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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有钱的家长，也并没有纵容自己的孩子，他多次交代老师：“要严格对待孩子，不能和其他孩子有区别。”他花钱买来的不是骄纵孩子，而是孩子的安全。
从这新闻中，希望有关部门能读懂一位家长对幼教现状的焦虑。
“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坏啊？有没有家教啊？……”日前，在武汉702路公交车上，一位大婶被一女孩踩了一脚，喋喋不休“教育”了她几站路。几位乘客纷纷打抱不平：多大点事啊，人家都被你骂哭了！你才是没有家教吧！大婶跳起来了，说：我怎么没有家教了？我最有家教了，我父母都是高干！（中青网）
尽管朱明国的讲话有许多亮点，但其焦点还是说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和适应媒体，尤其是新媒体。
如今，网络正在以人们始料不及的方式改变着世界。它在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消费方式、阅读方式、学习方式、出行方式、交友方式和交流方式。过去被称为虚拟空间的网络，现在已经变成了实在空间。它不再只是社会的投影，而是人们实实在在的聚会广场、信息广场、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讲广场和购物广场。
如果仅从表象看，这家长不仅仅不够理智，还是钱多烧的。但是，仔细想想，这里面有金钱的尴尬，亦有教育的尴尬。一方面，有人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有人怕孩子受委屈却可以轻松买下幼儿园；另一方面，人家为什么怕孩子受委屈？这说明我们的幼儿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
爱护子女，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心情都是一样的，都希望孩子能够享受公平的教育，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在幼儿园里被教师待若亲生。可是，现实却是多么骨感。一者，公立幼儿园条件不错价格还行，可是由于公办幼儿园很少，或者公办幼儿园存在门槛，很多孩子很难进，即使能进，也得让家长“费尽心机”；二者，正规私立幼儿园条件倒是不错，可是由于绝对的市场化，价格如芝麻开花，很多家庭难以承受；三者，还有其他一些私立幼儿园，价格倒是便宜了，可也有不少问题，甚至是黑幼儿园，让人提心吊胆。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不管是有证的还是没证的，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很多幼儿园存在不少乱象，这些乱象让家长对幼儿园有了胆怯的心理。谁不害怕自己的孩子出事情？富人害怕，穷人就不怕吗？富人可以买下幼儿园，穷人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孩子了。从非法幼儿校车事故连发，到犯罪分子将孩子当做泄愤的对象；从把孩子扔到垃圾桶里的教师，到扇了孩子十多个巴掌的园长；从为抢生意在奶里加了毒药药死孩子，到园长罪恶之手伸向孩子的内裤……你说谁能不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谁能不担心孩子的成长问题？
不知大婶是否真为高干家庭出身，若是真的，她老人家亲自乘公交，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倒是有些境界。只是，她到群众中去，对“教育”群众很给力，对接受群众教育却没兴趣，群众教育她几句，她就暴跳如雷，不惜炫耀自己的“高干子弟”身份来压制对方。这样的言行，和上面假设的境界自相矛盾。
很可能，大婶只是高干子弟的仰慕者，就像时下男女屌丝一样，把一切好东西都想象附加在男神女神身上，并在梦里亲自成为了男神女神。而其实，她想象中的“高干子弟必有家教”的逻辑，是不成立的。调戏林冲娘子的高衙内是典型的高干子弟，他有家教么？
去年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这个共29条的司法文件对减刑、假释做了具体的细化，尤其是因严格了减刑假释的条件而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其中 “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和“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行同步监督”备受期待。
在法网不断密织的现实下，仍认为遏制刑罚腐败“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不免有些打偏了靶子的嫌疑。当务之急，其实更在“执行”二字。此次广东高院明文要求条件成熟的单位和地方，应当在特定的外网上对减刑假释范围和对象进行公示。这无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但相比起刑罚执行腐败的严重性，笔者还是希望这个公开能够更及时、更全面、更具体。对于拒不公开的，理应承担相应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并以此保障“以公开促公正”的真正实现。
在网络所构成的独特世界中，许多人以各种“番号”出现，人们出现在言论广场时，有点像参加化装舞会。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少了现实情境中的尊卑等级的划分和客套礼数的讲究。这些都决定了在网络的世界里，草根与名人同场，掌声与骂声同在，赞同与反对并存，一声令下步调一致的情景难以再现。
网络的出入口众多，信息的再生能力超强，这又使得“删封堵”不但难以奏效，还会重演“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古老笑话。除了依法处理造谣诽谤之外，动辄“删封堵”，只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和不自信而自损形象。
