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关于信任的文献综述
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
信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行动者通过对人对物的认知累积、在互动过程中面对风险或困惑时的选择，是一种冒险、投资、期望或判断，发源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变化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
韦伯：特殊信任-普遍信任齐美儿：坚信卢曼：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政府信任政府信任是公众在期望与认识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政府信任高低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
腐败腐败的定义不仅仅局限于它对公共权力滥用，对公共职位的失职，而是将其视为是对于社会法律法规和道德原则的违反和背离。
因此，腐败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越轨行为，这是一种个人或群体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违反社会中法律法规及道德原则，不合理使用自身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其行为主体就是掌握公共权力和资源的公职人员。
研究现状国外研究国外对政府信任的研究的主要着手点是腐败，8篇外文文献中有6篇直接研究腐败现象，探讨腐败行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1篇研究丑闻对政府和制度的侵蚀作用；1篇研究特定环境下教育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国外研究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腐败带来的负面效果。
L Ionescu（2013）认为，腐败对人际、政府和机构间的信任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对宏观和微观经济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制约了GDP的增长以及福利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进行。
丑闻是腐败的派生物，丑闻对于政府和政治机构同样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作用形式为降低对政治家和领导人的看法。
Shaun Bowler和Jeffrey A. Karp（2004）通过对美国和英国数据的分析，将公共机构的评价与机构本身的行为联系起来，通过建立公共评价模型与英国数据的模型进行对比，得到更为广泛的结论，丑闻是导致政府信任程度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Park H 和Blenkiasopp J基于在韩国收集到的数据作了透明度和信任在政府腐败与公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间关系和发生的作用的研究，指出腐败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通过透明度和一定程度上的信任调解。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摘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
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社会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
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一)政治信任的涵义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
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
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
信任研究综述
信任研究综述（摘自本人书稿《信用体系演化的经济学分析》）信任是社会学的传统研究对象，近年来经济学的信任研究异军突起。
一、信任的社会学研究除了对信任内涵、信任种类细分的研究，社会学还深入研究了信任的作用或功能、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提出，没有信任，任何一种社会生活都不能展开和持续。
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多依奇对囚徒困境中的人际关系进行实验研究，该模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广泛应用。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的信任研究升温并先后有多部专著诞生。
尼克拉斯·卢曼（1967）在《信任》中提出，信任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郑也夫（2003）进一步诠释了卢曼的学说，他认为这种机制“没有帮助我们消除风险，但是它帮助我们下定决心做出决策，下决心跳进不确定性里面，去行动”。
1995年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阿兰·佩雷菲特的《信任社会》相继问世，1999年福山又推出了《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他们从信任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信任研究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林南（2001）的《社会资本》提供了信任和信用研究的新视角。
福山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尹继佐、乔治·恩德勒主编的《信任与生意：障碍与桥梁》，郑也夫主编的《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较集中地介绍了国外信任研究的前沿成果。
马克·E·沃伦主编的《民主与信任》涉及到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
国内外不少学者评价了我国的信任状况。
史密斯（1894）的《中国人的性格》和孟德斯鸠（1895）的《论法的精神》都提出中国人可信任度不高的观点。
1990、97年Inglehart为了完成世界价值研究计划，先后在40多个国家做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分别为60%、50%，居于被调查国家的前列1。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摘要】政治信任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从公共政策视角出发,探讨了政治信任的建构过程。
首先分析了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其次探讨了公众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然后阐述了政策执行中政治信任的建构方式,并重点探讨了政府透明度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最后,分析了政策评估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通过这些分析,突出了在公共政策领域中构建政治信任的重要性。
最终指出,只有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建立起信任,政府才能更好地服务公众,确保政策的接受和执行效果。
因此,加强政治信任建构,提升政府合法性与公信力,是实现有效公共政策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政治信任、公共政策、政策制定、公众参与、政府透明度、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建构1. 引言1.1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在公共政策领域，政治信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
