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发展中的规范与危机：1934年上海人力车纠纷探析
人力车与近代上海都市居民生活
华界人力车行业， 南市起步较早， 发展较快。1927 年已 达4500 辆。1934 年增至6000 辆。1935 年， 国民政府制定了 废除人力车计划。次年 1 月命令全国禁止使用， 限期3 年禁 绝。遭到反对， 但终究因为单人后座三轮车的出现， 人力车 的数量才急剧减少。1949 年 12 月登记剩3659 辆。 建国后 还一度少量存在， 直到1956 年3 月1 号， 最后2 辆送进上海 历史博物馆， 人力车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正式退出了上
关。1856 年法租界外滩筑成了第一条马路。19 世纪 60 年 代租界的筑路速度越来越快， 道路面积越来越大。" 1852 年
经营1辆至100 辆人力车;每辆每月捐银2 钱; 车辆可在两 个租界内营运。光绪八年工部局取消捐照限额， ” 此后30 多 年， 公共租界内 人力车行业自由 发展。“ 光绪八年， 营业人力 车由1500 辆增加到8920 辆， 平均每年递增18% "o[s](Pa Zo) 由于早期人力车噪音很大， 而且造成交通阻塞， 租界曾 一度限 制其发展速度， 要求按一定比 例每年递减。191 年9 5 月， 洋商公司 借机涨租， 引起同年12 月2 日 同盟罢 风 的“ 工” 潮。租界境内客运交通处于瘫痪状态， 从而迫使外商让步， 工部局终止减车计划， 保持每月7500 辆的数量。191 年， 7 改
人力车虽然算不上交通工具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角但它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近代上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曾一度被称为黄潮
2006
I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人力车与近代上海都市居民生活
何兰萍
(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051)
人力车俗称“ 黄包车”曾一度被称之为“ ， 黄潮” 。人力 车在上海存在了82 年之久( 1874 一 1956) ， 其发展史从一个 侧面映射出上海近代都市居民生活方式演变的轨迹。本文 试图梳理一下近代上海人力车的发展历程， 并探讨它对都市
民国政府限价令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民国政府限价令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1948年的上海外滩，满载美国棉花的驳船。
民国政府的限价令上海是近代中国民营工业最为集中的城市，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1947年发表的对全国20个主要城市的调查材料，全国共有工厂14078家，工人682399人，其中上海一地即拥有工厂7738家，占总数的54%，工人367433人，占总数的54%.上海民营工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盛衰存废，最能反映中国资产阶级当时的实际境遇。
美货倾销的冲击受美货倾销的打击，1945年9月至1946年7月，上海3419家大小民营工厂中，共倒闭2597家，占工厂总数的75%.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饱尝战乱和日寇劫掠之苦的资产阶级无不希望其民营工业从此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环境和机遇，但随之而来的严酷现实很快就使他们的这种愿望化为泡影。
首先使民营工业蒙受沉重打击的，是廉价美货的大量倾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由战时“繁荣”转向萧条，生产过剩的危机日益严重。
当时，美国垄断资本企业年产值约达200亿美元的外销产品，只有40%能找到销售市场，余下的60%连同大批战时剩余物资积压待售。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暗中准备内战，为换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与美国订立《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放弃保护关税，降低汇率，开放内河通商，准许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设立商业公司。
美国垄断资本遂把中国当作它的独占市场，将大量战时剩余物资和积压商品倾销中国。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首要的外贸口岸，成为美货输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同时亦成为美货倾销最剧烈的城市，致使正待从战争创伤中复苏的上海民营工业，遭受致命打击。
以制药业为例，据当事人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就有36家制药厂。
等胜利之后，搬回上海准备发展业务，但一到上海，大失所望。
由于1946年美制药品大量倾销，我国制药工业蒙受极大的打击。
这一年美制药品进口数，价值达1800万美元。
此外，通过官僚资本扬子公司和立达洋行之手，从冲绳岛运来3万吨剩余物资。
人力车_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_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
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马陵合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通过剖析市政当局人力车管理制度的“改良”和指导人力车夫的“自助”,揭示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痼疾与畸形;同时,从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这一特殊的视角审视近代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
关键词 人力车 人力车夫 救济 近代城市化作者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人力车夫拉车飞奔,一直是近代中国城市标志性的图景。
人力车是早期城市化在城市交通上的一种普遍的表现。
但是,它长期排斥新式交通工具并不断膨胀则完全显示了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持续低下。
20世纪20年代前后,即有人指出东洋车的弊端,关注人力车夫的生计,要求废止人力车。
胡适曾说过:“东西方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
人力车文明即是“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叫做精神文明”①。
因人力车问题社会影响面的广大,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对各地人力车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各种改良建议。
同时,出现了大量有关的文学作品,以至于文学史研究者把以老舍的《骆驼祥子》、胡适的白话诗和鲁迅的《一件小事》为代表的一大批小说、戏剧,称之为“洋车夫文学”,认为它们“展示的是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平,① 《胡适文存》,三集,《漫游的感想》,转引自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55下层人生活的悲苦和命运的难卜”①。
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当局人力车制度改良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则表明人力车问题是与城市化的症结相伴而生的。
一、1934年人力车风潮上海工部局早在1919年3月,就准备将8000余辆人力车减少20%,但因车商随即将每日车租从小洋8角涨到10角,引发人力车夫的抗议和罢工,最后以维持现状结束②。
此后,人力车、人力车夫数量有增无减。
1924年,租界工部局交通问题调查委员会曾经建议,将人力车之数目减少,在规定公用人力车不超过1万辆的基础上,在10年之内使公用人力车与自用人力车总数减至5000辆。
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原稿
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阎建宁（淮海工学院法学院222005）【摘要】本文认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车夫，数量十分庞大。
与产业工人一样，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绝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
