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论现代哲学
第十一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
道德的形上學（續一）
孟子說：“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由“所欲”、“所樂”向 裏收，直至“所性”而後止，這才真見出道德 人格之尊嚴，這也就是康德所說的“一個絕對 善的意志在關于一切對象上將是不決定的”一 語之意，必須把一切外在對象的牽連斬斷，始 能顯出意志底自律，照儒家說，始能顯出性體 心體底主宰性。這是“截斷衆流”句，就是本 節開頭所說的關于道德理性底第一義。
道德的形上學（續十一）
這樣，實然自然者通過“定然而不可移”， 便與那超越的動態的“所以然而不容已”直 下貫通于一起而不容割裂。儒家惟因通過道 德性的性體心體之本體宇宙論的意義，把這 性體心體轉而爲寂感真幾之“生化之理”， 而寂感真幾這生化之理又通過道德性的性體 心體之支持而貞定住其道德性的真正創造之 意義，它始打通了道德界與自然界之隔絕。 這是儒家“道德的形上學”之徹底完成。
天道性命相貫通（續二）
凡此五義，任一義皆盡性體之全體：性全 體是體，全體是能，全體是理，全體是分 ，全體是覺。任一義亦皆通其他諸義：性 之爲體，通能、理、分、覺而爲體，性之 爲能，通體、理、分、覺而爲能；性之爲 理通體、能、分、覺而爲理；性之爲分， 通體、能、理、覺而爲分；性之爲覺，通 體、能、理、分而爲覺。故任一義皆是具 體的普遍，非抽象的普遍。性體有此五義 ，是客觀地、形式地言之。
1、原始的混沌（童年、十五歲之前）：無 任何拘束，無任何禮法。那時也不感覺到拘 束不拘束，禮法不禮法，只是一個混沌的暢 亮，混混沌暢亮中一個混沌的男孩。這混沌 是自然的，那風光也是自然的，呼吸天地之 氣，舒展混沌的生命。鳥之鳴，沙之軟，桑 之綠，水之流，白雲飄來飄去，這一切都成 了催眠的天籁。不知不覺睡著了，復返于寂 靜的混沌。（《五十自述》）
牟宗三与殷海光——兼论当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上)
译 出一 部 ４ ０万字 的译 著 《 辑 基 本 》 逻 ，后 由正 中 书 局 出 版 。
毕竟始终 同是 一个阵营 中的人 。大 约在 “ ・ 九 一八 事变 ”之
后 ， 中 国 的 自 由 主 义 逐 步 形 成 了一 个 以 并于 ３ ０年代 就创立 了一个 代表性 的刊物 《 独立 评论》 。 １４ ９ ９年 以后 ， 国 自由主义 的中心 转移到 台湾 。 中 先是 在 １４ ９９ 年的 １ １月，雷震 、傅孟真 等人 奉 尚任 驻美 大使 的胡适 为发
作者简介：王兴国ｒ９２） ｌ６ ．，男，云南曲靖人 ，哲学博士，教授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与哲学系工作 ，研究方向中国儒 家哲学。
吹 自 由主 义 思 想 。 因 为 这 层 关 系 ， 殷 海 光 后 来 得 以 任 教 于 台 湾 大 学 哲 学 系 ， 并 且 成 为 台 大 对 青 年 学 生 最 有 影 响 力 的 先 生 之 一 ， 在 中 国 自由 主 义 思 想 的 精 神 传 承 上 ， 胡 适 与 殷 海 光 被 人 分 别 称 为 “ 四 之 父 ” 与 “ 四 之 子 ”［ ，殷 海 五 五 ２ １
的主笔。徐复观 曾经极力 向蒋介石举荐殷海 光，并促成殷有 机会面谒蒋公。但是 ，二人彼此之 间似 乎都没有给对方 留下 深刻的印象 ，终无下文 。殷海光深受西方文化 的熏陶和 影响， 他在致 韦政通 的信 中说 ： 我在 生活情 调方面 ，尚不脱东方人 “
“穷智见德”牟宗三知识论
“穷智见德”牟宗三知识论•牟宗三的生平与思想背景•“穷智见德”知识论的理论基础•“穷智见德”知识论的核心观点•“穷智见德”知识论在当代的实践意义•结论与展望目•参考文献录CHAPTER牟宗三的生平与思想背景生平简介思想背景牟宗三的思想背景属于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家学派。
他主张接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以重建中国哲学。
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深受熊十力的影响，并曾与熊十力、唐君毅、张君劢等人共同推动“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儒学化运动”。
CHAPTER“穷智见德”知识论的理论基础03知识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对于知识的定义01知识是对于对象的认知与理解02知识的本质在于理解知识的分类知识的分类与构成知识的构成知识的形成知识与智慧的关联牟宗三认为，知识与智慧是相互关联的。
知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则是知识的升华。
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知识，才能具备真正的智慧。
知识与智慧的区别牟宗三认为，知识与智慧是有所区别的。
知识是对对象的认知与理解，而智慧则是对知识的融会贯通与综合运用。
知识与智慧的统一牟宗三认为，知识与智慧是最终统一的。
知识的积累与运用可以促进智慧的形成与发展，而智慧的形成与发展又可以促进知识的丰富与完善。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CHAPTER“穷智见德”知识论的核心观点知识具有道德属性知识的道德意义知识与道德的内在联系知识的道德属性道德与知识的相互关系道德对知识的引导01知识对道德的促进02道德与知识的统一03知识、道德与存在的关系知识与存在的联系道德与存在的联系知识、道德与存在的统一CHAPTER“穷智见德”知识论在当代的实践意义启示1：重视学生的思考能力牟宗三认为，知识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记忆和背诵，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
这对当今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要求教育者更加注重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而非单一的知识灌输。
启示2：强调学生的主体性牟宗三认为，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这对教育改革的启示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探索和学习，而非被教师牵着鼻子走。
牟宗三纵贯纵讲的存有论内涵
牟宗三纵贯纵讲的存有论内涵的报告，600字
牟宗三主义（Mou Zongsan’s Philosophy）是20世纪中国最重
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它是由大陆哲学家牟宗三于1923年创立的，它集中关注于调节思想活动，以帮助人们发展更合理的观点来解决当时的存在问题。
牟宗三的哲学或思想有着清晰的结构：他认为必须做到“纵贯纵”，即人们必须从“实践的一侧”从事思想活动，以及“理论的
一侧”，以把实践的观点严格系统化，最终使思想活动可以更
加深刻和严谨。
他认为，必须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发展出成熟的观点，从而解决当时的存在问题。
牟宗三的哲学还通过“整体性”（holism）和“历史性”（historicism）的观点来解决一些认识论问题。
他主张将一切
都置于历史性的观点之下，从而可以把一个个单独的认识论和正义论观点整合到一起，加上整体性观点，使得可以将所有观点综合起来。
这些统一的观点则可以用来解决当时的存在问题。
总而言之，牟宗三的哲学是一种纵贯纵、整体性和历史性思想，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存在问题。
他的思想也为20世纪中