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和政治体制的信任程度，是推动政府与民众良好互动的基础。
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政治信任的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涉及到政府、公民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挑战。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信任建构是政治决策的基础。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获得公民对其决策的信任和支持，否则政策的执行将难以进行。
公众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政府是否充分听取公众意见、是否能够满足公众需求，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政策执行中的政治信任建构涉及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效率，政府的透明度与政治信任也密不可分。
政府透明度可以增加政府的可信度，从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政策评估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政策评估结果是否公正、透明，会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在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治信任建构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领域，需要政府、公民和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信任关系。
只有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公共政策才能够取得成功，社会才能够稳定繁荣发展。
政府信任研究综述
政府信任研究综述作者：张润峰来源：《党政论坛》2017年第08期近年来，政府信任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议题。
学术界针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次上。
第一，政府信任的概念问题。
政府信任的概念目前仍存在混淆，政府信任、政府公信力以及政府公信度等术语之间的关系仍模糊不清。
第二，政府信任在不同层级上的表现程度。
也就是说，政府信任是否存在费孝通先生于《乡土中国》中讲述的差序格局问题。
第三，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提升途径。
想要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可绕过前两个问题，必须明晰政府信任的内涵以及政府信任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并了解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
本文主要以前两个问题为切入点，对学术界研究这两个问题的现状加以综述。
一、政府信任的界定西方学术界对政府信任的定义存在一个共同点，普遍认为政府信任是一种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则有主客体的存在，一个是信任关系主体即公民，另一个是信任关系客体即政府。
简单地说，政府信任关系就是公民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政府信任危机的发生就是公民对政府的认知、评价远远低于公民期望值。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政府信任就是一种信任关系主体对信任关系客体的评价认知。
按照西方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作为政治委托主体的公民，把权力赋予被委托的客体也即政府，让政府代其行使权力，这种契约关系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政府倘若不能够有效的行使权力，达不到公民期望值，就会产生政府信任危机。
所谓政府信任就是指社会成员基于自己的期望对政府具体运作的基本评价。
国内的政府信任研究始于20世纪末。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關键期和社会矛盾突发期，政府信任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政府信任是一种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有些学者认为是公民对政府运作的认知评价态度，所谓的政府信任指社会成员在期望和认知之间表现出对政府行为的归属感和评价态度；有些学者认为政府信任是指社会成员对制度和政策的信任，相信政府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期实现和保障切身利益。
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
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在政治参与活动中能够影响政治过程并实现个人目标的信念和自信心。
近年来，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探讨了政治效能感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和后果。
本文将综述相关研究，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政治效能感的产生机制是研究的重点之一。
早期的研究认为，政治效能感源自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和政治参与经验。
家庭、学校和媒体等社会化机构会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灌输政治知识和观念，从而影响其政治效能感。
政治参与经验也会对政治效能感产生影响，参与越多，政治效能感就越强。
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因素是研究的关键。
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会属性、政治信念和制度环境等因素与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关系。
社会属性方面，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因素会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形成。
研究表明，年长、男性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往往具有更强的政治效能感。
政治信念方面，个体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的态度和看法也会影响其政治效能感。
研究发现，个体对政府的信任、对民主制度的满意度以及对政治参与的态度与政治效能感密切相关。
制度环境方面，政治体制的开放性和政治参与的机会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可以进一步探究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和模型构建。
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是研究的前提，目前已有一些测量工具，但仍需要更加精确、简明和可靠的测量方法。
可以关注政治效能感在不同文化和国家背景下的差异。
由于不同国家和文化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貌，政治效能感的形成和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差异。
进一步比较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政治效能感的理解。
可以探讨政治效能感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政治认同等概念密切相关，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制。
