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史

香港教育史
平冈中学沈紊仪
1.教育统筹科
教育统筹局成立初时是专责教育事务的教育司署。

1981年，政府把经济科辖下的劳工事务拨归教育司署管辖，除了有关教育及人力资源培训的事务以外，亦兼顾香港的劳工事务。

同时，初期政府架构改组，司署分家为政策科（“科”）及负责执行及落实政策的“署”，教育司署改组为教育及人力统筹科及教育署，并接管劳工处。

教育及人力统筹科于1983年改名为教育统筹科，香港回归后更名为教育统筹局。

2.近代宗教团体与香港教育发展的关系
香港教会办学历史悠久，起步早，发展快。

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没有专门负责教育的机构，对教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教会办学。

早期教会办学，主要侧重于培养教会人才。

最早开办的教会学校是马礼逊纪念学校，创办于1842年。

该校虽然只办了10年，但在中国教育发展史地位突出。

1847年该校校长勃朗牧师携同黄宽、黄胜、容闳等到美国入学，其后各有成就。

容闳于1872年推动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运动，对晚清教育影响极为深远。

港英时期，天主教、基督教获得了当局扶持，基本上垄断了教育资源。

早在1847年设立的教育委员会（后来改为教育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均是基督教教会牧师，主席亦由圣公会主教出任。

1879年时任港督的轩尼诗因其本人是天主教徒，对天主教办学采取了宽厚政策，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与办学权。

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基督教学校因受到特殊扶持，获得了长足发展。

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仅天主教香港教区办的学校就达175所，修会办学155所，就读学生达31万人，占全港学生的四分之一。

香港宗教团体办学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政府只负责拨发教育津贴，教育主管部门一般不干预教会办学事务，教学管理全部由宗教团体负责。

宗教团体办学，采取校董会管理模式，由教会团体负责人出任校董，教会自主成立校董会。

校董会作为学校教育管理的决策机构，全面负责教学方针拟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事务管理、教师选聘培训、学生招收管理及课程设置调整等。

香港宗教办学注重将宗教伦理道德教育同普通课程教育结合起来，并将本宗教的基本教义融入到教育活动之中，从办学方针到课程安排，都贯穿了宗教教育理念。

各大宗教都要将本宗教的核心教义体现在教育实践与人才培养之中，专门开设有宗教课程。

在这方面政府采取了积极扶持立场。

2003年特区政府针对道教团体宗教教材匮乏，专门下拨921万元港币，支持香港道教联合会用于编写道教教材。

一般来说，香港宗教团体所办的学校，无论从办学条件，还是从办学质量，都要高于政府所办学校，香港所有的名校，基本上都是教会学校。

3.容闳对中国留学教育的贡献
同治七年（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

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

获得朝廷的批准，同治十年（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

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

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4. 《宾尼报告书》
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的影响下，大批知识份子和清朝遗老迁港从事教育事业，促使了不少中文学校的出现。

中文学校以中文为教学语言，传授中国文化；五四运动使新思潮传播炽热，英国政府对香港教育的情况极为关注，因此于1935年5月派出皇家视学官宾尼（E. Burney）来港视察，后向英国国会提交了报告书。

当中指出，政府不应只为少数上流社会人士的儿女提供教育，而更应重视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

报告同时建议加强中文教育和关注小学教育。

港府原则上接纳了意见，但核心的英文教学和精英教育政策仍未有重大的改变。

5．《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发表后，香港中文书馆的语文教育出现的变化1973年8月，教育委员会发表《教育委员会对香港未来十年内中等教育扩展计划报告书》，目标在1981年能让80%少年获得资助初中学位。

但麦理浩对报告书提出的步伐不甚满意，于是在立法局成立专责小组，最后于1974年10月完成了《香港未来十年之中学教育》报告书，目标于1979年推行九年免费教育，以及建议取消中学入学试、推行浮动班制和买位制等。

其后，麦理浩突然于1977年10月5日宣布将九年免费教育提前到1978年施行。

据研究发现，这是因为当时香港法定最低劳工年龄（14岁）比国际惯例（15岁）要低，港督为挽回当时面对的“国际信用危机”而仓卒决定的。

这项政策使得每一个小学毕业生都能升读初中接受教育。

由于港府目标在扩展中小学教育，高中和专上教育的发展在1990年代前仍然非常有限，在此时期比较突破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

早于1951年，港督葛量洪委任贾士域（Keswick）就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报告，当时的结果是不主张另设一所新的中文大学。

虽然1950年代香港开始出现一些专上学院，如香港浸会学院，但这些学院的功能并不能与大学相提并论。

至1959年，港督柏立基邀请富尔敦（J. S. Fulton）来港考察，并建议香港大学开设中文部，但被港大拒绝。

于是他提出把当时的三所中文专上学院合并，以组成中文大学。

中文大学的筹备工作于1961年6月正式展开，港督任命关祖尧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终于1963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打破了英国普遍在殖民地只设一所大学的传统。

