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外包：深度开放中的产业新选择

[8] Pol Antras,Helpman E.,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4, 112(3), pp.552—580.[9]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Y: the Free Press, 1985.[10] Prahalad,K.,Hamel, 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 68(3), pp 79—90.[11] Quinn,J.,Hilmer, F., Strategic Outsourcing.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4, 35(3), pp.43—55.[12] 江静、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7年第8期。

[13] 刘志彪：《服务业外包与中国新经济力量的战略崛起》，《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4] 万广华、陆铭、陈钊：《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引言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中国凭借低成本制造优势以及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品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中国制造”使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15％—18％，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已经为全球各国所分享。

①随着中国加工贸易和制造业吸引外资规模的逐年扩大，继续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能耗消耗大，环保成本增加，中国的产业结构难以得到优化。

要素成本的增加具有内生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成本不断提高，低成本竞争优势不断丧失。

随着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制造业巨头，如英特尔、飞利浦、三一重工、爱立信、LG集团等开始把目光瞄准了这些地区，建立制造业外包基地，不仅如此，甚至连中兴通讯、华为等国内知名企业也开始加快了对印度等国家的直接投资。

中国迫切需要超越“中国制造”，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加工贸易支持的“中国制造”，不仅使中国所获得的附加值较低，而且也由于其庞大的外贸规模和巨额顺差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制造”被绑上了贸易纠纷的战车。

从1995年开始，中国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等WTO成员中约四分之三的国家和地区曾经针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其产品类别不仅包含纺织品、鞋类、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甚至还扩展到了资本密集型的石油化工产品。

此外，巨额贸易顺差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不断施压，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②中国由此开始全面审视实施了近30年的出口优惠政策，一方面变“奖出限入”为“奖入限出”，着力打造促进进出口平衡的中性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出口结构的调节，从制造业外包、加工贸易向服务业外包、服务贸易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经济深度开放的序幕。

服务经济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使服务业外包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作为长期以制造业发展取胜的中国，能否超越“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在深度开放中抓住机遇加快承接服务业外包的步伐从而实现“中国服务”的转型？显然，在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是“十一五”期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外贸政策制定和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基石。

服务业的崛起早在1949年，荷兰经济学家梵登提出了“梵登定律”(Verdoorn's law)，即由于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

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又在梵登定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另外两个规律：第一是由于制造业产出在定义上就是总产出的重要构成内容，加上制造业的生产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GDP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第二是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大多数非制造业活动受制于收益递减，特别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活动以及许多服务业部门的活动。

这三个规律就是“梵登—卡尔多定律”(Kaldor,1966,1967)。

“梵登—卡尔多定律”构成了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

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制造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观点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受到了挑战。

服务业已经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内生部门，它也不属于制造业的某些职能机构，而开始具有大规模的群体特征，从而使服务业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高的战略地位。

第一，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逐渐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部门。

波特的价值链分析，对服务业的独立过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波特，1985)。

在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活动不再是根据传统的行业分类，而是根据价值的增值过程分为不同的环节，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加工、组装环节外，还分为研发、设计、咨询、金融、法律服务、营销等服务环节。

制造业的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而市场容量的扩大使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剧，并逐步脱离制造业而形成单独的产业，导致服务部门的快速扩张。

专业化分工也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提高了服务业自身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到本世纪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英国等，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大多已经超过70％。

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如印度，这个原英属殖民地，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以软件业为代表的服务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第二，服务业占据了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成为GDP的重要构成。

一般而言，较高的收益或附加值来源于生产要素不同的生产能力及其稀缺性，如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企业家精神等。

因此，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形成了不同的进入壁垒，稀缺资源形成的壁垒较高，因而具有较高收益，而充裕资源形成的壁垒较低，直接导致其附加值较低，因为即使最初有较高收益，这个收益最终也会随着市场进入的加大而慢慢耗散。

简言之，不同的市场结构导致了其各环节附加值的差异。

制造业中加工组装等制造环节是有形的物质投入，其进入壁垒变动较大，其主要原因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更多经济体开始有能力以较低的成本将零部件组装或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导致生产环节进入壁垒降低，竞争加剧，从而整体收益下降；研发环节主要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进入壁垒较高，且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成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带来较高的利润；营销环节主要是品牌和营销渠道，大多是隐性知识，其竞争对手很难模仿，因此，在价值链中处于研发和营销环节的企业往往会分享到较高的收益。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价值链中的“微笑曲线”。

此外，其他的诸如金融服务、法律服务、商务服务和技术服务等，也由于其知识的专业性而具有较高进入壁垒，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其附加值也较高。

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在中国出口产品中，约50％，属于加工贸易，在价值链中获益相当低，仅占价值链增值部分的10％—15％，而85％—90％的附加值则被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所获取。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总量指标GDP，不仅仅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更是一个“增量”的概念，因此，相比较而言，在同等的投入下，作为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比制造环节对GDP增加的贡献更大。

第三，现代的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实现的关键，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由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过程。

从动态角度分析价值链，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价值链的增值空间开始向其两端的服务环节集中，而作为中间环节的加工组装等生产环节的增值空间日益萎缩，越来越受制于位于高端的服务业环节。

从整个经济运行来看，服务业在规模和种类上不断扩张，使其自身成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独立产业部门。

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和差异化的特点(Markusen，1989)，拥有较强的市场势力，从而使服务业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并且与当代处于寡头市场格局的制造业相互融合，无论是在产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还是在控制市场的能力和价值增值的幅度方面，都有别于传统制造业的增长模式(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

从投入产出的关联度来看，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一方面，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嵌入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通过技能的提升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客户—供应商”关系，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

要素成本的提高具有内生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中国制造”主要生产基地的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显著提高，降低交易成本已经成为制造业生产基地选择的焦点。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制造业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服务业，而现代经济增长其实就是由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过程。

第四，开放经济条件下，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使出口结构有了战略性的调整。

长期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征，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较差，通过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外汇不足情况是不太现实的，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也是以此为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新技术的出现，服务业不可贸易的限制正在被打破。

生产与消费的区域界限日益模糊，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再加上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为旅游、交通运输、旅店餐饮等服务业的出口带来了机遇。

出口已经不仅仅限于商品，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开始不断增加，从而构成了GDP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业外包：从概念到范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在制造业领域实施“空心化”战略(hollowing out)，加速发展并跨越国境，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如印度、爱尔兰、以色列以及中国地区。

最初涉及的行业主要是玩具和纺织业，到80年代，电脑、办公用品、通信器材和重装备，以及90年代以后的半导体、医疗设备等，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生产转移过程。

直到1990年，Prahalad和Hamel(1990)才开始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将其界定为“外包”(outsourcing)Quinn，和Hilmer(1994)对外包进行了完整的定义，他们认为外包是指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其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分包给其他企业，而自己则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