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并对当今的哲学仍然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牟宗三（1909-1969）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现代形而上学和价值观念重建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的哲学思想涉及形而上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其中道德形上学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就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核心观点进行浅析，旨在探讨牟宗三对于道德、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以期对读者有所启发和触动。
一、对道德本体的探讨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中，道德的本体包括了人的道德体验和道德的对象两个方面。
他认为道德是人类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一种体验，是人类对于善恶、美丑的评判和选择。
这种道德体验是人类终生不断进行的、与生俱来的，通过道德体验，人们认识和感受到了善恶的存在，觉悟到了道德价值的重要性。
牟宗三指出，道德的对象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
他将道德对象分为“综合的道德对象”和“特殊的道德对象”两种类型。
前者是指人们追求的整体美好、社会和谐、人类幸福等大道德目标；而后者则是指在具体生活中所面对的、需要予以道德评价和指导的具体事物、事件和行为。
二、对道德认知的重新阐释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中，他对道德认知进行了重新的阐释。
他认为，道德是一种主体活动，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于善恶、美丑的判断和选择，是对于道德体验加工和提炼的结果。
道德认知不仅仅是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更是一种主观活动，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牟宗三强调了道德的“本真性”和“本体性”。
他指出，道德认知是建立在对于实际、真实情况的理解和认识之上的，道德认知的基础是对于人类生存、社会互动和价值追求的深刻体验。
道德认知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真实的，是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切和关爱。
三、对于道德行为的规范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中，他对于道德行为的规范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
他认为，道德行为的规范是人们在道德体验和道德认知的基础上积累的一种行为模式和方式。
道德行为的规范既包括了一般的道德规则和价值导向，也包括了具体的行为准则和方式。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牟宗三（1909-1995）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文化学者和教育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涉及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多个领域。
他的道德形上学理论备受关注，被认为是他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
本文将对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进行浅析，探讨其核心观点和对当代道德伦理学的意义。
一、道德形上学的内涵道德形上学是牟宗三在道德哲学领域的学术探索方向，它涉及到道德的本质、真理和规范等基本问题。
在牟宗三看来，道德不仅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更是人类社会的基石和人类精神发展的基础。
道德不仅是一种规范，更是一种存在，是一种对于人类自身的持续追问和自我审视。
牟宗三重视道德形上学的研究，试图从更深的层面探讨道德的意义和本质。
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中，他试图从价值观、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等方面来分析和探讨道德的形上学问题。
他认为，道德不仅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的实现。
道德形上学的任务就在于探讨道德的本质、道德规范的来源和道德认知的基础，以及道德实践的意义和方式。
1. 道德价值的形上学探究牟宗三认为，道德的形上学价值在于其超越性和普遍性。
道德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规范或者个人行为准则，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追求和社会价值。
在这一点上，牟宗三强调了道德的形而上学价值，试图从更深层次来理解和把握道德的真谛。
牟宗三主张，道德认知的形上学思考需要从更深层次来理解道德的真谛和实践。
他认为，道德的认知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思考，更是一种实践性的追求。
他试图从认知的深层次来探讨道德的真理和实践。
三、道德形上学的意义与当代价值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它对当代道德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道德形上学的思考有助于深化对道德本质的理解。
牟宗三试图从更深层次来探讨道德的本质和意义，这对于当代道德伦理学的理论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当代社会，人们对于道德的认知和实践存在着多种分歧和争议，而道德形上学的思考可以对这些争议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解释。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牟宗三是现代中国哲学家之一，清华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位学者。
他的道德形上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学界的重视。
本文将对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进行浅析。
道德形上学是牟宗三对形上学思想在道德领域的运用和发展。
牟宗三认为，道德问题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必然面临的问题。
他提出了“主客对答”的道德形上学思想，通过辩证思维的方法，探讨道德的本质和普遍性。
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中，他首先认为道德的本质是“人本主义”。
他主张人是道德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享有者，人的自由和尊严是价值的根源和终极依据。
在道德实践中，人应该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追求真善美，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品质。
