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口述历史只能还原良知与温暖

周海滨：口述历史只能还原良知与温暖周海滨：口述历史只能还原良知与温暖周海滨一、朱德外孙当知青被分配养猪朱德写信鼓励他凤凰历史：出生在五几年、六几年的红色后代，比如知青、上山下乡，这方面您采访过吗？周海滨：朱德的外孙刘健，1969年初中毕业，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当知青。

刘健被分配去养猪，同时刘健的父亲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养猪，朱德就给他们写信，让他们父子俩比谁养的猪好，这样来鼓励他们。

[详细]二、张治中16岁离家临行前母亲让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凤凰历史：19世纪的80后和我们现在这些80后、90后有什么不同？周海滨：张治中1890年出生，属于90后，他早年非常不如意，当备补士兵、备补警察，其经历其实是一个励志故事。

张治中母亲在张临行之前要他“咬口生姜喝口醋”，告诉他：你尝得到酸甜苦辣，在社会上才能够有立足之地。

就出去让他闯去了。

[详细]三、将军之子回忆：经过窗口时听到父亲说林彪不是个东西凤凰历史：您觉得亲人眼中的国共高级将领，跟我们平时从书中认识到的历史人物有何不同？周海滨：他们接触的父亲是多样化的，也会感觉到父亲跟谁讨论的时候，对某某人不满。

像一位大将的儿子经过窗口的时候，发现父亲和另外一位叔叔说“林彪不是个东西”。

你想十大元帅、十大大将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铁哥们，不可能。

[详细]1写张闻天的文章遭删叶向真敢正面回应往事2张治中给毛泽东提建议要表忠心对蒋介石则不会3共产党对战犯好：黄维改造27年每天都有1斤牛奶3两肉4胡耀邦儿子与叶剑英侄子是老干部的交通员核心提示：但是共产党时期他的建议就很委婉，因为我看了他们家给我的一本没有公开出版的书，里面他跟毛主席写信，到最后都要歌颂一遍、表忠心：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给蒋介石的信里面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周海滨资料图）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历史学者周海滨文字实录，采访：杨超，整理：唐智诚嘉宾简介：周海滨，口述历史作家，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

著有《家国光影》、《我们的父亲》、《失落的巅峰》、《回忆父亲张治中》等书。

写张闻天的文章遭删叶向真敢正面回应往事凤凰历史：您为什么选择口述史的写作，有什么特别的机缘吗？周海滨：其实口述历史的写作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本人不是学历史出身，也不是兴趣使然，但是我对人物很感兴趣。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值得认真品读，而且，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读。

如果把人比作酒，也许有的人是啤酒，有的人是红酒，有的人是洋酒；在品酒的时候，每个人的感受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喝啤酒，有的人喜欢喝红酒，还有的人喜欢混着喝。

有的人喝完啤酒后喝白酒还行，但是有的人就不行了。

这就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有的人在一起互动就是不行，如国共合作，好比洋酒遇到白酒，洋酒受不了白酒的味道。

我在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比起探究某一事件，我更加关注人物。

比如有的人探究抗战史，就抓抗战老兵为什么生活得这么苦这个问题，希望把抗战老兵生活的状况弄清楚。

我跟他不一样，我更加关注人物，而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段。

我是大脉络、粗线条地叙述，虽然也会在某些方面有系列化的探索，但是不会集中做专题式的研究。

我的书全部是人物的归类，不是事件的归类。

我的书里曾写过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将领后人，也写过中共领袖的后代或者夫人，当然如果遇到有意味的细节我也不会放过。

但是现在我又在考虑改变思路，因为我发现不少人在批评这种人物为中心的作品，觉得不解渴，不深刻。

当然本来是有一点深刻的东西，但是出版的时候被删掉了。

虽然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审稿单位觉得必须删，而是编辑为了让稿子顺利通过就下了狠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下称“《失落的巅峰》”）原稿拿过去后，审稿部门给予的意见是“建议不予出版”。

幸好人民出版社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关系密切，所以还有点回旋的余地，要是民营书商来出版，这本书估计难以出版。

但是书出来以后，由于删的比较多，结果也见到当当网上有人批评道：说书名起得好，内容没有想像中好。

凤凰历史：这本书跟写国民党那本《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相比感觉怎么样？周海滨：我的每一本书都在进步，这点让我很欣慰，套一句很俗的话，我总觉得下一步作品会更好些。

5月份。

我将在国内上市一本韩复榘次子韩子华先生口述的《我的父亲韩复榘》一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而且由我比较中意的中华书局出版。

《失落的巅峰》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在香港影响也比较大。

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张闻天那篇。

我专程去南京采访了两天。

自我感觉写得不错，但删减了之后跳跃性很大，我很担心读者会质疑我对人物的驾驭能力。

幸运的是，读者对我是理解的，而且有些还在微博上和我进行了很好的互动，我很欣慰。

凤凰历史：您第一次写口述历史的时候，除了对人物感兴趣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比如遇到一个人，他讲了一个故事或者什么，有这样的故事吗？周海滨：我最初开始口述历史写作是在2002年，当时我在《新文化报》做“中国样本”专题，是关于77级、78级这一代人的，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社会中坚。

因为知识和文化的人才断层，他们这一批人大学毕业以后，很快都成为社会的主流，像刘震云、张艺谋等文化名人，李克强等政要以及一些企业家都是那两年上大学，政商界、知识界等主要领域几乎全是他们在主导社会进程。