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通过深入研究政治效能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体在政治参与中的行为和信念，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政治信任研究(20110614)
政治信任研究——北京初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信任的衰落成为西方国家公共治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对4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全球41亿民众对诚信问题存在忧虑,对各类机构的信任程度下降,对政府机构表示不信任的人占到47%。
政府信任缺失问题已经对各国政治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2011年初北非各国所发生的政治动荡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于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在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
但在经济体制转轨，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
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间的差距逐步拉开，有些制度不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再加上政府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出现，民众质疑精神开始浮出水面，质疑的声音愈发增多，政府的信任水平和权威性日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政府信任危机事件不断发生，从孙志刚案、SARS爆发初期政府公布疫情不实事件、陕西虎照门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巴东邓玉娇案到听信谣言抢购食盐事件等此起彼伏，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其发展态势基本可以概括为：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不断延展。
而这均反映了公众对政府质疑感和不信任感的增强，积极的一面是它彰显了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觉醒，是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为社会进步的体现。
而消极的一面是它对政府权威性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从而增加了社会风险，使得社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显著下降，于2011年3月发生的抢购食盐事件便是例证。
基于上述考虑，对政治信任流失这一现象进行综合审视，归纳其形态和特点，分析其内在机制和演变趋势，对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探究。
一、概念界定政治信任这个概念由于使用层次的不同，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定义也有不同的侧重，不少西方学者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政 治信任常用理论知识
政治信任常用理论知识政治信任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于政治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有许多关于政治信任的理论知识，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政治信任的形成、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一、社会契约理论与政治信任社会契约理论是探讨政治信任的基础理论之一。
该理论认为，人们为了保障自身的权利和利益，通过契约的方式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政府，形成政治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承担着保障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
如果政府能够履行契约，满足公民的期望，那么公民就会对政府产生信任；反之，如果政府违背契约，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公民则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认为政治信任是基于政府对契约的履行程度。
例如，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中，政府依法执政，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公民就会认为政府是值得信任的。
二、政治文化理论与政治信任政治文化理论关注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和信仰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不同的政治文化会塑造出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任。
例如，在一些强调公民参与和民主价值的社会中，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度可能较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决策。
而在一些传统的权威主义文化占主导的社会中，公民可能更倾向于服从政府的权威，对政府的信任更多地基于对权威的敬畏，而非对政府绩效的评估。
此外，社会的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历史传统等因素也会影响政治文化，进而影响政治信任的形成和发展。
三、制度主义理论与政治信任制度主义理论认为，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对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个健全、透明、公正的政治制度能够增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
例如，选举制度的公正性和竞争性能够让公民感受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从而增加对政治体系的信任。
同时，权力制衡机制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的权益，提高政治信任。
相反，如果政治制度存在缺陷，如腐败盛行、权力不受约束，公民就会对政治体系失去信心。
政治信任研究的框架、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
政治信任研究的框架、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政治信任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伴随政治信任的研究深入，它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
政治信任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政治信任施信方、被施信方、大众媒介和外部环境这四个相互链接的有机整体。
政治信任研究是不同学科的理论不断交融的结果，包括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政治沟通理论。
不仅如此，政治信任对现实政治有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增强政治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增强公共政策效率、提升政治绩效，形塑政治文化。
标签：政治信任；分析框架；理论基础；现实意义一、政治信任及其分析框架政治信任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界说就是存在于政治生活中所有信任关系的总和，它不仅包含政治体系信任，还包含着社会信任，整个政治信任过程中的公众既可以是施信者又是受信者。
狭义上的界说则不包含民众之间的信任，而是公众对整个政治体系或其部分的信任。
在狭义政治信任的范畴中，政治信任过程中，公众就是施信方，而政治体系或体系的一部分就是受信方。