牟宗三强调道德的“不朽性”。
他认为道德是超越个体和社会的，它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道德创造了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它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保障。
牟宗三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他主张人应该追求社会和谐，协商一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牟宗三强调道德的“相对性”。
他认为道德是多元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
他提出了“道德相对论”的思想，主张对于不同文化中的道德差异应该保持宽容和尊重，同时也应该通过对话和交流来促进道德的共识和发展。
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在中国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有人认为他对于道德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为中国道德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但也有人批评他的道德相对论过于宽泛，模糊了对道德的界定和评判标准。
不管怎样，牟宗三对于道德形上学的研究和探索，都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逻辑思辨到理性架构——牟宗三逻辑哲学思想讨论
从逻辑思辨到理性架构——牟宗三逻辑哲学思想讨论应当说，在20 世纪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长卷上，绝少不了哲学家牟宗三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长期以来，囿于研究者学术视野和哲学诸学科部门之间( 如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等) 学科壁垒的限制，学界一般把牟宗三作为哲学大师或新儒学大师。
纵观牟宗三的学思历程，西方的数理逻辑、认识论与分析哲学一直都是其学术兴趣。
但遗憾的是，国内甚至包括台港地区也鲜有学者对牟氏的逻辑哲学思想作一详尽确当的研究与评析。
研究者甚至包括牟门弟子一般也是从学思历程、历史文化、中国传统哲学、中西哲学会通四个方面介绍和论析牟氏的哲学思想，鲜有人从逻辑学或逻辑哲学的维度，对牟氏的学思进路进行讨论和研究。
可以说，欲理解与把握牟氏在新儒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宗教哲学、比较哲学等方面的思想价值，对其逻辑哲学、数理逻辑等逻辑学思想进行研究确实不可或缺。
鉴于此，笔者愿意做一粗略的尝试。
一、牟宗三主要的逻辑学成就牟宗三( 1909 ～ 1995) ， 1927 年初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直升哲学系本科。
当时牟宗三的授课老师主要有张申府、金岳霖、张东荪三位先生，此三人是牟宗三的逻辑学、哲学启蒙老师。
牟宗三在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时曾说:那四年中，给我帮助与影响最大的，在校内是张申府与金岳霖先生，在校外是张东荪先生。
年，自北京大学毕业，牟宗三曾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主授逻辑学与西方哲学。
1949 年，牟宗三只身渡海至台湾，任教于台湾师大和东海大学，讲授逻辑学、中国哲学及人文课程。
在台湾地区逻辑学的输入酝酿阶段，在台湾大学里讲授逻辑课程最知名的三位教授是陈大齐、牟宗三和殷海光。
1960 年以后，牟氏主要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牟宗三求学于北京大学时，师辈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张申府和金岳霖，相应地，牟氏的主要学术兴趣在数理逻辑、分析哲学与新实在论，平时研习的也主要是罗素( Bertrand Russell，1872 ～1970) 、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 ～1947) 、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1889 ～1951) ，并由此上提到康德等人的逻辑学、哲学，而牟氏本人对中国哲学的主要意趣也仅限于《周易》。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牟宗三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文化人道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贡献而著称于学界。
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是其重要的学术观点之一，本文将从其学术研究的背景、核心内容和意义等方面对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进行浅析。
了解牟宗三道德形上学需从其学术研究背景入手。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学术研究逐渐传入中国，西方学术思潮对中国的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在这个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动荡变革，传统的儒家道德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面对这样的背景，牟宗三选择了主动应对，他在探索和研究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形上学。
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牟宗三认为道德是一种形上学的实在，是一种由人们的实践经验所凸现出来的超越现象学的现实，具有普遍性和本体性的特征。
他批判了西方哲学中以人的独立有意识的个体作为价值判断的核心理论，提出了以人的有意识的个体性为基础的道德形上学学说。
牟宗三认为，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充分发展。
道德的本质是对他人的关怀和爱，是建立在相互关联和具体实践之上的，具有情感与理性、实践与思考的统一特征。
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意义何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当代社会中，面对道德及伦理困境和价值多元化的挑战，传统的道德观念逐渐在变革中。
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提醒人们应当关注社会关系的构建和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和关怀，强调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与传统儒家道德的对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对于个体的人生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他强调个体实践的重要性，认为人们的人生价值在于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关心他人，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和沟通，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共融。