从理论上讲，人力车夫们应该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积极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各种罢工运动。
而实际上，他们很少参加罢工，其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
【关键词】人力车夫；上海；工人运动人力车夫问题在民国时期就颇受人关注。
五四前后，报纸、杂志经常对人力车夫的劳动状况、生活条件进行报道，如善根的《人力车问题》（见《每周评论》1919年2月第8号），朱天的《人力车问题》（见《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0月11日至17日）等等。
1936年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编印了《上海人力车夫互助委员会会务报告》，将该会对人力车夫的工作、救济及整顿情况作了梳理；言心哲曾对南京人力车夫进行抽样调查，并将成果整理为《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于1935年出版；在领导上海工人罢工的斗争中，中共也曾对人力车夫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39年出版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中，用部分篇幅记述了人力车业概况、车夫生活及其斗争的情况。
民国时期有关人力车夫的材料和文章，对于今天研究这一数量可观的特殊职业阶层，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有关注，池子华在《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用一定的篇幅分析了人力车夫的来源、生活、工作状况，并讨论了人力车的“存与废”的问题。
一些文章也考察、分析了人力车夫与近代城市化、人力车夫与社会救济等问题，如马陵合的《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载《学术月刊》，2003年11月）；王印焕的《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孟邻的《新文学早期的人力车夫形象》（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6期）等等。
历史趣谈国民政府颁令淘汰人力车：剥削 不人道 文化倒退
国民政府颁令淘汰人力车：剥削不人道文化倒退导语：1949年前后，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都表明：三轮车最多，自行车次之，人力车极少见。
1937年以后的十八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中，首1949年前后，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都表明：三轮车最多，自行车次之，人力车极少见。
1937年以后的十八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中，首先是抗日战争(1937~1945年)，其后是国共两党间的战争，共产党于1949年获胜，最后是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度得以发展的经济，基本陷于停滞。
抗日战争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境内汽油严重短缺，这极大地限制了汽车的使用，一种新型的个人交通工具三轮车应运而生。
它既有自行车的速度，又有人力车的载运能力。
迄今还不确切知道三轮车的发明人，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亚洲，一些城市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三轮车，数量或多或少。
如上海早在1924年就有了三轮车。
三轮车在当时被视为机动交通的威胁，1927年上海禁止这种车辆在该市的公共租界和中国管理区内的街道上行驶。
抗战爆发后，三轮车作为汽车的非机动替代品再次出现。
1945年战争结束时，上海有6000辆三轮车，1949年，增至26570辆。
三轮车从根本上取代了人力车，这得益于1946年1月国民政府颁行的一道命令，它要求在接下来的三年中逐步淘汰人力车。
很可能是人力车的剥削、不人道、文化倒退的形象，促发了这一命令。
此后人力车的数量锐减。
上海在战前有人力车6万多辆，1947年时有12670辆，1949年时仅有3659辆，许多人力车夫接受重新培训而成为三轮车夫。
1956年，上海的最后一辆人力车退役，它作为一件历史古董送交上海博物馆。
广州的情况与之相似，至1949年3月末，4500辆用于出租的公共人力车有一半以上被淘汰。
1948年8月，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年，美国东方学会前主席，主要研究中国法制史)在离开中国11年后再次来华，他注意到，北京“与过去相比，最大变化之一，是老式人力车被新型的、外国人称之为pedicab的三轮车所取代。
民国时期人力车夫健康状况论析
2020.6俗话说人力车,也叫黄包车、东洋车，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活跃在清末民国时期城市的大街小巷，是近代中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低水平城市化在交通运行上的一个缩影。
人力车夫如牛马一样劳作却过着非人的生活。
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早在民国时期就引起社会贤达的关注，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提出要改良的诸多问题中就包括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陶孟和、李景汉、言心哲等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了各种改良的方案。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人力车夫救济和管理问题重新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如严昌洪、马陵合、汤蕾等。
但对人力车夫健康状况与常见病等问题关注尚显不够，而该问题是导致近代人力车夫生活贫困乃至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而，随着对民国时期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对当时人力车夫健康状况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一、苦力工作对人力车夫健康状况的影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大小政权割据一方，中央政府对农村的实际控制能力偏弱，虽然各种乡村改良的方案时常出现，但仅限于个别地区的实验，甚至基本上停留在学术探讨范畴内，因而乡村经济日益凋敝，破产农民大量涌入城市。
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有关系，人口流动能不能推动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取决于流入地的拉力是否大于流出地的推力。
然而，近代中国“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显然小于农村的推力，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失衡。
”[1]城市工业发展水平低，无法解决大量进城农民的工作需求，于是进城农民退而求其次，既然不能进入工厂当产业工人，只好出卖自己唯一的资本——劳动力，沦落为城市苦力，人力车夫的出现就是这一社会现象催生使然。
拉人力车不需要太多的技能，但是因工作辛苦劳累，从业者必须要有健壮的身体。
因此，人力车夫年龄以20—45岁青壮年男子居多，如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进行调查的资料显示，21岁至45岁者有246人，占总人数的80.91%；20岁以下者仅有11人，占3.63%，56岁以上者仅2人，车夫平均年龄为35.55岁。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生存实态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生存实态罗国辉【摘要】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的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群体.由于人力车夫人数过多,他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方面为了租得一辆车子与自己同行竞争,另一方面又在抵抗新式交通工具的应用之中挣扎着,同时还处于存废舆论的漩涡之中.人力车作为交通近代化的一种过渡,必然会被新式交通工具所取代,但是,在没有妥善安排车夫生计问题之前,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都经不起考验.【期刊名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41)001【总页数】5页(P109-113)【关键词】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生存实态;城市化【作者】罗国辉【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思政教研部,上海2016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0人力车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城市交通发展而崛起的新兴交通工具。