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的政治信任，学界在政治信任界定时都一致认为，政治信任是一种政治心理，同时它还反映的是施信方和被施信方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
因此笔者基于当前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共识，把政治信任的界说为：政治信任是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民众基于需求和预期、实践感知和理性思考对政治体系的一种期待、相信和支持的政治心理。
根据前文界定的政治信任概念，笔者认为政治信任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四个结构性要素：施信方、被施信方、大众媒介和外部环境圈。
施信方，即政治信任的主体要素，它所揭示的是政治信任过程中“谁信任？”这个问题。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目前学界仍存在着争论与分歧，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组织到底是不是政治信任的主体。
笔者在结合对政治信任的理解基础上，认为政治信任的主体是能够进行心理活动，能对政治体系能做出感性或理性评价的，而社会组织本身是不具备心理和思维能力，因此政党、社会团体等组织是不具有政治施信者特质的，不能成为政治信任的主体。
政治信任：概念、层次与功能价值
政治信任：概念、层次与功能价值作者：王瑶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7年第5期[摘要]作为民众与政治体系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一种积极评价、期待及支持。
政治信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由高到低依次为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对公职人员的信任。
政治信任在政治生活与政治发展中的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升政治绩效、维持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培塑政治文化四个方面。
[关键词]政治信任；概念；层次；功能价值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5-0051-06一、政治信任的概念界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作为专门的政治学问题，政治信任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目前为止，尽管学界对政治信任概念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在界定政治信任概念上形成了政治评价论、政治期待论和政治认同论三种形态，存在着某些共识。
学界对政治信任概念界定的共识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可以视政治信任为公民与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良好的政治信任水平代表着公民与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合作与趋近状态，因而政治信任的建设路径不应只针对公民或政治体系一方，而应从两者的互动关系中寻找突破口，探索增进两者之间相互了解的互动方式，进而积累政治信任。
二是政治信任表现为公民的一种政治心理。
这种心理建立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代表着公民对政治体系及其内部要素的积极评价、期待或认同，公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可以视为社会政治形势的晴雨表，通过审视政治信任现状可以判断社会政治生活的状况，因而能够为公共部门出台相应的路线方针或政策措施提供重要的社会心理依据。
三是政治信任呈现一种动态过程。
在公民与政治体系及其内部各要素的互动过程中，政治信任不断发生、发展、侵蚀与修复，因而政治信任的建设绝非是一劳永逸的，必须时刻关注政治信任的现状、特征与问题，防止政治信任危机的发生。
政治信任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关于信任的研究综述
关于信任的研究综述纵观中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领域探讨的信任机制及其观点，我们发现，信任机制都会基于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领域影响人们的生活。
在信任双方建立信任过程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均不可忽视；不管信任程度是强是弱，信任双方均会担当一定的信任风险——该风险表现为：信任的结果不一定会朝着信任机制中的某一方的心理预期而发展。
标签：信任；公共品德；契约人；政治环境；信任风险关于信任的研究，西方学者们已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在近二三十年来，信任研究成为学界焦点：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该如何建立并得以维持？信任——作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中心问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由此，西方学者开启了对信任的多角度研究，学者们在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对信任的研究均有涉猎。
从词源学角度看，西方国家对信任的理解可以从对英文单词“trust”一词的研究中窥知一二。
“trust”在第二版《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解释如下：（1）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某些品质被人信赖，或相信某种陈述是真实可靠的。
（2）自信期待某件事物。
（3）义务、忠诚和可依赖性。
（4）有信心对某人或某事的寄托。
（5）对于一个买者拿现货而将来付钱的能力和意向的信心。
（6）将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以的形式托付给某人，另一人的利益可通过掌握和使用这笔财产得以实现。
但在英语系国家中，confidence一词也可以表达“信任”之含义。
那么，trust 与confidence的区别在哪里呢？有学者认为，信任程度的强弱是二者的主要区别之一，即trust的信任程度强于confidence（Marbra A. Misztal，1996）。
也有学者认为，要描述一个人对制度的信任应用confidence，而描述一个制度的界限和空隙的处理态度是则是trust 解决的问题（Adam B. Seligman,1997）。
而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 1988）的观点是，confidence与危险相联系，这种危险存在与没有选择的事物中，trust 体现的是风险及主观上无法进行选择的事物或现象。
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doc
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doc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信任关系正在发生嬗变。
下面是店铺整理的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篇一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内容提要】任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
根据政治信任理论和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表达，可以形成政治信任现状的基本判断：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转型形态;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为高低共存的非均衡格局;政治信任流失呈强化趋势，不信任压力增强;政治不信任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政治不信任总体具有可协调性，处于可控范围。
同时，政治信任缺损还隐含着不少风险，可能导致政治信任的整体性坍塌，造成公共政策的阻梗等。