当智能手机普及之后，人们剪断了与电话电脑之间的那根脐带——电话线和网线，于是手机成为人们身上的电子器官，出现了一个新兴“民族”——低头一族。麦克卢汉所说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和梅罗维茨所说的“消失的地域”，几乎已完全成为现实。随着手机屏幕的扩大，重量的减轻、电池的耐用和网速的提升，电子媒介对传统世界的改变，也许将很快演进为颠覆。
事实上，“以公开促公正”的改革方向显得足够清醒。十年来，规范减刑、假释工作之所以收效甚微，并不是因为公开造成的，而是因为相关的司法程序和司法信息还公开得不够才造成的。一些法院曾公开宣称要公布所有的裁判文书，但最终的结果仍是经审查过后的“优秀裁判文书公开”。这使得监督的效果被大打折扣，因为要监督的，并不是那些优秀文书，而正是那些不怎么优秀、甚至有点糟糕的裁判文书。
减刑、假释也是一样。若让这些本意良好的制度在司法的“暗箱”中运行，腐败终究难以避免。让阳光进来，“乱减刑、滥假释”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公开，既要面向体系内的监督者，更要面向普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对减刑、假释结果的公开，将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监督机关和社会大众成为“睁眼瞎”，从而让监督的力度迸发。
（作者是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为女儿买幼儿园”背后是对幼教现状的焦虑
锐 评
□郭元鹏
想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幼儿园就学环境，你怎么做？有人“货比三家”，有人走关系让老师对孩子多照顾。营口一位家长的做法让人瞠目结舌：他投入千余万将女儿要就读的幼儿园买下来了。记者辗转找到了这位为女儿买下幼儿园的老板，他说，主要是为了让女儿能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9月6日《华商晨报》）
想当网络鸵鸟，已无埋头沙滩
首席评论
□何龙
广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前天在全省政法宣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一番讲话，昨天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
这个讲话的部分亮点在昨天各种媒体的标题上得到了展现：《朱明国：网络宣传要主动出击 不能只是“删封堵”》，《朱明国：政法机关要增强舆论监督承受力容忍度》，《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不懂不会时要将媒体当上级》，《朱明国：增强舆论监督承受力容忍度》，《朱明国指出：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宣传要有突破》……
当过编辑记者的人都能体会到，某人的讲话如果是典型的“四话”——官话、假话、套话和废话，那么在报道这一讲话时，起标题则是个苦活累活，绞尽脑汁都难以找到让读者喜闻乐见的关键词；但某人的讲话如果切中实际，道出人们的心声，传达的信息量丰富，那么就很容易找到吸引人的关键词和“高亮句”，而且各种媒体所起的标题既能不千篇一律，还能同样吸引读者。
少了笑声掌声，多了挑剔挑刺，加上长期形成的古板呆滞的观念思维、谨小慎微的言说方式、钙化僵硬的遣词造句，无法与网民达成同频共振，这使得许多干部患上了网络恐惧症。他们不是远远地观望，深深地潜水，就是一冒出水面，就被围殴得鼻青脸肿而从此销声匿迹。
然而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网络的版图都在扩张，网民的人数都在壮大，即便你还想当鸵鸟，那么你也会失去那个让你埋头的沙滩，因为网络的潮水已经把沙滩变为它的“底盘”了……
和其他的腐败一样，乱减刑、滥假释的根源也被归结到立法之弊、制约之失和素质之低上。相应的解决之道自然也落在了完善立法、强化监督和提升素质上。这些判断并非多么深刻的洞见，其实早已成为常识。
司法高层对此当然也是洞明的。2004年5月至200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开展了针对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的专项检查活动。同一年，最高法院则力推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开庭审查。但执行腐败这个司法顽症，却在历经多次治理之后，仍能潜滋明长，不断割裂官民关系。遏制这一乱象的关键，还在公开。
归纳朱明国讲话，其主要意思除了体现在报道的标题上之外，还有：微博微信的发展，使得新闻宣传工作遭遇了很大的挑战，各方依然没有适应；新媒体具有强大的发酵组织功能，“蝴蝶效应”在互联网时代经常得到验证；政法机关要以平等开放自信态度，及时回应网络舆论；要赋予微博管理员相应发言裁量权，不要怕偶尔说错话，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都是可以原谅的；要查处一批网络推手公司和个人，净化网络舆论环境……
报载，记者近日从广东省高院获悉，去年广东省一年的减刑假释案件有6万余件，接近新判处的刑事案件总件数的一半。这个数字当然并不能说明刑罚执行中的腐败状况，因为减刑也好、假释也好，本就是象征着司法文明的法定制度。有制度不执行，那才是问题。
问题在于，有制度要执行，但不能乱执行。媒体观察到，“由于国内尚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加上刑罚执行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协作制约机制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造成减刑假释工作中容易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以减刑假释为交易的腐败案件。”而健力宝原董事长张某涉嫌暗箱操作获减刑，江门原副市长林某花10万免坐10年牢，类似这般的案例，屡屡成为舆论用来证明刑罚执行腐败的佐证。遏制“乱减刑”、“滥假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公众关注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