人力车虽然算不上交通工具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角，但它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近代上海留下深深的烙印。
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的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的下层社会群体。
人力车夫拉车飞奔，一直是近代上海标志性的图景，坐人力车也是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人力车夫人数过多，他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方面为了租得一辆车子与自己的同行竞争，另一方面又在抵抗新式交通工具的应用之中挣扎着，同时还处于存废舆论的漩涡之中。
因此，研究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不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对其进行生存状态的描述将有助于深化对人力车夫的立体了解。
一、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来源近代上海人力车夫大多是破产的农村流落到城市谋生的农民，他们失去了土地，完全沦为无产者，成为生活在大城市社会底层出卖苦力的劳工。
据统计，民国初年上海当时有人力车夫五万人。
[1]614到20世纪30年代，人力车夫数目更是达到了十一万，自用人力车车夫尚不计算在内。
[2]人力车夫群体之所以庞大，一方面是新式交通工具没有充分发展，人力车作为补充成为人们出行的代步工具；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造成劳动力的“过剩”，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只好出卖自己的苦力，拉车则是当时比较好的选择。
人力车与近代上海都市居民生活
人力车与近代上海都市居民生活何兰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51)人力车俗称 黄包车,曾一度被称之为 黄潮。
人力车在上海存在了82年之久(1874-1956),其发展史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上海近代都市居民生活方式演变的轨迹。
本文试图梳理一下近代上海人力车的发展历程,并探讨它对都市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
一、传入与发展开埠前,上海水上交通优于陆地交通,没有像样的道路。
轿子是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
1843年开埠之后,租界开始了道路建设。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小车和马车仍一度是市区的主要客运工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黄包车的传入。
人力车首先现身于租界。
这同租界的道路建设息息相关。
1856年法租界外滩筑成了第一条马路。
19世纪60年代租界的筑路速度越来越快,道路面积越来越大。
1852年英租界道路用地面积占其总面积(0.556平方公里)的14.2%。
1866年,公共租界道路用地面积迅速上升,占有总面积(1.878平方公里)的23%。
[1](P223)此后,发展速度还要快。
作为近代交通工具催生剂!!!道路的发展,必将带来公共交通工具的革新。
随后马车的出现,人力车的传入,以及有轨电车、公交车及其出租车的接锺而来就是鲜明的例证。
人力车虽然算不上交通工具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角,但它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近代上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曾一度被称为 黄潮。
甚至现在,提起老上海,人们的脑海里不由自主的就浮现出人力车的身影。
人力车(Ji nr i k i sha)俗称黄包车。
1870年在日本问世, 1874年由法国人米拉传入上海租界。
上海人最初称它为 东洋车。
后因租界境内人力车的车身漆成黄色而得此俗称。
引进最初配似双轮马车,车厢在两只高大木轮中间,车厢外的两侧没有护挡灰尘、水点、泥浆的设备。
木轮外绕线圈,行车时辘辘作响,震动强烈。
可坐2人,但乘坐不舒服。
后来输入了小型人力车。
大型人力车行动不灵便,影响道路畅通。
1879年,租界当局禁止两个成年人同坐一车,于是大型人力车便绝迹了。
试论工人运动中的人力车夫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原稿
对人力车夫的保护与支持措施
建立保护机制： 确保人力车夫的 权益不受侵害， 制定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保障。
提供就业机会： 鼓励企业提供适 合人力车夫的工 作岗位，促进其 稳定就业。
培训与教育：开 展有针对性的技 能培训和职业规 划指导，提升人 力车夫的综合素 质和就业能力。
社会关注与支持： 倡导社会各界关 注人力车夫的生 活和工作状况， 鼓励企业和个人 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和支持。
人力车的发明
人力车的发明时间：19世纪70年代 发明者：美国工程师迪克·卡夫 发明目的：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人力车的兴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力车成为城市交通的重要工具之一
人力车夫的兴起
人力车夫行业在城市中迅速兴 起，成为大量贫困劳动力的就 业出路
19世纪中叶，随着城市化进程 加速，人力车成为主要交通工 具之一
人力车夫的存在 缓解了城市交通 压力，为市民出 行提供了便利。
人力车夫的规范 管理对于城市交 通的秩序和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车夫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
人力车夫是上海城市 交通的重要力量，为 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 展。
人力车夫的劳动为上 海的商业和工业运输 货物，为城市物流业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符号：人力车夫的形象在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中被广泛运用，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符号。
人力车夫的未来发展趋势
电动化：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人力车将逐渐被电动车辆取代。 智能化：通过技术升级，人力车将具备自动驾驶、智能导航等功能。 共享化：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人力车将逐渐转型为共享出行工具。 规范化：政府将加强对人力车行业的监管，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
添加标题
人力车夫在工人运动中还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向其他劳动 者宣传工人阶级的权益和革命思想，激发他们的斗志和热情。
马路上的对抗_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管理问题透视
马路上的对抗———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管理问题透视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收稿日期］2009-09-27［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资助项目：05JJD770009［作者简介］严昌洪（194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研究。