【关键词】政治信任级差政治信任政治不信任政治风险民众的政治信任状况是国内外关注现阶段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
对此，形成了截然不同两种判断：一种认为政治信任度很高。
如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的2011年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比2010年的74%提高了14个百分点。
也有学者在对中国、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政治威权主义与政治信任是一种正相关系，政治威权主义越强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他得出结论：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高水平。
[1]另一种则认为政治信任度很低。
如《小康》杂志于2009年进行的“信用小康”调查表明，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
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
试述信任与政治合法性论文.doc
试述信任与政治合法性论文信任与政治合法性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信任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摘要：信任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互信关系、依赖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承诺与践行关系。
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政治合法性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互动双赢格局。
本文以信任为切入点，以信任的视域检视政治合法性，以期从中梳理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信任；政治合法性；政治统治1007-8207（2014）10-0017-05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关系X的层层交织，人们法治观念的淡薄等使中国很难产生较为充足的社会信任，再加上政府绩效低下，人们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等，这些都使中国构建信任困难重重”。
[1]那么，我国如何构建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使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得以有效平稳地运转是本文着重探讨的理由。
一、信任有关信任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
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全球许多国家都以市场经济作为本国经济运转的主体，这样，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也就深深地烙上了市场经济的印记；再加上政治统治的经济学解释、社会行动的利益人解释等在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导致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的信任、政治治理中的信任、制度变革中的信任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在此背景下，有关学者开始了对信任的研究，尤其是对信任和经济活力、信任和政治治理的研究得以深化。
《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大辞典》对信任给予了这样的说明：“个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动机结构的最本质的说明是一种交易，这种交易不能当场完成而要求在一方履行之后或者收益依赖于另一方履行的一方做出郑重承诺之后，另一方也同样地履行。
”[2]这是从交易的角度谈及信任的。
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
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于政治参与的能力和价值感的认知。
它揭示了个体对于政治系统的理解和对政治活动的信心程度，对于个体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对政治效能感的研究进行综述，同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Rosenstone和Hansen（1966）提出了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并将其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维度。
内在效能感指个体对于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能力的认知，外在效能感指个体对于政治系统的信任和对政治领导人的评价。
随后的研究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效能感的概念延伸到个体背景特征、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等方面。
政治效能感与个体背景特征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一些研究发现，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与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通常会对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能力更有信心，女性和年轻人相对于男性和老年人来说，通常会表现出更低的政治效能感。
社会经济地位和族裔等因素也对政治效能感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影响。
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双向关系。
政治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个体的政治参与程度，而政治参与则会进一步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形成。
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通常会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而参与政治活动的个体也会对自己的政治能力有所提高，从而增强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还与民主决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一些研究发现，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决策，并对政府的政策结果更加满意。
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深入探讨政治效能感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方法。
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维度上，但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可能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进一步挖掘。
在测量方面，可以发展更多有效的问卷和实践工具，以捕捉政治效能感的多个方面。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政治效能感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动机和政治满意度等之间的联系。
这些概念在政治行为和民主发展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和影响机制。
政府信任研究综述