这样的观点提醒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应当注重他人的需要和利益，关注他人的感受和需求，从而建立起志同道合的人际关系。
牟宗三新外王思想研究
牟宗三新外王思想研究牟宗三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贡献。
而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外王”思想。
牟宗三的外王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也有着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下面，我们将对牟宗三的外王思想进行一次深度的探讨。
一、外王思想的含义牟宗三提出的“外王”思想实际上是对于“自我”概念的一种全新的诠释。
人们通常认为，自我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存在，是一个人的心灵和实体的统一体。
而牟宗三则认为，自我并不是一个内在的、完整的、固定的实体，而是由外部环境、关系和身体状态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反映。
基于此，牟宗三将自我分为“内我”和“外王”，把自我置于一种活力，而非沉重的固定状态之下。
“外王”一词源于牟宗三的《自然社会观》一书。
牟在书中提到：“我本身不是自我，我其实只是一种自我与环境的‘堆积’，它只是从集体和环境而来，并在集体和环境中得到了它的存在和发展。
”在牟看来，个体的存在总是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发展和展开，以此来反映个体自身的存在和特点。
在此过程中，环境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称之为“外王”。
二、外王思想的理论内容牟宗三的外王思想是一个复杂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内容围绕着人的自我和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展开。
具体来说，外王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自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外王思想中，自我被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一个固定的实体。
个体的存在状态是由与外部环境、人际关系、个人经验和身体状态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发展的。
这种理解对于人类自我认知的方式提出了挑战。
2、环境对于个体的影响外王思想中的另一个重点是环境对于个体塑造的重要性。
牟宗三认为个体的存在状态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环境是个体行为和思维发展的重要条件。
而人类行为和思维发展的方式又受到一系列历史、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3、外王的概念在外王思想中，外部环境被理解为“外王”，其含义是指所有影响、刺激和信息来自于环境，这些对于个体的生命、身体、感情、行为和思维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和塑造。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
浅析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牟宗三（1909-2009）是中国当代思想家，他的思想被称为“道德形上学”。
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许多哲学界的讨论和研究。
本文将从牟宗三的生平背景、道德形上学的理论主张以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浅析。
一、牟宗三的生平背景牟宗三，原名赋兴，字宗三，号方外，浙江省嘉兴市人。
他生于北洋政府时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
在他的一生中，他曾担任过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美国伍斯特学院的客座教授等职务。
牟宗三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赴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就读期间，曾师从哲学家唐捐、白先勇，深受新庄学的影响。
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为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理论主张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主要包括三个核心理论：价值哲学、道德形上学和生命哲学。
1. 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是牟宗三主张的哲学思想之一。
他认为，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
价值是根植于自然和社会之中的，是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
牟宗三认为，价值是一切事物与人的关系的基础，是一种客观的规范和评价标准。
他主张通过逻辑和经验的结合来解释价值，并强调了价值作为概念的结构和功能。
2. 道德形上学牟宗三提出的道德形上学是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
他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形式，是人类行为和活动的规范。
牟宗三指出，道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统摄和引导的功能。
他认为，道德是“我们与他人共同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必然产物”，道德形上学关注的是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性问题。
3. 生命哲学牟宗三的生命哲学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生命是一种原始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存在的本原。
牟宗三关注生命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认为生命是一种能动的实体。
他提出了生命哲学的相关概念，探讨了生命与自然、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以上三个核心理论构成了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体系，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牟宗三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牟宗三政治哲学思想初探牟宗三（1880-1969）是中国20世纪思想界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风格鲜明、具有独特的政治哲学特色，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历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旨在初步探讨牟宗三政治哲学思想，从中找出5个例子加以论述，旨在通过这些具体例子，让读者更直观地理解和认识牟宗三政治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和意义。