［摘要］民国时期人力车夫骤增，带来包括流动人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交通秩序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政府当局和租界当局为缓解人力车夫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压力，对人力车夫加以管理，不仅加强了日常管理，也协调人力车夫与各方面的关系，解决人力车夫与车行、与其他交通行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取缔人力车过程中也对人力车夫施以各种救济。
但由于管理主体与被管理者的对立，管理产生了负面效应，导致马路上的对抗。
当局取缔人力车的举措，终因在解决失业车夫出路问题和解决城市交通替代问题上缺乏可行的制度安排，遭到广大人力车夫及社会各界的抵制而失败。
［关键词］民国；人力车夫；问题；当局；管理；对抗［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0）02－0016－09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人力车夫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除了文学界对“人力车夫派”文学的研究涉及到人力车夫问题外，史学界一些年轻的学者，如王印焕、马陵合、邱国盛、杜丽红、唐富满、何兰萍、汤蕾等，从不同角度（车夫群体、城市近代化、交通近代化、城市生活、社会救济、车夫管理等）对不同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的人力车夫问题进行了探讨，颇有成绩。
但在涉及人力车夫管理的文章中，一般谈得比较简单，而且对于在管理制度实施过程中人力车夫与管理当局的关系缺乏动态的考察。
本文拟在以上诸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人力车夫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当局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对人力车夫加强管理的措施进行探讨，特别关注人力车夫与管理当局的对立与对抗，从而揭示人力车夫管理问题上的两难处境。
中国人力车夫的存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人力車夫是伴隨(人力車傳入中國而出現的一個新的城市下層社會職業群體1。
近代上海的人力車夫大多來自於周邊農村缺少文化和技能的農民。
他們在城市中從事(最辛苦的勞動，但卻過(最貧苦的生活，且備受惡勢力的欺凌2。
為管理他們，當地政府、人力車職業工會、人力車商及同業公會充當了不同的角色，共同構築了一個多重的權力網絡。
本文通過對1945至1949年上海人力車夫的三個面向進行分析3，揭示其更為真實和清晰的面相，反映其與國家、勞工社團和商人社會的複雜關係。
一自人力車在上海出現以後，發展很快4。
但很多人認為人力車這種交通工具「不人道」5，人力車夫有如牛馬，主張應加以限制，使之逐漸被淘汰6。
也有些人以「黃包車撞倒行人之事，時有所聞」7等為理由，呼籲當局加以取締8。
至1940年代，國民政府終於決定取締人力車，當時號稱「決心以武力流血的方法達到廢除人力車，推銷美國汽車之目的」9。
1946年7月1日，上海市公用局表示遵照行政院的訓令，計劃先淘汰十分之一的人力車，三年內全部廢除bk 。
儘管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人力車之存在既有背人道，復浪費人力」bl ；也有充分的規劃，但上海市政府在取締人力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
消息傳出，社會輿論和人力車行業群起抗議。
人力車夫痛苦陳詞請求政府暫緩取締。
「本市人力車車行二千四百家，車輛二○五八二輛，車夫十萬人以上，連車夫家屬約有三四十萬人。
」bm 「若驀然實行，也無異是斷送我們賴人力車吃飯幾十萬人的生命。
」bn 中國人力車夫的存廢：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羅國輝＊本文是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項目編號：SJ0703）的部分研究成果，謹此致謝。
近代上海的人力車夫在城市中從事[最辛苦的勞動，但卻過[最貧苦的生活，且備受惡勢力的欺凌。
為管理他們，當地政府、人力車職業工會、人力車商及同業公會充當了不同的角色，共同構築了一個多重的權力網絡。
中國人力車夫49的存廢人力車公會推舉代表陳志堯等晉京請願，要求政府收回成命bo 。
野心的暴露与抗争——1930年代上海人力车夫纠纷案研究
1930年代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力车夫纠纷案是一桩公共租界与人力车商、人力车夫之间的利益纠纷案件,在上海的劳工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桩纠纷案与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对人力车业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学界多侧重于对1930年代上海人力车业的改革的研究,如田彤从行政管理与劳资关系调适的角度出发,论述了1934—1942年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业改革的始末[1];张小阑从对整个人力车行业的改革出发,认为工部局之所以同时遭到车商和车夫的反对,是因为工部局干预中国社会的能力有限[2];马陵合从人力车夫救助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从而得出了“救助引发矛盾”的观点,即对人力车夫的救助要么成为点缀,要么成为引发诸多矛盾的导火索的结论[3]。
总体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关注人力车业的改革,而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研究还不太充分。
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1930年代上海人力车夫纠纷案为切入点,运用“救助引发矛盾”的观点与史实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探究纠纷案的起因、经过和特点,及其对上海人力野心的暴露与抗争———1930年代上海人力车夫纠纷案研究唐民旺(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摘要:1930年代上海市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堪忧。
有鉴于此,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出台名为“建议十六条”的报告书。
报告书涉及车租、工时等问题,这触及到包括车商、人力车夫在内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引起不满和抗议。
经过多方斡旋与谈判,纠纷案得以解决,而纠纷案暴露出来的是外国列强经济侵略的野心。
此次纠纷案既是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公共租界的抗争,也是对上海市政府的一种抗议,是中国下层民众抗争精神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申报》;人力车夫;“建议十六条”;纠纷案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868(2019)02-0097-06Exposure of Ambition and Resistance—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ispute of Shanghai Rickshaw Drivers in 1930sTANG Min-wang(Department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9)Abstract: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rickshaw drivers in Shanghai in the 1930s were worrying.In view of this,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Bureau of Public Concession Industry in Shanghai issued a report entitled "Recommendation 16".The report deals with rickshaw rental,working hours and other issues,which touches on the interests ofstakeholders,including rickshaw dealers and rickshaw drivers,causing dissatisfaction and protest.After many mediations and negotiations,the dispute case was settled.The disputes exposed the foreign powers'economic aggression ambition.The dispute was not only a protest against the imperialist invasion of China's bridgehead,the public concession,but also a protest against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It was a microcosm of the struggle spirit of the lower classes of the Chinese people.Key words:Shun Pao ;rickshaw driver;"Recommendation 16";dispute casesDOI:10.12152/j.issn.1672-2868.2019.02.0142019年第2期巢湖学院学报No.2熏2019收稿日期:2019-01-21作者简介:唐民旺(1993-),男,山东菏泽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doc]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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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_事蟹磷,l20{审辩}慧|.