做这个专题时，我选择采访吉林大学一个著名的哲学教授——孙正聿先生。

那时候我只是个大四的学生，结束他的采访之后，我深受启发。

而且疑问重重。

为什么他大学毕业三四年就已知名？为什么他本科时就可以哲学界顶级杂志上发过文章？等等，这些都让我想了解这个人。

于是通过采访我发现他能够讲出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要通过他的口述，把他的故事讲出来。

当然当时就仅仅停留在一个讲故事阶段，因为2002年中国大陆也没有人提口述历史，仅仅出于个人的好奇。

而且受当时的知识层次影响，没有觉得口述历史应该是什么样，我应该去做，所以后来很长时间都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直到2009年我在一家杂志刊发“家国志”的专栏策划，我想访问“红二代”。

当时，我一个师弟在对外友好协会，跟陈昊苏的秘书很熟稔，他帮我介绍采访陈昊苏先生。

那是一个很正式的访谈，不是以口述的形式写稿。

稿子写完后发给陈昊苏，他改得非常仔细，几乎每一句都会改，而且他文笔非常好。

也许因为他长期做文字工作，对文字很挑剔。

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其实我对他的父亲陈毅不是特别了解，只是在采访前恶补了下。

但陈昊苏先生特别谈到父亲不希望他们这一代人搞空头政治，也不希望他们学文科。

尽管陈昊苏本人特别爱好写诗，也向赵朴初学诗，但是他们父辈都不希望他们学文科。

而且后来我发现与陈昊苏同一批及更早的“红二代”的父辈都不愿意让他们学文，而是让他们学科技，比如叶正大、罗箭、陈知箭、胡木英等。

凤凰历史：他们的父辈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这样想？周海滨：他认为学理工科能救国。

因为国家现在要建设，就需要理工科方面的技术人才，而学文科就会写写文章，搞点什么花样，空谈误国。

当然这种想法的局限性很明显，因为当时那一代人认为学技术能够对国家有帮助。

凤凰历史：您对“红二代”的印象如何？周海滨：第一次采访陈昊苏先生的时候，秘书通知我两点半到，我早到了15分钟，他已经在会客室等待了。

跟他深入交流以后，发现他不是非常跋扈的官员，也没有以我是陈毅的儿子自诩，更没有那种虚意自谦难掩得意的表演。

其实我接触到的红色后人，他们都没有这种跋扈的感觉，我成了他们倾诉的对象。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去西山二号院采访叶剑英的女儿凌孜（叶向真）女士，她很谦逊，对历史往事正面回应，不躲躲闪闪，我觉得她是个坦荡的人。

她带我去见她母亲，一直送我到门外。

从哈军工毕业的红色后代基本是少将没有极“左”倾向凤凰历史：他们应该接受的是建国后的教育，能否谈一下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学习生活方面的情况？周海滨：“红二代”有几拨婴儿潮时期。

我采访的是七八十岁的红色后人，这一拨很多是在哈军工毕业的。

他们的人生轨迹从他们提供给我的简历中能看出端倪，比如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1938年生于延安。

1949年随“八一”小学进入北京，1958年考入中国科大原子能系，1961年入哈军工核物理系，1963年毕业，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某试验基地。

1966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被停职。

1970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回原籍四川南充第二缫丝厂当工人。

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试验基地，197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工作，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当政委，后调入后勤部任副政委。

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6年退休。

在这里以罗箭先生为例，他和我讲述了一些50年代和60年代的往事，说最快乐的是1950年代初。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父亲担任首任公安部长，他常常对我们这些子女感慨，我们打了一辈子仗，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可建设这个国家就靠你们了，要努力学习，要学好数理化，学好自然科学。

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住在学校周六下午放假，星期日晚上还要回到学校上自习。

一个礼拜回家一次。

到了研究所也是一个星期回一次，晚上经常加班。

我觉得从小到大都是这种军营式的生活，与父母接触的比较少。

我父亲他们吃饭都是按照级别的。

团级以上吃小灶，团营级别吃中灶，营级以下吃大灶。

50年代初期，实行的还是供给制。

我要把供应关系从101中学带回来，把伙食费交给大灶，我只能吃大灶。

不能跟父母在一起吃。

1954年之后就改成薪金制了，我才和父亲母亲接触的比较多。

许多人都觉得我父亲很严肃、不苟言笑，工作之中很多人都怕他，其实对家人来说，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我们七个孩子没有人害怕他。

我小的时候，没记得父亲打过我们。

也就是和我们讲讲道理。

人家都讲严父慈母，但是在我们家扮演严厉角色的是母亲，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工作太忙，没有什么机会见面。

一般的时候也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能够聚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都等着爸爸回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无所不谈的时候。

我们就把从学校社会上听来的各种消息给他讲，他经常听得津津有味。

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不仅我家庭快乐，国家也很兴旺，中共八大前后，经济发展很好，党内民主也好。

每年我们都跟着大人一起活动，夏天北京很闷热，主席他们都到北戴河去开会，研究问题，正好也赶上孩子们的暑假。

他们在开会，我们就在浴场游泳，李敏、李讷、还有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孩子……我们都聚在一块儿，天天游泳，没有隔阂。

我们见到那些领导人就叫声阿姨，叫声叔叔，也经常能见到主席，主席每次下水游泳后面都跟着一帮孩子又打又闹。

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后来的摄影家，那时候就老跟着主席拍照。

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更厉害，专门上人家，一家一家照，照了很多珍贵的生活照。

我从“八一”小学毕业之后考上了北京“一一”中学，这个学校是从解放区迁到北京的，集中了一大批领导同志和革命烈士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