一、牟宗三的政治哲学思想概括牟宗三主要的政治哲学思想关注点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的关系。
在他的政治哲学中，他强调了人性的本质和人的本体论地位，认为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根源来自人性的本质需求。
牟宗三对政治哲学的关注点包括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的关系。
在牟宗三的政治哲学思想中，他受到了康德的影响，因此在其思想中，“主体”是当时中国思想界少有的关注点，他认为人的本体是“统一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个人与群体及国家的关系。
此外，牟宗三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不拘一格”，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固执地坚持某一种观点，而需要在阅读和理解他人之后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一思想也经常被提及和被实践，并在今天依然有其实践和借鉴的价值。
二、案例1：牟宗三的国家主义在牟宗三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国家主义的观点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认为，为了实现国家的和谐与统一，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绝对权威，进行有序的社会活动。
他认为，国家的和谐与统一是一个重要的价值，需要人们为之奋斗。
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孔子、韩非子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对话，超越了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
为了达到国家的和谐统一，牟宗三提出了一种“健康的国家主义”，这意味着个人因为追求国家的利益而整体地追求了自己的利益。
他认为，一个健康的国家主义应当促进个人的发展，并使之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格公民。
可以说，牟宗三的国家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有着广泛的借鉴价值。
牟宗三的哲学思想PPT共37页
2、要冒一次险!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冒险。走得最远的人，常是愿意 去做，并愿意去冒险的人。“稳妥”之船，从未能从岸边走远。-戴尔．卡耐基。
梦 境
3、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 久久不会退去的余香。
牟宗三的哲学思想4、守业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的发展。 5、当爱不能完美，我宁愿选择无悔，不管来生多么美丽的轮 回里有你。
55、 为 中 华 之 崛起而 读书。 ——周 恩来
谢谢！
51、 天 下 之 事 常成 于困约 ，而败 于奢靡 。——陆 游 52、 生 命 不 等 于是呼 吸，生 命是活 动。——卢 梭
53、 伟 大 的 事 业，需 要决心 ，能力 ，组织 和责任 感。 ——易 卜 生 54、 唯 书 籍 不 朽。——乔 特
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两个理论贡献
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两个理论贡献————————————————————————————————作者：————————————————————————————————日期：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两个理论贡献-哲学牟宗三后期合一论的两个理论贡献杨泽波杨泽波，河北石家庄人，哲学博士，(上海200433)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王兴国，他于2005年就撰写了这方面的专文《成于乐的圆成之境——论牟宗三的美学世界及其与康德美学的不同》（《孔子研究》2005年第1期）。
近年来，唐圣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文章，主要包括：《当下呈现的自由是美的——牟宗三美学之基础命题》（《当代儒学研究》第8期，2010年6月）；《圆成之和与美的判断——牟宗三美学之初期形态》（《安康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智的直觉与实践—修证美学——依牟宗三智的直觉理论而来的美学形态》（《安康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菩提心与圆融自在——牟宗三〈佛性与般若〉的美学向度》（《安康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牟宗三论智的直觉之儒家义对美学研究的启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另外，这方面也有专著问世，如陈迎年的《智的直觉与审美直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当然，这方面影响最大的还要算尤西林的《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尽管有这些成果，但相对于整体情况而言，牟宗三美学思想研究是一弱项，则是不争的事实。
②尤西林：《“分别说”之美与“合一说”之美——牟宗三的伦理生存美学》，《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
该文主要内容，收入氏著《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
③关于牟宗三早期圆成论，笔者另撰有《牟宗三早期圆成论原理要义疏解》（待刊）、《牟宗三早期圆成论的贡献与缺失》（待刊），敬请留意。
④牟宗三：《康德〈判断力批判〉》,《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6卷，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67页。
牟宗三论中国现代的哲学界
牟宗三论中国现代的哲学界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学地反思中国哲学的继续,这步工作的完成,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地反思才臻完善,这也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一步必要的工作。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已随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只能从民国开始讲起。
牟宗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 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1911~1937)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1937~1949)为第二阶段,从“国民政府”迁台后逐步走向现代化(1949~1985左右)为第三阶段。