{98甥【民国中期社会保障的发展与困境】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杜丽红[摘要]新文『匕运动时期,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和社会调查的方式,塑造了人力车夫”被救济”者的形象.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国民党北平市指导委员会设立了总工会,人力车夫被组织起来,运用政治方式予以救济.在总工会支持下,他们向市政当局请愿,示威,获得了一定的权益,但是,人力车夫不过是国民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在总工会内部政治斗争中,人力车夫借机酿成了一场打砸电车的全市规模的暴乱,被军政当局坚决镇压下去.这场暴乱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人力车夫对于威胁其生计的电车的仇恨,而这点又恰恰是知识分子和当局所忽视的.[关键词]人力车夫;暴乱;被救济;总工会[作者简介]杜丽红,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1—0150—09美国学者戴维?斯特兰(DavidStrand)在其专着中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任意捏弄.同时,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4]本文对这一事件的重新解释,并非源于新的材料或新的理论,而是尝试通过重新解读材料,从政治过程中不同力量互相利用的角度对其做出新的解释,进而加深我们对国民党执政初期城市工人运动的理解,敬请方家指正..一,”被救济者”形象的塑造:知识界对人力车夫问题的认识北京城内尚未修筑马路时,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人们只有”轿车以代步,大车以载重”[5].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数月,北京城内出现了人力车,”最初为铁轮车,价值极昂,人皆以洋车呼之,有呼为东洋车者.彼时巾上等社会之人,多以坐洋车为荣,是以车之赁价亦昂.近年胶皮车兴出,而铁轮车无人再坐,竟归于无形之消火矣”[6]人力车逐步成为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与此相应,人力车夫成为北京城内最常见的劳工,蒋梦麟先生曾感慨道:”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宫内园苑之外,我们第一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7]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受”劳工神圣”①和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开始关注劳工,但他们很难接触到现代产业工人,他们所接触的劳工只能是随处可见,招之即来的人力车夫,彼辈所拉的洋车,正是他们代步的工具,上课下课,探亲访友,常会乘坐,车上车下免不了叙谈,感情易于亲近,不难了解,写起来也就得心应手些.他们开始以初步的人道观点看待人力车,即在把人力车视为近代文明产物的同时,也发现了其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样,人力车与人力车夫作为底层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成为文人关注的主要内容,报刊上出现了讨论人力车夫生活的文章.随之,以人力车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体式从诗,小说到话剧等等,不一而足,1918年到1924年问新文学主要描写人力车夫.②但由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限制,此时的作家并未完全深入到底层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他们观察车夫的主要视角是”坐车”,有相当的局限,较多集中于车夫生活中某个较易看到的侧面,即辛劳与贫苦.正是这些文学作品唤起了社会大众从人道的角度关注人力车夫的生活.进入20世纪20年代,人力车夫逐渐显现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社会问题,不仅文人关注这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而且专业的社会研究人员也加入到关注人力车夫的队伍中.他们接受过专门的科学训练,掌握了西方社会调查的方法,以更全面,科学的方法撰写了若干专题报告.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顺天时报》,《现代评论》和《晨报》上,计有李景汉的《北京的穷相》[8],《北京拉车的苦工》[9] 和《洋车夫的统计答西滢先生》(10],方善征的《北京人力车夫问题》,JJ],《北京人力车夫之现状》[12]以及定一的《北京人力车夫问题》【13].他们通过社会调查方式,分析总结了人力车夫生活状态及贫困缘由,提出了如何救济改善其贫困状态的建议.李景汉通过社会学方法调查了人力车夫的构成,生活费用以及其分层情况.从构成来看,以“旗人”为最多,”他们占总数百分之二五,农民出身的百分之二四,工役出身的百分之一八,小贩出身的百分之一三,游手好闲的有百分之十,军人出身的百分之五,其余都是失业的一般工徒”[14].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车夫属于贫穷阶级,其中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是极贫,大多数的车夫属于极贫,月收入仅三四元至五六元,与之相似的是一百多种小贩,各种笨工及仆役.第二种收入较丰的年壮车夫,每月收入五六元至七八元.他们和“收入无定的各种工匠及伙计,一部分的巡警,典卖将尽的旗民,小贩与仆役”一样,属于次贫阶级. 第三种拉包月和拉车牌儿的车夫,”除一年中失业的时间外平均每月收入十二三元”,与之相当的包括”工资较高之旧式手艺人,工厂及公共事业之工人,一部分店铺伙计及巡警”,生活程度比较高.[15]车夫及其家人的生活费主要用于日常生活的维持,”百分之七十五是饭食,百分之九是煤柴, 百分之八是房租,百分之五是衣服,百分之三是煤油及杂费”[16].此外,人力车夫还有沉重的债务负担,”平均每家典当物件值八元,平均每家借债六元”.由于低廉的劳动收入和沉重的债务负担, 使得人力车夫的生活非常贫困,”其妻室子女因债务压逼不得不逃人施粥厂或流入乞丐队伍”[17].李景汉的文章虽然没有提出什么解决办法,但已将人力车夫的贫穷和困苦做了充足的研究,”实也是空谷足音,值得珍贵的”.《顺天时报》的一项调查指出人力车夫对社会治安造成的影响.因为车夫35岁以后拉车精力渐弱,不能从事于奔走.其中稍有积蓄,能以小本经SOCIALSCIENCEJOURNALt劳≯营糊口者”百人中不过四五”,其余则因日暮途穷或沿门托钵,或流为盗贼,不免影响地方治安.此外,”拉车为生者,衣食不足,更无能力教育其子女,而若辈子女,既不能得相当之教育,则将来当然无相当之职业.十年之后,贫民之数,且将倍于今日”,这也将影响到社会治安.[18]方善征从另一个角度对人力车夫问题做了考察,并提出了救济办法.他强调人力车夫的收入只够一个人生活,不能满足拥有健全家庭的需要,不能应付维持健康和发展的需要.”假定一个车夫是年轻力壮的人,又没有家室之累,每天的进款只要养活他一人,而且一年到头不害病,不发生意外事故,就是每天挣一百枚铜子,也很过得去了,人力车夫的问题,也不至于如此重要.但在事实上,或是有不得动的老父老母靠他养赡的,或是有妻室儿女不能自谋生活的,而且本人也有因风寒暑湿不能工作的时候,加之以生育死亡种种人事的变故,倘若还是靠一百枚铜元的收入来应付这多方面的需要,就不免捉襟见肘,直接感受痛苦了.”[19]这确是相当有见识的看法,在思考人力车夫问题时,没有认为其仅仅需要维持个人生计,而是从一个健全的社会人角度去思考,能不能维持家庭和健康亦是重要考量因素.在此基础上,方善征提出应组织工会替他们谋福利,”假使有人原意从事工作,能尽一番宣传工夫,使一般车夫都知道团体成立以后他们所能享受的利益,由他们大多数信任的人出来办理,帮忙的人只居于领导的地位”[2o].定一则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居于指导地位,替人力车夫解决贫困问题并提出了救济的具体办法. 