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课程论文

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认识在上了“人口经济学”这门课程后，学习了人口及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还有老师推荐的几本有关人口学的名著，其中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最基本最有分量的一本书。

我学习了有关人口一些专业名词，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对于人口的了解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我们在做城市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必须要了解城市的人口及预测人口规模。

所以选这门课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由于我对人口经济学的学习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也只能谈谈我对中国人出生率肤浅的认识。

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经历了在自然生长情况下的不断增长，这期间会受到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导致人口下降；接下来随着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存活率大大提升，人口会增长的很快；当增长到一定时期后，又带来了拥挤、环境恶劣的问题等。

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人口控制的积极作用。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人口出生率又可称总出生率或粗出生率。

它一般是一年内出生的活产婴儿数与同期平均人口数的比率，常常用千分率（‰）或百分率（%）表示。

出生率可以反映总人口在某一时期(一年) 的生育水平。

根据相关信息，出生率可分为五等，即：>50‰、40～49‰、30～39‰、20～29‰及<20‰。

低于20‰的出生率可称为低出生率。

从世界范围来看,向低生育水平迈进是人口发展的大趋势。

自1972 年以来全球生育率已下降一半，由每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下降到219个（马蔚云，2010）。

还有后面讲到的人口转变模式，目前中国提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侧重人各方面社会属性的关注。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四十六年前，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批判一位名叫马寅初的经济学家，原因是后者倡导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是，仅仅三年之后，虽然这位经济学家的人口学思想并没有被承认是正确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得到官方的倡导，直至后来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逐渐形成了共识——毛泽东错了，而马寅初是正确的。

最近几年，由于中国面对和即将面对的各种复杂的人口，这场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争论再次进入高潮。

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和效果虽然早在1960年代政府就提倡计划生育，但是，具有标志性的是于1980年，中共中央以一封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的方式，正式颁布“一胎”政策。

如果从那时算起，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许多发达国家用多得多的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

也就是说，继1950年代完成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人口增长率阶段的前半截转变之后，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大致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后半截，即转变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

在中国完整地实现了人口转变的标志是：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从1957年的6下降到1980年的2.3，进而到1990年后期以来的1.7-1.8之间[i]。

这个生育率远远低于不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2004年不到6‰。

一些城市更低，如北京只有0.7‰，上海则是零。

在很多年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以下认识广为流传。

即认为人口的数量与自然资源、环境、就业机会以及社会保障覆盖能力之间形成直接的矛盾。

而实行一胎政策的初衷，便是通过抑制乃至减少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均资源拥有量、失业率、人均GDP等福利指标时，缩小人口分母。

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执行了20余年的人口政策遏止住了人口的出生数量，似乎也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恰恰在人口数量矛盾不那么突出，而人口结构异常的现象显露出来之后，关于如何评价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这个政策是否应该维持下去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才真正展开。

计划生育政策的真正收益是什么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

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

虽然旷日持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没有结果，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却经常与其中一种理论观点产生矛盾[ii]。

人口因素不啻一个经济增长条件，但是，第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他增长条件一道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Kelley，1988）。

但是，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变化视为稳态的过程，仅仅关注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

通常，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Williamson, 1997）。

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

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

由此形成三个年龄结构阶段。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

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优越条件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并借助于此创造经济增长奇迹（Bloom et al.，2002）。

人口政策的副产品随着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有三个人口现象，无论其是不是这个转变的直接后果，已经或者将会对中国经济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按照一位美国脑库学者的观点，人口问题造成的后果，是2020年中国仍然会很穷的重要原因[iii]。

首先是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

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 %，2000年上升到7.0%。

2004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表明这个比例已经达到8.58%。

中国老龄化的一个特点其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达到较高的老年人口比例。

中国目前老龄化水平大体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

另一个特点是，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转变同时发生，历史欠账形成沉重的转轨成本。

其次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会提前发生。

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

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

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

既然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奇迹很大部分得益于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逐渐的短缺则意味着增长源泉的式微。

第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

出生性别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

从生物学上，这个比例在103-107之间比较正常。

我们观察0-4岁人口组的性别比可见，1990年为110，2000年为120，2004年进一步提高到123。

关于这种不平衡的性别比有两个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是这个现象是否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

二是这种失调的婴儿性别比是否会造成未来婚姻市场的挤压[iv]。

不管上述观点孰是孰非，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的老人对男孩的依赖性，是生育行为中男孩偏好从而性别比失调的根本原因。

政策讨论和政策趋势预测理论上，一些学者反思了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争论，认为马寅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人口发展的规律并不熟悉。

仅仅依赖对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字的表面观察，就匆忙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是失当的。

由于经济恢复、人民生活以及营养、卫生状况迅速改善，死亡率相应大幅度下降，在出生率尚未做出反应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超过20%。

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步速度得以保持，出生率的调整可以在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条件下，把人口增长率降低下来。

实际上，在经历了1960年代初农业危机和饥谨，以及1960年代中后期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之后，在死亡率继续降低的同时，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在1970年代计划生育尚未严格实行的十年中，人口增长率从26%下降到12%。

与此同时，也分别从1950-1955年的 6.24、1960-1965年的 5.93和1965-1970年的5.99，下降到1975-1980年的2.9。

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发现的，家庭对他们生活条件的变化反应比较敏感，早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就明显地减少了想要的和实际生育孩子的数量。

从政策上，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以及更多的官员，认为现行政策仍然需要坚持，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相当多的学者甚至一些官员认为，“一胎制”作为一种过渡性政策，已经把它预期的作用发挥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做出调整的时候。

实际上，政策微调已经以渐进的方式开始进行。

例如，由于计划生育法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赋予了地方政府，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第二胎，这样，一方面兑现了政府把一胎制作为一代人政策的承诺，另一方面也部分地解决了未来人口萎缩的问题；那些人口增长过于缓慢的地方政府，则在此之外进一步放宽了允许生育第二胎的条件，也可以部分地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而从总体政策走向看，是否允许生育二胎只是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中国生育政策需要改变吗？我的观点是：可以适度放开，但是生育政策还不能完全放开。

我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但是我认为优生优育政策和适度控制人口还是应该继续执行下去。

很多国家都是进入发达国家之后才面临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的问题，比如日本和俄罗斯。

中国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总体上说生育观念和收入水平都不会维持一个长期的低生育率。

对于中国而言，五六十年代的高生育率是导致我市今天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用提高生育率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下策，更是一种短视行为。

有学者认为中国将面临人口坍缩，我觉得这种担忧是不必的。

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其生育观念和出生率都和城市不同，即使在城市，也存在着大量灰色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的出生率是比较难以统计的，每次发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之后，需要救助的人口和当地统计数据就存在着比较大的出入。

所以人口统计数据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

另外，中国的制度文化水平较低，使得生态的人口负载量大打折扣，人口增长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