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
一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
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
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
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
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 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
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 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
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
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
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
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 ;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 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
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
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 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
大家｜牟宗三：哲学智慧的开发（一）
⼤家｜牟宗三：哲学智慧的开发（⼀）▍编者按：牟宗三，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新儒家代表⼈物之⼀。
《⽣命的学问》是牟先⽣于1949年后在各报刊所发表⽂章的辑录。
牟先⽣⾮常重视哲学智慧的开发，并从多⾓度分析和阐释了哲学智慧开发的意义。
在此⽂中，针对时代问题，先⽣对“有取之知”和“⽆取之知”进⾏了解析：有取于物是有取于物是“明他”，给我们，给我们以智慧。
⽆取之知（即绝对的超越所显之⽆以知识；⽆取于物是“明⼰（即⾃觉）”，给我们以智慧知）是⼀种⾃觉的真知，亦是最⾼的智慧。
哲学智慧开发的过程即是⼈类⾃觉的过程，需要从“有取”返归于“⽆取”，由“明他”⽽纯归于“明⼰”。
有取之知与⽆取之知⼈的⽣物⽣活，⼀⽅⾯是吃⾷物，⼀⽅⾯是消化⾷物。
吃是有取，消化是⽆取。
⼈的意识⽣活亦是⼀⽅是有取，⼀⽅是⽆取。
有取于物是“明他”，⽆取于物是“明⼰”。
明⼰即⾃觉也。
从学问⽅⾯说，明他是科学活动，给我们以知识；明⼰是哲学活动，不给我们以知识，⽽给我们以智慧。
⼈⽣“⾃觉的过程”即是哲学智慧的开发的过程。
是以⽼⼦说：“为学⽇益，为道⽇损。
”为学即是有取，故⽇益也。
为道即是⽆取，故⽈损也。
“损之⼜损，以⾄于⽆为”即表⽰从明他⽽纯归于明⼰也。
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个知就是⾃知之明，故此是⼀种智慧语。
《庄⼦·齐物论》篇载：“啮缺问乎王倪⽈：'⼦知物之所同是乎？’⽈：'吾恶乎知之。
’'⼦知⼦之所不知邪？’⽈：'吾恶乎知之。
’'然则物⽆知邪？’⽈：'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之。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知邪？’”你知道这个、那个吗？我全不知。
你知道你不知吗？我全不知。
我只是⼀个“⽆知”。
这个⽆知就是把⼀切“有取之知”停⽌⽽归于⼀个绝对之⽆知。
这个“⽆知”就是从不断的超越亦即是绝对的超越所显之⽆知。
⽽⽆知就是⼀种⾃觉之真知，亦是最⾼的智慧。
关于牟宗三介绍
关于牟宗三介绍牟宗三是被人称之为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是当代港台新儒家中的重镇。
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物简介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字离中，生于山东省栖霞县牟家疃，祖籍湖北省公安县。
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9年升入哲学系，并于1933年毕业。
1949年往台湾。
1960年往香港，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任哲学教授及导师，退休后，定居台北。
1995年4月12日下午三时因器官衰竭逝于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
曾获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及台湾行政院文化奖。
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他独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的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
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
其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
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理性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3部译作。
牟氏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
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学术思想牟宗三为新儒家代表人物，认为现代新儒学的任务为“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他独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
牟宗三先生，学思精敏而透辟，慧识弘卓而深彻。
他悠悠一生，只做一件事：“反省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
牟宗三的治学旨趣
牟宗三的治学旨趣牟氏女弟子卢雪昆曾顺梁氏之言：“牟宗三者，非中国人也，而世界之人也；非20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
”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教授、已故哲学家傅伟勋亦指出，“牟宗三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
1.沉潜的“执”的治学态度对于做学问，牟宗三始终推崇《中庸》所谓“择善而固执之”的“一以贯之”的精神。
他认为，不管你有哪一方面的天才，都必须努力。
“假定你有逻辑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可以成为逻辑专家，有贡献；假定你有哲学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对中西哲学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有贡献。