他认为解决人力车夫问题应有两步:”(一)改良他们现时的生活——增加他们的收入,减少不应该的,受现社会的剥削的支出.(二)在改良他们的生活现况之后,就应该减少他们的数目,使他们用现在这种消耗而不生产的工作转而入于有生产的事业.”(21]但怎样才能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呢?他认为,车夫被剥削的根本在于资本,因此提出:”我们至少应该使凡以拉车为生活者有他们的生产工具——洋车,免除了他们这种酷刻的剥削,减少他们不应该而现在又不得不支出的重大负担,支出既减少,收入自然就增加了.他们既有了生产的工具,经济力就算一部分的独立了,就有了小小的资本了.钱是跟着钱走的,只要有小小的资本,若善于经营,不难立于康泰的境地.”[22]为此,他寄希望于社会的援助.具体办法是开办合作社,”拿他们现所负担的租金,作为分期缴纳的车价,则一定{奄辩硼主毒蕈霸～毫舞1毒I巍{时期之后,他们即人有其生产的工具矣.譬如车价五十元,照现在纳租的制度,每日二毛月需六元,九个月后他们即可有车一辆.就算因为风寒雨湿,他们免不了有憩工的Et子,顶多也不过一年.加上一年的车捐,拟五十元的最低利润,车夫缴于合作社的钱,不过六十多元,此后他们就可免除租金的负担了,一辆车可用三四年,最后两三年中车夫所挣的钱,即全归他自己,除去储蓄以购第二辆车的基金,每月的收入就增加了四五元.他们的生活自然就渐渐的改良了”[23].由上可知,人力车夫问题为知识界一直所关注,他们将人力车夫视作社会的弱势群体,希望为之提供人道帮助.他们通过自己的笔为人力车夫呼唤社会的关注和同情,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为社会提供了如何救济人力车夫的方案.无论是建立工会还是开办合作社,都是当时知识分子为帮助人力车夫提出的救济之道.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车夫被赋予了”被救济者”的形象,被视为社会底层急需救济的对象,没有也不可能被看作是城市政治力一量之一.①但这种情况在1928年发生了逆转,国盖民党组织了人力车夫工会,人力车夫因其庞大的数==量成为北生计已非浅鲜.此时,车夫”因拉一日车,费力气如前,所得车资亦如前,但购买粮食,燃料便已减少量数,因而吃亏不少”,有人向车夫倡议”组织车夫联合会,结成团体,以便增涨车资而维生计”.警察厅听闻此事,”惟恐车夫结成团体,将来即有奸人利用,妨碍地方治安”,于是”除传告各赁车厂主人不准提倡集会外”,并派出便衣多名稽查车夫欲集会的背景.f24]此时的人力车夫并非没有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影响之下,亦组织有代表会.据报载,1926年5月1日,北京内外城八区人力车夫代表三十余人,在天桥某茶馆开会.会上,各代表强调该会与共产党无关,提出了”一致铲除媚俄投靠的共产党”,”工人的事由工人自己干”,”拒绝党派的利用和操纵”,”全国工界团体团结起来”的各种口号.代表会主席高旺指出:”今日为世界工人所尊重之劳动纪念日,与什么共产党是毫无关系的.今年本想联络京城工界,开一次伟大的盛会,藉以唤醒各业同人,明了其现在之地位和将来之责任.”此外,还有人提议:”本业同仁大多数缺乏知识,宜求各慈善团体于冬夏施药及棉衣外,更遴派富有知识人员, 在各休息所讲演,俾同人抽空往听,藉补精神上之不足.”(25]1928年前,人力车夫没有组织工会,警察常对车夫加以管理,但并未有效规范其行为,以致车夫或对行人有不当行为,或相互争闹,或受车厂主人压迫,或与军警发生纠纷.(263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政变,与共产党彻底分离,改组中央党部,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原有激进革命的政策.国民党反对采取激烈的行动,认为这样做不但对工人自身的利益毫无增益, 反而会造成许多社会的祸乱及恐怖.他们主张改良工人的生活,工人们应当觉悟,并应当暂时忍受目前的痛苦,与政府合作,以求达到这个目的.等到全国人民得到自由解放以后,工人的生活地位自能增高改良.为达此目的,国民党决定总揽一切工人运动,民众运动和农民运动,等到他们有了良好的领袖人物以后,才放手交还他们.1928年2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改组中央党部案》,决定将原有的农民,工人,青年,商人等部组织取消,另外设立民众训练部,将农工团体的提倡和训练划归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指挥,重新审订和取缔国共合作时期的标语口号,将关于农工运动出版物的内容严格限定在教育和经济范围内.在每个有工会的城市,都成立工会改组委员会,每个工会都必须遵照国民党规定的程序和步骤经过一定的改组手续,从而将工会控制在国民党政府手中.随着政治立场的转变,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亦由激进转变为和缓了,主张工人运动不能妨害工业的①在此期间中共在北京人力车夫并未发展起来组织,其影响力可忽略不计.1929年,中共北平市党委仅提到要打人洋车夫建立组织到1930年时,人力车夫中只有二位同志,”可是不能专门去活动,因为不拉车就没饭吃”.见《北平市委工作计划》(1929年2月),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内部出版物,第4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北平行委关于五月工作报告》(1930年4月25日),《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6年)》,内部出版物,第63页.152发展,而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损害劳工的利益.为求国内政治稳定,国民党限制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倡劳资合作,一方面不准许自由鼓动罢工风潮,一方面又力图为工人提供合法利益的法律保障.1928年7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劳资争议处理暂行条例》,以期消弭工潮,防止煽动.8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委会通过了《工会组织条例》.此外,国民政府设立了专门从事劳工管理的各级行政机构.1927年设立了劳工局.1928年春,将劳工局合并为工商部之劳工司.在此背景之下,1928年7月4日,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指导成立了北平市总工会,人力车夫工会应运而生.笔者无意厘清人力车夫工会成立的详细过程,而是希望通过当时报刊的报道,理解国民党北平党部指导人力车夫工会的原则,并了解该工会在党部支持下的政治诉求和抗争行动.时人将人力车夫视作被救济的对象,国民党地方党部对此应当有类似看法,不同的是,他们提出了采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救济人力车夫的方法,即组织人力车夫工会,通过集体行动向市政当局施压, 维护他们的权益.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既能救济人力车夫,又能将矛头指向市政当局,党部则坐收渔翁之利.北伐之后,国民党力量很难对地方行政机关产生影响,只能自立其外,而地方行政机关虽不愿听命于地方党部,亦不愿得罪地方党部,对其作为多有迁就之举.在这种大背景下,北平市党部通过下设的总工会将人力车夫组织起来,到市府及各局请愿,示威,帮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当然,能否得到满足,则不是党部所能控制的了.1929年5月,人力车夫工会西北郊支部成立后,以西北郊一带长途汽车营业甚为发达,影响该车夫等生活甚巨,屡请总工会函请公用局对长途汽车的运营地域加以限制,并将车价略为提高.经总工会转函社会局后,该局复函谓所请各节碍难照准,否决了其请求.总工会当即据情转告该支部,各车夫闻讯均极愤慨,决定率全体会员400余人, 在市党部集合,请党部协助,同时赴市政府及公用局请愿.[27]在请愿书中,人力车夫工会提出限制长途汽车的5条办法.他们指出,北平市西北郊共有人力车夫约2000余人,连同家属统计大约有1万余人,全都依赖于拉车为生.但自从长途汽车开S0CIALSClENCEJOURNAL行后,”车辆日渐增多,且车价极廉,乘客踊跃,而人力车夫之乘客日渐减少,甚至每日无一次坐客者”[28].虽然长途汽车能便利交通和符合社会的进步,但也应当顾及民生,使人力车夫能够勉强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人力车夫工会提出5条限制长途汽车的要求:”一,每日行车时间由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正;二,提高票价,由西直门至万寿山原价二角改为四角,由西直门至海甸原价一角改为三角;三,车辆须有一定数目,至多不得超过十辆; 四,车行半途不得停止任意兜揽客座;五,空车不得往返行驶.”[29]此次请愿促使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力车夫的生存压力.此次请愿事后,北平人力车夫工会得到了大力发展.①全市人力车夫相继加入工会,遂在各处组织工会支部,人数众多,其势力日渐膨胀,”全市人力车夫鉴于工会势力,以及党治下之保障,现在加入工会者日渐增多,约占全市人力车夫额数四分之三”[30].入会时,人力车夫须缴纳一定的费用, “本人人工会,须纳二十枚.凡工友之冠婚丧祭,每人均须送%--枚,约计每月须担负四十枚”[31].人力车是非常普及的交通工具,不仅一般民众利用者颇多,而且以人力车夫为职业者亦极多,因此人力车夫工会具有相当势力.