国内的政府信任研究始于20 世纪末。近些年来，由于我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关键期和社会矛盾突发 期，政府信任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 的重要议题。在国内，有些学者认 为政府信任是一种公民与政府的互 动关系；有些学者认为是公民对政 府运作的认知评价态度，所谓的政 府信任指社会成员在期望和认知之 间表现出对政府行为的归属感和评 价态度；有些学者认为政府信任是 指社会成员对制度和政策的信任， 相信政府能够按照自己的预期实现 和保障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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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பைடு நூலகம்
近年来，政府信任成为学术 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学术 界针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政府 信任的概念问题。政府信任的概念 目前仍存在混淆，政府信任、政府 公信力以及政府公信度等术语之间 的关系仍模糊不清。第二，政府信 任在不同层级上的表现程度。也就 是说，政府信任是否存在费孝通先 生于《乡土中国》中讲述的差序格
关于两者的概念界定，学术界至 今尚无统一看法，有时直接混淆交 替使用。两者的关系亦渐渐成为热 门议题。
对于政府信任与政府公信力 的关系，国内学者主要持以下两类 观点。第一类认为，政府信任与政 府公信力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其中 又包含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政府 信任完全等同于政府公信力，如毛 寿龙认为政府公信力其实就是指民 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再如王福 鑫认为政府公信力产生的基础就是 政府的合法性，同时政府公信力的 主要表现就在于其影响力以及号召 力，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是政府 的行政行为。第二种认为政府信任 与政府公信力极其相似但并非完全 等同。如朱光磊认为，“政府公信 度来源于政府公信力,政府公信度 是衡量政府公信力的主要依据。通 常而言,政府公信度的变化反映出政 府公信力的同步性变动”；但他又 指出，政府公信度有时也并非完全 与政府公信力同步性变动，这里所 说的政府公信度其实等同于政府信 任，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信任的 变化反映出政府公信力的同步性变 动。第三种认为政府公信力的内涵 大于政府信任。如龚培兴等认为， 政府公信力其实包含了政府信用、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提要：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本文将定量研究中国村民选举参与的主、客观影响因素，特别是分析村民对农村基层乡镇党委、政府的主观政治信任对其村级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
通过定量分析村民对基层乡镇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村民“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的影响，特别是处理了村民“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旨在揭示我国特定政治体制中“政治信任”对村民选举参与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并探讨在一个“压力型政治体制下推行基层民主选举所可能存在的内在矛盾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政治信任；社会资本；中国村民选举参与一、引言自1982年宪法确认了由部分农村地区自发组建的“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下文简称《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会组织、功能和选举方式给出明确规定，1998年该法律正式颁布以来，村民自治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日益成为在当今中国农村扩大基层民主和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组织法规定的框架下，村民投票选举村委会是实行村民自治的基础，它为村民提供了实现选择自己领导的基本权利以及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
在广大农村，村委会选举已经成为村庄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基层村民选举已经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勇，1997；Zhang et al .，2004），村民对村委会的选举倾注了很大的热情（Wang，1997）。
显然，对于村庄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制度完善和健康发展而言，保持和激励村民村庄选举和治理参与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近10多年来，围绕村民参与选举状况及影响他们参与选举的主、客观因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在客观因素方面，一些学者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研究了村庄内部特征，特别是村庄历史、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前任村干部的表现、选举的公正程度、村庄的宗族结构和派系结构以及农村社区内部的人际关系等（胡荣，2001；肖唐镖，2001b ；贺雪峰，2000，2001；仝志辉，2004；Lawrence，1994；Oi Rozelle，2000）；这些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村民参与选举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背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_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 ， 乃是众多影响因素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
等交互作用的混和结果， 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民众与
政府间的互动关系， 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 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 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
值得注意的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公民对政府的广泛 不信任所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消极的。
首先，政府与民众间互动关系的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足以左右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民无信不立”，当政府的 所作所为让民众感到失望，人民不再相信政府或执政党时， 则政府或执政党可能因为欠缺民众的支持，造成执政的合法 性基础日渐衰微，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会一步步扭曲民众的 政治价值，甚至进行非正常的利益表达，出现政治暴力等，分 化民族的凝聚力，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其次，公民对政府的广 泛不信任也不利于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的累积，甚至导 致公众可能因此而不去参与投票选举等，不能进行顺畅的利 益表达，最终从根本上失去对政治的兴趣，导致政治冷漠和 “政治失语”或者导致民众进行“非法抗争”，不愿遵守法 规，侵蚀法治的根基。
目前，政府信任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而国内学者对此关注和探讨的还不多。“社会现象当然不全 是个人行为有意造成的结果；然而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就 是对作为行为之意外结果的现象做出解释”［９］。因此，政府信 任问题是我们理论研究者应该关注的政治学问题。