”（《未来中国文化是个大综合时期》）牟先生一生“执”于哲学，凡六十年，不为外物所动，始开出现代新儒家之崭新理境，此谓其学术取向之大“执”。
关于“执”的理解，他晚年给出自己的解释，“就是你自己闹中取静，你自己默默地在耕耘。
……默默耕耘中，我活了80多岁。
要有相当的时间才成呀！没有时间，任何聪明都没有用”。
他曾对其师熊十力先生及师辈的梁漱溟、马一浮等先生进行评析，认为他们都有真性情、真志气、真智慧，然而毕竟研究学问的“时间”不够，就是“学”的工夫不够，“执”的程度不够，因此导致客观的了解不够；功力不够，则难以做出更好的成绩。
他亦曾对学术知己唐君毅先生进行类似慨叹：唐先生本来可以做出更好的学问，然而由于行政事务“褫夺”了他的时间，从而使得其无法“执”下去，所以唐君毅先生的著作虽然对学者有启迪、有价值，但大抵属于“rough work”（粗略的著作）。
2. “无功利”的治学品质牟氏治学，一贯抱着无功利的态度，真正落实了亚里士多德“好奇是哲学动力”之箴言。
牟氏生前，在港台乃至国际的学术影响可谓大矣，然而牟氏既非中研院“院士”，亦没有获过什么“大奖”。
其根本原因在于若要评奖，就得申报，要填写一堆资料。
牟宗三认为，学术本来是素心人的事，哪有工夫忙活那些“婆婆妈妈”的事。
关于牟先生“无功利”的事实，还有一个“铁证”，那就是牟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当了几十年教授，竟无“立锥之地”，几乎一生都在“租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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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王兴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学地反思中国哲学的继续，这步工作的完成，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地反思才臻完善，这也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一步必要的工作。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已随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只能从民国开始讲起。
牟宗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1]：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1911～1937）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1937～1949）为第二阶段，从“国民政府”迁台后逐步走向现代化（1949～1985左右）为第三阶段。
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
一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
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
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
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
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
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
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
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
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4]。
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
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
康德哲学讲是可以讲，学是可以学，可是要掌握得住，并不容易。
张申府先生最崇拜罗素，对罗素生活的情调与思考问题的格调很熟悉，但是罗素本人的学问，张先生却讲不出来。
所以，罗素那一套哲学没有传到中国来。
（注意：牟不是不知道罗素访华，有“五大讲演”的事。
）胡适之先生宣传杜威，可是对于杜威，他并不了解，他还达不到那个程度。
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 we think"中的杜威，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
杜氏的学问相当扎实，自成一家之言，美国将来能不能出像杜威这样的哲学家都有问题。
了解杜氏的那一套并不是容易的。
所以胡先生当年所宣传的杜威，根本就没有传到中国来。
实用主义成了望文生意的实用主义。
（注意：牟不是不知道杜威访华讲演的事。
）当代的罗素、杜威无法讲，十八世纪的康德，就更难了，要讲清楚都办不到。
所以北大对西方哲学无所成就，进不了西方哲学之门。
以后变成专门讲中国哲学。
讲中国哲学以熊十力先生为中心，加之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
抗战期间，北大迁到昆明，完全以汤用彤为中心。
汤先生后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但是汤先生的佛教史注重考据，代表的是纯粹学院的学术作风，对佛教的教义、理论没有多大兴趣，造诣不深，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佛家的哲学，而只是佛教史，落入了西方的古典学，不是哲学系的本分。
因此，北大办哲学系，历史最久，师资最多，结果无所成。
至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更是乱糟糟，尚不及北大与清华的哲学系。
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
[6]此外，除了燕京哲学[7]，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成就了。
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
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
方先生年资最高，读书最博，但在使台大哲学系走上轨道的问题上，他尽了多少责任（──这与他个人性格有关，牟认为不便多说），则不无可疑。
而台大哲学系还是清华、北大的那一套老传统，以西方哲学为主，但并没有成就。
[8]二战以后，真正能把哲学当哲学读而进去的人很少。
一般人到国外去，读西方哲学不能入，对中国哲学（由于平素心存鄙视）无基础，甚至连熏习也说不上。
“对西方哲学无所得，对中国哲学无所知，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念哲学的风气。
”[9]总之，民国以来的哲学界是以西方哲学为主的，只注意了西方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辩，接触到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
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
”[10]所以，“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其本”。