人力车夫人多势众,在得到国民党总工会支持成立工会之后,取得了某些政治权益.与此同时,人力车夫利用工会身份,谋求自身的利益,排斥非工会身份车夫,与警察针锋相对,以致发生冲突.时人有言:”惟此项车夫工友等,皆系下等社会之人,且入会未久,缺乏训练智识,时有藉党纠众与警察因细故发生冲突,或争索车资与座客大启争端之事,日有所闻.”【32]车夫还利用加入工会,取得党籍的资本,垄断特定地区的营业权,排斥其他非工会车夫.据1929年9月20日《顺天时报》载,有一班取得国民党党籍的车夫,在城南游艺场,北海公园,东安市场,东西庙会场,以及城南八埠各胡同内等处停放车辆招待客座时,排斥”非党籍配带符号之车夫,公然驱逐不准营业”.JtL~’l”,如果遇到”车夫以最低车资拉座者,一经车夫工友等查知,即压迫该车夫不准拉车营业”[33].人力车夫问题,不但与以车夫为职的多数市民有重大利害关系,而且与利用人力车的多数市民亦颇有利害关系.北平市有很多侨居及前来旅游的①”北平人力车夫工会之发源,系由于西北郊人力车夫等,为结合团体抵抗长途汽车,在平西一带争揽客座营业而举办,藉以保障人力车夫生计.”参见《人力车夫工会势将普及全市》,《顺天时报》1929年9月20日第7版.;玄麟孽瓣j,}2012年≯;期{葛蕈{98鞠l外国人,因此与外侨亦颇有利害关系.因此,总工会认为组织人力车夫工会,完善其组织,整理其内容,制定其规约,并使其行动恪守秩序,不仅关乎车夫个人利益,而且关乎社会利益.[34]为防范各区人力车夫与警察之冲突,北平公安局政治训练部与北平总工会协商防范办法13条,以免发生其他重大问题.一方面由公安局令知各区署遵照,一方面由总工会传知人力车夫工会,转知各车夫遵照.其内容如下:(1)公安局训练警察,对于人力车夫不得轻视,与各阶级民众一律待遇;(2)工会训练工友,应严守纪律,竭力服从警察之指挥;(3)人力车夫人会时,须经严密调查后,方准登记;(4)各区训练员与人力车工会各支部干事,须时常直接淡话,以资联络;(5)训练大纲,互相交换,并须注意行动方面的训练;(6)各工会或支部开大会时,须通知该管区,派训练员到会保护;(7)遇有警察与工友发生争执时,须依合法手续处理,工友不得聚众滋事;(8)遇有工友与警察发生冲突时,由区署或派出所直接通知总工会,请其派员制止;(9)工友认一警察有处理不当时,可由支部干事与区署接洽,不三看得纠众扰乱;(10)支部千事名单,须送公安局存=查;(11)总工会与公安局时常注意防范共产党之三三活动;(12)工会认工友有共产嫌疑指导,并服从干部之指挥;在个人方面,则应服从警察之指挥,谋通行人之便利,尊重工友之友谊;严禁车夫要求不当工资.[363上述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人力车夫工会的合法权益,将车夫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交给警署与总工会协商解决.该项规定大大提升了总工会地位,给了人力车夫与警署对抗的底气,加剧了两者之问的紧张关系.事实上,人力车夫工会最初是采用非暴力方式维护人力车夫权益的,如向警局交涉,敦促警局惩办凶犯,为家属募捐救恤.1929年9月,北平人力车夫工会西北支部车夫王得海在朝阳门外拉车营业,被盗匪图财害命,惨遭扎伤身死,凶犯并将其车辆抢去,弃凶逃走.9月24日,当得知该犯被缉获后,人力车夫工会在西城粉子胡同五团体联合办公处,召开全体执监委员会议,市党部,民训会,总工会均派代表莅会指导.大会决议,要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俟将该案凶犯押解到北平时,须先解交总工会内,由总工会派维持队,将该凶犯押赴各街市示众,十日后再将该犯解交警备司令部,依法执行枪决死刑,以为惨死之工友偿命”.此外,”以死者王得海身后萧条,其家中仅有老母一人,今工友王某惨遭丧躯,则其母将无所依栖,亟应资助,以示体恤”,工会要求各支部向在会工友等募捐,”每人由即日起捐助铜元二枚,将此项捐款,悉行拨给死者家属,充作恤金,以资救济”[37].再如,工会成立后直接与警局交涉,要求警察和平对待车夫,并以和平示威方式抗议警察的暴力执法.人力车夫平时因违反交通秩序,在衢要路口招揽乘客妨碍交通,常常受到铁路警察的打压,车夫因此对路警痛恨至极,却”因无能对抗,惟有各自低声咒骂而去.”工会成立后,致函铁路警局, “历数路警平日对待车夫之暴横,并谓有车夫某甲,近被路警用棍击伤,请加约束”.铁路警局官长阅函后,”即行约束该管长警等,嗣后对于车夫, 须采和平手段,不可辄行殴打”.路警在得到约束令后,取消强硬态度,改用和平手段维持秩序.但。
清末上海城市交通事故与社会舆论——以《申报》相关报道为线索
（ 海 上
２０ ３ ） ０２５
交 通 事 故 ，是 指 发 生 在 交 通 １ 具 之 间 、交 通 工 具 与 人 之 问 的 伤 害 事 故 。 交 通 工 具 之 间 的 交 通 二 事 故 可 以分 为 两 类 ， 即 同 类 交 通 ］ 具 之 问 的 交 通 事 故 、异 类 交 通 工 具 之 问 的交 通 事 故 。 交 通 ］ 具 一 －
ｌ５ ６
社 会 科学
２ １ 年 第 ７期 ０１
邵 建 ：清 末上 海 城 市 交 通事 故 与 社 会舆 论
文 主要 以这些 报道与评论 为线索 ，探讨 当时交通 事故 的发 生原 因 、事故 特点 ，进 而分 析社会年代 ，上海城 市道路交 通 已经相 当发达 ，特别 是公 共租 界 和法租 界与 开埠 之初 相
与 人之问 的伤害 事故 ，可以分 为交 通工 具 直 接伤 人 事 故 、交 通 工具 间接 伤人 事 故 （ 两车 相 撞 如 车 内乘客受 伤 ） 。近代 以前 的 中同城市 ，货物 运输 或靠 担挑 肩扛 ，或 靠船 运 ，人 的移 动则靠 乘 船 与 步行 ，富 贵者在 陆路 乘轿 ，这些 交通 工 具 速度 都 不 是很 快 ，因此极 少 发 生交 通 事故 。到 了 近
上 海 。 当年 匈牙 利 人 李恩 时 先 引 进 了 两辆 汽车 ，并 于 次 年 】月 ３ 日获 得 了』 部 局 颁 发 的 第 张 特 别临 时 执 照 电 ０ ：
年 ，１ ０ ９ ８年 １ ３ 月 １日英 商 电 车 开 始在 爱 文 义路 （ 北 京两 路 ） 试 车 ． 今 参 熊 月 之 主编 《 海 通 史 ・ 清 社 会》，上 海 上 晚 人 民 出版 社 ｌ９ ９ ９年 版 ，第 １ ８ ６ ５ 、１ ｌ页 。
“路尸问题”与近代上海社会
“路尸问题”与近代上海社会作者：杨吉云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15期【摘要】文章主要节选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上海报纸《申报》上冠以“路尸”问题的报道，从中所发现的问题及对近代上海社会的了解。
《申报》资料所含之信息内容丰富，使人不得不感叹史料的宝库取之不尽，但却需要非凡的智慧将资料利用起来。
本篇文章只提取1941年申报中关于此问题的阐述，难免有断裂之感，但窥一斑未尝不可见全貌，仅就这几篇小文谈谈看法。
借以展现战时上海最底层，最困难民众之生活状况！【关键词】路尸；普善山庄；信息上海是我国近代崛起的重要沿海城市，开埠之后，随着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它逐渐发展成近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
有句俗话说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尤其是在近代上海，这种现象最为明显。
所谓“路尸”，就是毙于马路，没有人收殓的尸体。
一、一年之中刊发关于“路尸”问题报道达13篇报纸的使命是指导社会，监察政府，为民喉舌。
从1941年1月5日到12月31日，《申报》上总共发表报道及社会评论共13篇，虽然这些报道中不乏重复的内容，但编者却在一年之中不断地将这些报道公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上海成为了一个严峻并且不容忽视的现象。
本年度的第一篇关于“路尸”问题的报道是在1941年的1月5日，文章标题为《岁尾年头冻毙二百余人》，内容是：据普善山庄发表，去年大除夕、及今年元旦日之收掩露尸统计，大除夕收掩承认冻毙路尸二十四具，孩童尸体四十九具，今年元旦日、收掩成人冻毙路尸十九具，孩童尸体四十八具，两共收掩大小尸体一百四十具。
该文中所提到的普善山庄是在民国初，由沪商王骏生、李谷卿等捐资，在闸北太阳庙中华新路北今闸北区法院、闸北十中地方建起的，取名“普善”，是想让穷人死后有一个安然的去处。
一些上海名人王一亭、虞洽卿、杜月笙、黄金荣等也挂名为山庄的董事。
山庄建立以后，发展迅速、规模较大、影响广泛，不久就成为上海市最大的慈善团体。
至今，上海还有以其命名的普善路。
交通近代化过程中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分析(二)
交通近代化过程中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分析（二）因此，在所有的冲突之中，人力车夫往往表现出盛气凌人、咄咄进逼的气势，而电车与公共汽车则处于被动挨打、处处防御的位置。
这虽然在常理上是传统向近代嬗变过程中的反常现象，在现实中却又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暂且称作先进在落后面前的歉疚与无奈罢。
电车与公共汽车受到人力车夫的破坏与阻挠，在当时已司空见惯。
1935年蔡斌咸随便举出数例，“北平有过几千个人力车夫与苦力卧在电车轨上，以阻制（疑为“止”—引者）电车的交通。
在广州，十五年时(1926)政府因人力车工会的要求，而限制公共汽车的行驶。
在汕头，十六年(1927)人力车夫捣毁了第一个公共汽车，在杭州有过人力车夫捣毁全市的汽车行和汽车的事，二十二年(1933)又为了要求限制公共汽车而致实行罢工”。
这仅是为数有限的几个例子，而人力车与电车、公共汽车的冲突则无有宁时，几乎伴随着机械运输工具的产生、发展与壮大的整个过程。