二 、政 府 信 任 的 概 念 内 涵
笔者认为，事实上，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 众多影响因素的混和结果，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这 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了公众对于政府的观感，而深层次的 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
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
政治效能感研究综述及展望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政治体系运转和政治参与的信任和自信程度，它是个体参与政治行为的动力来源和核心指标。
随着社会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和量表的构建。
国外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效能感量表，如Abramson等人的"政治信任度量表"、Nie等人的"政治参与效能感量表"、Kimberly等人的"公民效能感量表"等。
而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创造性地应用这些国外成熟的量表进行测量。
其次，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更愿意参与政治行为。
同时，政治参与又可以提高个体的政治效能感。
因此，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直被学者关注。
再次，政治效能感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
政治效能感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地域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研究表明，相对于青年人、女性、农民工和少数民族等群体来说，男性、教育程度高和城市居民等群体具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
最后，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政治效能感的形成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知识、社会阶层、社会信任、媒体影响等。
政治知识是影响政治效能感的最主要因素，而社会信任和媒体影响因素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未来政治效能感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结合大数据和新技术手段深入研究政治效能感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
政治效能感既受到个人内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政治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加快，政治效能感的变化也会日益复杂和多元化。
通过应用大数据和新技术手段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了解政治效能感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
其次，深入探究影响政治效能感的关键因素。
政治效能感的形成和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政治效能感的提高，需要针对性地研究不同因素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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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熊美娟*摘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
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社会资本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486(2010)06-0153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利维和斯托克(Levi&Sto ker, 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素:一是1965年伊斯顿(1999)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Ga mso n,1968)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 o na l E lectio n Sur 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
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
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熊美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意见。
理论述评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一)政治信任的涵义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
1962年斯托克(Sto kes,1962)把政府信任(trust i n gov ern ment)问题引入后来众人皆知的全国选举研究(N atio nal E lectio n Survey),他根据对象对政府的赞成性评价或否定性评价,对数据进行分类,但并没有关注政府信任或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的概念。
只是后来的情势发展推动了政治信任的研究。
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
而关于信任的分类包括多种,例如人际信任(i nterpersona l trust)与系统信任(syste m trust)、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 ust)与个别信任(specia liz ed trust)、基于过程的信任(process based trust)、基于个体特征的信任(perso nality based trust)与基于制度的信任(instituti on based trust)、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和政治信任(politica l tr ust)等等。
在研究信任的学术文献中,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一般信任和政治信任的不同。
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2001200200(福山,;尤斯拉纳,6;佩雷菲特,5)及其引起的信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任社会(佩雷菲特,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
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宋少鹏、麻宝斌,2008)。
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沃伦,2006)。
奥弗将大众/精英和水平/垂直的二分法结合在一起,得到信任四个维度的内涵:(1)公民彼此间的信任,这在社会资本研究的相关著作中有丰富的阐述;(2)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这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3)政治精英对其他社会精英的信任;(4)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Y ang,2005)。
其中,第二个维度的信任即本文所提到的政治信任的涵义,即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
