贡献与局限

浅谈存在主义对西蒙波伏娃女性主义的影响

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存在主义集大成者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娃深受存在主义思想影响。因此，她的女性主义观点中也贯穿着存在主义的影子，甚至被称为“存在主义女性理论”。

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便是以存在主义为哲学依据的。波伏娃在此书中首先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完全以男人为中心，建立在男性模式上,只是把妇女观归结为简单的“性一元论”提出质疑，又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一元论”进行了分析，而后又提出了自己对女性的看法。她试图构建一种令人信服的关于女性的存在主义观点，这也是她创作《第二性》的初衷。她认为：“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资源，只有从人的生存全方位去认识，对他才是具体存在的。”这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在女性问题上的生动体现。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确切关系，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甚至人们最初认为，《第二性》仅仅是将《存在与虚无》的观点应用于妇女的特殊处境，可见萨特存在主义对波伏娃女性主义的深远影响。

波伏娃在书中采用了很多萨特式的说法，她修正了这些说法的意义，以便能适合她的女性主义议程的需要。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大量地使用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术语，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与存在主义一脉相承，因此，她的女性主义理论又被称为“存在主义女性理论”。波伏娃始终对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与选择进行反思，女性的生存状况及出路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她的存在主义哲学始终将哲学具体运用到女性境遇，是真正的“女性存在”的哲学。波伏娃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她是一个独立的阴性个体人类。自然造就的只是女人的生理属性，而历史和文化形成了她的社会属性，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她与男性或许相同的本性，从而抑制其创造力，使其禁锢于家庭和生育。总之，女性是男权社会永恒的“他者”。女人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男人而言的，她是男人的附属物，是男人的负面，男人的客体。历史和现实的女性总处于附属地位，但作为个体存在，女性个体如同男性个体，“存在先于本质”，她总可以通过具体的行为来界定自己，实现自我价值，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自身处境，创造价值。一位女性，如果屈服于女性的处境，将自己局限在女性角色，将是残缺不全的。

波伏娃运用女性的存在主义理论，同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又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萨特认为“在任何情势下，人都是自由的”，与之不同，波伏娃将人所处的情势进行了分类，认为并非所有情势中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情势可以是允许任何积极行动的，也可以是限制多数自由的，而人类在第二种情况下几乎不能拥有积极地自由。女性便处在这一种情况下。男权社会附加给女性多种限制，是女性多数情况下不能积极地行动。当所有积极地自由都无法实现时，反抗便是唯一的积极选择。作为女人，不可能完全逃离女性的处境，尽管个别女{如波伏娃本人}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取得与男人一样的成就，但那只是极少数条件优越的女性，同时在得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她要付出比男性多得多的代价。在多种文化中，女性曾经，并依然守着女性出境的限制，她们只能服从于男性建立的社会，法律，风俗和真理。《第二性》中，波伏娃又一次强调了她在《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中的观点：生活在受压迫，被限制的处境中，不能能说是生活在“坏信念”中，因“坏信念”拥有罪责的内涵，而它不具有。

其次在个人自由方面，波伏娃也并不赞同萨特个人自由妨碍他人自由的观点。相反，波伏娃认为“我们的自由如同一个拱门上的石块相互支撑”。个人必须通过他人才能实现自己的超越个规划，同样，妇女解放运动也只能让个人获得部分解放，要真正为女性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自由世界，还需要获得社会支持的妇女运动。

综上，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又不是简单地将萨特的存在

主义特殊化后用于女性主义分析，而是在存在主义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建树，为学界重新审视批判传统男性话语权以及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提供了经典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