一般来说，在电车或公共汽车开通之前，不管其效果如何，人力车夫总要进行一番请愿或抗议活动。
1924年9月，汉口资本家范静庵投资创办了汉蔡汽车公司。
车辆试行时人力车夫“咸率其眷口横卧于后马路一带，或跪路旁泣告”，望其另改路线，未得公司允准。
正式通车的当天下午，人力车夫聚集万余人，齐将行至中途的两辆公共汽车捣毁，“汽车夫亦被殴伤”，并“声言欲将该公司捣毁”，幸得警署拦阻弹压；1925年4月6日，南京市人力车夫为抗议新设立的公共汽车公司而举行罢工，“并阻碍全市四千余马车、汽车之交通”；1930年12月，北平电车公司第七路电车线铺设竣工后，众多人力车夫以车业工会名义，呈请市政府“缓令该路电车开行，以维持平市人力车夫之生命”；1934年8月21日，宁波人力车业同业公会，呈请县府转饬缓办公共汽车公司”。
出于被抢夺饭碗的愤恨，人力车夫经常将生活艰难的怨气直接发向电车与公共汽车，其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对电车等的破坏与阻碍。
1929年秋的北平电车事件最具典型。
旧上海剪影：一度风靡上海滩的黄包车，后来为何消失不见了？
旧上海剪影：一度风靡上海滩的黄包车，后来为何消失不见了？提到老上海，大家脑中浮现的除了租界、各种公馆、小弄堂之外，一定少不了人力车。
近代上海这样一座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在传统与现代间，人力车穿梭于大街小巷，见证了那一段时期独特的历史。
一、人力车传入与兴盛人力车诞生于东洋日本，1873年，法国商人米拉将它引入上海法租界，并创建了第一家人力车公司，开启了人力车在中国的历史。
《申报》描述这种新奇的车辆：“比中华车大小不同，不论天暗下雨，一样可推。
车上另有帐篷，下雨不湿衣服，格外奇巧”。
人力车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叫法，因在上海统一刷漆为黄色，故又被称为黄包车。
近代中国的大城市基本都有人力车的身影，但要论及数量以及名气，还得数上海的黄包车最为著名。
人力车从日本传来在旧中国，人们在城市中最主要的出行方式无非是轿子和马车两种，但人力车一经传入就迅速发展，成为了城市交通的主体。
上海在未开埠之前，只是一个港口城市，并未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
水上交通是其主要的交通方式，陆上交通也主要靠人抬轿子，并没有像样的马路可供车辆行驶。
1856年，法租界外滩建成第一条马路，此后上海城市不断扩大，现代化的马路也不断修建。
著名的犹太商人哈同就是先修路后盖房，获取了大量的利润。
上海法租界城市道路的更新与城市规模的扩大一定会导致交通方式的变革，而黄包车就在这种大环境中茁壮生长。
上海商品经济发达，作为当时南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内部人口流动大，交流频繁，以往轿子、马车的形式效率低下，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显得格格不入。
代替马车这种长距离路程的工具的是电车、汽车和公交车，而代替轿子的则是黄包车。
黄包车有着自身优势，相较于至少两个人抬的轿子，黄包车只需一个人操作且更为简便省力，成本下降收费更低，当时坐轿的价格普遍在黄包车两倍以上。
另外，黄包车不像轿子和马车那样笨重，公共电车又多走新修马路，线路相对固定。
上海多弄堂小巷，人力车自如穿梭其中，更能适应这样的独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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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 人 力 车车辆 应 即从 速 改 良。 十一 、 查 车 辆 应 检 比现行 办法 从严 执行 。十二 、 车灯 应极 力改 良 ， 灯 后 尤 为重 要 。十三 、 增设 车 辆停 息处 ， 车者应 挨次 雇 雇
乘。十 四、 于黄包 车执照章程办法 ， 关 应行 改变之
确州荸列 ２１０ ０１ ２ ．
ｔ ＡＮ ＺＨｏＵ ＸＵＥ ＫＡ Ｎ
近代 城市发展 中的规 范与危机 ： １３ ９４年上海人 力车纠纷 探析
何建国
（ 东师 范大 学 华
谢 永 栋
２０４ ） ０２ １
历史 学 系 ， 上海
［ 摘要］ １ ３ ， ９ ４年 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 以规 范人 力车行 业和改善人力车 夫生活状 况为 出发 点的改革 ， 以历 时半年 的人 力 车纠纷危机 而结束。在此过程 中， 车商和承放人组 成 了一个“ 益联 盟” 打着车夫的幌子 ， 利 ， 与工部局进行 利益博 弈， 最终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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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有了较为繁荣 的局面。 ９３ １３ 年工部局认为公共租
界 内人 力 车 的通 行 状 况 不 能 令 人 满 意 ， 定 对 人 力 决
的达 ７０ 。因人 力车总量 有控制 ， 以造成 “ ５元 所 专
利 ” 质 ， 金 因而 异 常 昂贵 ， 车辆 则 污 朽 ， 同 性 租 而 且 时引 起野 鸡包 车 问题 。对 于 车 主 的利 益 ， 主 每月 车 可 得 大洋 ３ ３元 ， 去 担 负 公 共 租界 、 租 界及 华 界 除 法 每 月 捐 费共 合 ５ １ ．８元 ， 以及 管 理 、 理 、 旧 、 租 修 折 房
１０ 人 ， ０９ 所有之车有 １ 部至 ２ １ ９ 部不等。其出租方
法或直接租与车夫 ， 由承包人辗转代租。租价每 或
车每 ２ 小时分为两班 ， ４ 由车夫付租金小洋 ｌ ４角（ 约
合大洋 １ １ 元 角） 。车辆捐照 ， 本属不能转让 ， 而事 实上 ， 捐照连车或不连车出卖者甚多 ， 其售价每部有
上， 对这一群 体 的构 成 、 意识 、 活状 况 等进 行研 生 究； 有的则从城市交通近代化的角度 ， 分析在城市 化进程 中人 力车与其他交通 工具关系及其 演变 ； ②
有 的则 从 制 度层 面 来 考 察 对 人 力 车 夫 的救 助 ； ④还
第一次会议 ， 推举麦西任主席 ， 随后该会向 日本 、 北
夫 的利 益“ 架” 而 人 力 车 夫 所 组 成 的“ 同体 ”， 意见 不 一 ， 为 一 个 “ 假 的共 同 体 ”， 而 使 处 于 社 会 底 层 的 “ 势 群 绑 。 共 因 成 虚 从 弱
体” —— 车夫的利益并没有人 能真正替他们代 言。 ［ 关键 词 ］ 工部局 ； 商； 车 人力车 夫； 纠纷 ［ 中图分类号 ］ ２ ３ Ｋ ６ （ 文献标识 码］ Ａ （ 文章编号 ］０ ５—３９ （０ １ ０ ０ ６ ０ ［ １０ ４ ２ ２ １ ）２— １９— ７ 收稿 日期 ］ ２ １ ０ ０—１ 一 ３ １ ｏ
人力 车夫 之 间 的关 系则甚 少 涉及 。本 文 拟 以上海 公
共租界为切人点 ， 从城市市政管理 的角度 ， 探寻在城
市 的发展 过程 中 ， 商 、 力 车夫 以及 管理 当局 三 者 车 人
之间的关系 ， 揭示城市发展 中所存在的社会 问题 。
上 海公 共 租 界 人 力 车 经 过 数 十 年 的 经 营 ， ⑤逐
种交通工具 ， 在城市交通近代化过程 中扮演着 重
要 的角色 。 由于人 力 车 与城市 居 民 的 日常生 活密 切 相关 ， 因此 常 成 为许 多 文 人 雅 士 笔 下 描绘 刻 画 的对 象 ， 自然 也 就成 为 学 者 关 注 的问 题 之 一 。 目前 学 这 界 对人 力 车 的研究 ， 的 把 目光 聚 焦在 人 力 车 夫 身 有
平、 天津 、 青岛、 口、 汉 香港以及新加坡各地征求关于
人 力 车 的改革 方案 ， 邀请 关 心 人 力 车 问题 的社 会 并 各 界 人士 向委员 会 提 出 建议 。此外 ， 委 员会 还 专 该 派 调查 员 三人 ， 实地 考察 界 内 ５ ５名人力 车 夫 的生 活 境 况 。２人力 车 委员 会 的工 作 于 １３ ＿ ９４年 初 完 毕 ， 将 调 查研 究所 取 得 的结果 最后 形成 一份 报告 书 。报告 书认 为 ， 租 界 内 现有 公 用 人 力 车 ９９ ９０部 ， 车 主 但 并 不一 定为 申领捐 照之 人 。根据 新 的统 计 ， 主 有 车
［ 作者 简介］ 建国 ， 华 东师范 大学历 史学 系博士生 ； 永栋 ， ， 东师 范大学历 史学 系 士生。 何 男， 谢 男 华 博
人力 车 是 ２ ０世 纪 初 中 国城 市 较 为 普遍 使 用 的
一
车业进行整顿 。７月 ， 工部局董事会命令该 局有关
各 处 ， 已发人 力车 执照 的情 况及 条件 加 以调查 ， 对 同
时要求对现行人力 车章程 的实际执行情况 提出报
告， 以便 研 究 改 革 人 力 车 的 方 案 和 实 施 的 步 骤 。 １３ ９３年 ９月 ， 部局 成立 人力 车委 员会 ， 工 委员 会 的
职责范围为 ： 将 公共租界 内通行之人力 车所有 一 “
切方 面 情形 ， 调查 报告 ， 提 出改 良革新 现 时通行 人 并 力 车制度 之 各项建 议 ” … 。 为 了完成 任务 ， 力 车委员 会 于 ９月 ２ 人 ６日举 行
有的学者从行政 区划 的层面 ， 对上海法租界人力车
的罢工 和北 京 人 力 车 风 潮 进 行 探 讨 。 些 研 究 各 这 有侧 重 ， 有特 点 ， 重 点 主要集 中于人 力车 夫 的群 各 但
体、 生活状况与城市交通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代化两个方面， 特别是对 在城市化进程中， 人力车业 内部的两个群体车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