但是政治精英只是政治系统中的一种。
伊斯顿(1999:199)将政治系统分为三类:政治团体(Politica l co mmun ity),即共享政治分工的广义的政治群体人员;政治制度(regi m e),政治权力共享的游戏基本规则;最后,当局(the Authorities),对制定和执行政治决策负责的选举和任命的官员。
很多学者也据此认为,政治信任从结构上来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对政治制度的信任;第二,对政府的信任;第三,对政府人员的信任。
由此,本文认为,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治系统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刘昀献,2009),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参见宋少鹏、麻宝斌(2008),刘昀献(2009);西特林(C itri n, 1974)也认为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各种政治态度:对当前政府政策立场的不满意,对现在发生的事件和政策结果的不满意,不信任在位的官员,拒绝整个政治体制。
理论述评(二)政治信任如何解读?仍有一些学者质疑政治信任概念的存在。
例如,奥弗认为,信任只能被赋予活生生的行为体,而诸如政府这样的抽象物不应当成为信任的对象。
但总体而言,关于政治信任的大量文献证明了它存在是有其特定意义的。
并且,正如卢曼(2005:73)所言,政治信任是在两个不同的普泛化层面上被要求和给出的。
一方面,公民珍爱他们对将要决定下来的事的期待;另一方面,公民留在该国家,指望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就已经表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文献肯定了政治信任或是不信任这种态度的存在,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设。
信任被看成是和不信任相反的,就像是一盏灯,或者是亮的,或者是不亮的一样。
(Tucker,2004:53)由此导致了公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到一种二元的分析框架中。
但有趣的是,哈丁直接指出了这个议题的荒谬性:有关当代社会公民应该信任政府(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的话,那么要么公民要么政府中的一方就是有问题的)的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同传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沃伦,2004:21)。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含义是公民不应该信任政府,并且要提防政府。
因为政府官员会有不为公民利益服务的动机,而且任何拥有权力的人至少部分地怀有为他们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
从认识论上讲,如果公民要明智地信任政府的话,他们应当能知道他们信任政府所必须知道的事情。
但通常来看,对于普通人来说,现代社会分层太过复杂。
据此,他强调,原则上,公民对政府的立场可能有三种:信任,不信任,或者两者都不是(沃伦,2004:22)。
所以他指出了这样一种假定,即在理论和实际上,由于我们通常缺乏较常识更深入一步的知识,公民相应的反应常常是要么缺少信任,要么缺少不信任。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他进一步指出,如果A信任B,那么信任B的最可能的理由是,有一种将使B在X方面作为A的代理人好好做事的组织结构或政治动机对B施加影响(沃伦,2004:26)。
首先,如果A要信任B,那么B不仅必须有做X的动机而且还要有做X的能力。
其次,如果A的信任要得以实现,A必须有能力判断B。
总的说来,这可能是公民同政府关系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即它不是一种信任或不信任的关系。
多数时候它至多是一种归纳预期的关系。
因此,按照哈丁的解释,我们可能依赖政府。
我们可能发现政府令人宽慰地可以预见。
但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相关的利益和情况,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信任或者不信任(沃伦,2004:6)。
由此,政治信任出现了除信任、不信任以外的第三个维度,怀疑主义,这点也由后来的实证研究得以证实(M ish ler&Rose,1997)。
对这种归纳预期关系,学者塔克(Tucker,2004)提出了一个反思性信任(Reflexive T r ust)的概念。
他从当前行政现代化理论出发,并通过一项对英国公民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他提出,反思性信任不应该被看作是信任和不信任这个态度连续光谱上的一点,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可操作化的、可定义的假设,是行动者行为的一个描述,而不是作为行动者对其行为的态度。
行为者在和公共行政机构相联系中,(1)有意不将他们自身嵌入对政府机构信任或不信任的态度中,直到某种标准的服务被感受到为止;(2)行动者通过信任那些影响现在结果的决策过程,而有意地重新将他们自身嵌入。
就此理解而言,信任是反思性的,因为它是自我改变的。
因素(1)改变(2),(2)会不断改变(1)。
这是因为信任在政治领域就是这样一种不断流动的商品(Tucker,2004:68)。
政治信任作为政治态度的一种,的确在不断改变,因为态度会随着外界事物的改变而改变。
就政治信任的稳定性而言,由于信理论述评任政府更多地依赖于对当时领导人的拥护程度,而不是一种深层次的价值,所以信任政府要比信任他人短暂(尤斯拉纳,2006: 153)。
但是,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并不因其稳定性的原因而丧失意义。
在西方,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也分别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和自变量,阐述其起源和后果,从政治信任出发,探讨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深化对公民政治态度的理解。
二、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三种理论解释路径政治信任研究起源于美国,他们发现美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大幅下滑,由此,以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探讨政治信任的来源、起源或解释因素,成为美国学者早期在这个领域中最为热烈的话题。
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一种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学解释,即理性选择路径;一种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理论解释,也即社会文化路径;三是结合以上两种解释的发展型模型,也被称为终生学习路径。
(一)政治领域中的政治信任:理性选择路径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来看,政治信任可以被解释为公众对物质利益的计算,即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之上。
由此,政治信任的起源被限定于政治领域,这也是政治信任研究起步阶段中研究的重要特点。
他们认为,政治信任取决于政府为人们提供好的政策和好的途径的能力,以及人们对政府官员是否是好人的感觉。
因此,政府绩效决定了政治信任的程度,它是政治信任的前提,一个表现拙劣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公民信任的。
政府绩效包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绩效。
其中,政治绩效包括很多方面,例如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制度、自由、公平、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政治透明度等等。
经济绩效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国家的宏观经济绩效,二是个人的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