[11]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牟宗三对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哲学系进行了初步的估价，──以清华、北大、中央、台大为中心，而尤以对他的母校系北大哲学系的评述为详，并由此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了评论，他的评价甚低，这与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北大、清华哲学系的评价适成鲜明对比。
无疑，牟宗三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不重视中国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的评价，给人一种印象，他好象不赞成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以讲西方哲学为主，甚至还会让人造成他轻视西方哲学的错觉。
其实，他十分重视西方的哲学和逻辑，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甚至他明确地说过：“以西方哲学为主不算坏，要真能训练出来，那很好”。
[12]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必要的，非经过不可，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会越透辟，但是对西方哲学的训练是否只是一般性地读读逻辑学、哲学概论和哲学史，他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界的反省、检讨、是与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说，他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与哲学界的哲学反省是真诚的，严肃的，所站的位置极高，不乏深刻与独到，常常切中问题的要害，发人深思，他讲话一任天机，但他这项工作尚不够深入、系统和严谨。
然而，牟氏没有否定民国以来，中国也出了几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
二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民国日报》的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
对牟宗三来说，能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必须是确有见地能成系统的人。
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中国不多，“五·四”时期一个也没有，但在“五·四”以后有三位，他们是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
三位先生分别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元学，张先生代表知识论，金先生代表逻辑。
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
“元学的极致是安体立用，哲学家的极致在通晓天人。
着重点在乎理解与说明。
哲学家立论必须要贯通，所以得证体；……得立用、得明用。
”[13]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
[14]在此可以看出，牟氏中后期（50岁以后）对儒学的理解与此截然有别，确切地说，他放弃1932）是“划时代开新纪元的作品”[15]，认为他从玄学上究明体用，使科学的真理得所汇归或依附，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与熊子本人的评价若合符节。
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
这表现了牟氏早年受怀特海、柏格森的影响之甚深，而他在其处女作中特出胡煦的易学，则为极佳的明证。
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
总地说，牟对熊子的评价极高，以他为中国哲学的典范，特许他的《新唯识论》系统为划时代的哲学，能使中国的文化改换面目，可言创造而有前途。
[16]事实上，从牟本人与唐君毅、徐复观诸先生对熊氏哲学的承续与光大来看，证实了牟的判断不谬。
牟视张东荪先生为哲学家，主要是肯定他的“多元的认识论”思想。
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 theory of Knowledge)[17],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18]，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
[19]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20]，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
但是牟氏充分肯定他能反躬自问，提出自然与否的问题的态度实在是可宝贵的，“是使我们自创系统，自成文化的一个密匙。
”[21]这是牟先生早年对张东荪先生的评价，高度赞扬了他的成就与贡献，却不免有过于誉美之嫌，反映出牟先生当时的学力与智识的不足，尚未从对怀特海的欣趣中摆脱出来，而牟先生那时正在写他的逻辑学著作，沉浸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书中，具有实在论的倾向。
然而，牟氏晚年对张的评价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他的多元认识论思想“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22]，仅只承认与肯定他把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到国内来的苦心与用力，认为张“对真正的西方哲学问题，还是不能…入‟”[23]。
这一评价虽不能说是完全失当，却又未免偏低了，不如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张的评价[24]来得肯切与平实。
而且牟氏对张先生的评价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太大了，令人无所适从，难以接受。
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认识论》（1934）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可以称为“认识论”的第一部著作，虽然难与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1983，成书于抗日时期）和牟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上，1956，下，1957）同日而语，甚至在今天难以说得上是真正的认识论，但对其开先河的头功当以承认。
牟氏对金岳霖作为哲学家的定位，主要是从逻辑方面着眼，这一视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没有改变，只是他的视线又扩大到了金先生的哲学（后面论述），可以视为对他早期观点的一种补充。
牟先生对金氏在逻辑上的努力，是“钦佩的”，也是“受惠不浅的”[25]，说自己“是最喜欢读他的文章的人”[26]，对他的《逻辑》（1937）一书许以“国内有数的作品”，“一部最好的参考书，训练书”[27]，标举金在逻辑学上率先打破了逻辑与知识论之混的功绩，认为他的态度是承认有一个公共的逻辑，使言论能有统一的标准，经过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之后，形式逻辑受到错误地批判与压制[28]，“在辩证法气焰万丈的中国，金先生仍能保持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29]，不能不说是一支中流的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