而高中的发展则要等到1977年《高中及专上教育绿皮书》的发表才开始，绿皮书提出适龄少年应有50%获得资助的学位，但受到社会上普遍的反对。

1978年10月，《高中及专上教育发展白皮书》就把数字由50%提高至60%，以抒民愤。

直至1988年，这项政策仍未有重大改变。

1877年，港府修订《香港补助书馆计划》，提出受助学校教授世俗教育不得少于4小时，但不干预教授宗教科目和课外的宗教指导。

这个计划解决了长期以来宗教教育的垄断；至1896年，香港的英文书院已达到101间。

1845年，华民政务司建议政府每月津贴十元予8间中文学塾。

港督戴维斯将建议转呈英国政府，英国殖民地部回复称要视乎学校课程、师资和人事任命方式才决定。

1847年，港府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维多利亚城、香港仔和赤柱学塾
的情况。

随后，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政府成立委员会监管受津贴的学塾。

同年8月，港府委任巡理司、华民政务司和殖民地随军牧师组成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资助事宜和监管受补助的学塾；政府同时又鼓励受资助学塾转为官立。

接受转为官立的中文学塾于1855年改称为“皇家书馆”、又称“国家义学”，接受每个月五元的津贴，并受1857年制订的《皇家书馆则例》所监管。

战后很多民间慈善团体、宗教团体、工会、同乡会都相继在旧式楼宇开办了不少义学和识字班。

这些班都是免费或只征收极低廉的学费的，帮助解决了不少青少年失学的问题。

９３２所，注册学生数６５，２３０人。

根据程度可分为中学和小学；根据语言可分为英文学校和汉文学校；根据教育性质又可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具体地说，其中有１４５所英文学校（６所中学、１３３所小学、６所职校）和７７８所汉文学校（１０１所中学、６７５所小学、２所职校）。

所修课程，具体编制，大多同前述学校没有太大的差别。

很显然，此期为香港教育制度的成型阶段。

就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而言，首先，港府设置了教育司署，任命了教育司，将整个香港教育置于统一管辖范围之内，解决了从前各类学校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为日后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确定了路向，构划了具体的功用特征。

其次，制定了《教育条例》和《教育规例》，明确了教育行政必须依循的规则，使管理工作法规化、程序化。

这些皆已具有典型的现代教育行政的特征。

在学制发展方面，中等教育之上出现了与之衔接的高等教育，确立了由私塾而至英文中学，再至香港大学的上下一贯的体制。

因此，无论是教育行政制度，还是学校教育制度在此期间皆迈出了发展的一大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制度的模式，是基本以此为蓝本，逐渐趋于完善的。

但是，客观地说，由于港英政府一贯地对教育采取消极保守态度，这种教育制度还很不成熟，挂一漏万之嫌实所难免。

尤其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殖民因素充斥其中，如以英文学校为发展重点，漠视中文教育的存在；高级行政人员须由英人担任，从官学生中招取，未接受过英式教育的人至多成为助手，不能主事；香港大学建校目的是为港英当局培植亲信等，时时处处流露出阶级差别和等级歧视。

甚而至于，还专门为英籍儿童开设学校，以别于华人子弟。

根据港府制定的教育政策，“英国的儿童由政府另设学校来教育他们，不与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的儿童混杂。

”港府办有３所官立英童小学和１所英童中学，加上由驻军办理的５所英童小学，构成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系统，即由英童小学，至英童中学，最后以考升英国剑桥大学为目标。

而为华人子弟办理的学校则构成另一系统，经由私塾，８年制英文中学和香港大学完成教育，从而形成鲜明的双轨制特征。

8.香港教育史
香港的教育情况，从宋代起才有确实史料记载。

英国接管香港之初，香港政府并不热心发展教育；教育政策只着重培养殖民地官员，以及宣扬英国威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人口飙升，教育需求随之增加。

在各方压力下，殖民地政府才首次聘请国际顾问进行教育研究，促成了义务教育的推行。

1997年主权移交以后，特区政府着手推行教育改革，却引起连串争议。

9．日占期间，香港教育界缘何对日军并无不共戴天之仇?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进攻香港。

同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艰苦岁月。

日治初期，香港由临时军政府统治，教育全面停顿，大量教师流失。

1942年2月，日本正式设立香港占领地政府。

由于处于太平洋战争时期，港日政府无力顾及教育的发展，加上缺乏教师，使得香港教育停滞不前。

虽然如此，港日政府仍着意恢复香港的教育。

其教育政策主要有三大目标：一是透过学校要求教师配合宣传“东亚共荣圈精神”；二是透过大力推动日语教育、减弱中英文的影响力，从而确立日本文化作为宗主的地位；三则是设立短期专科学校以暂时舒缓人才短缺的问题。

日治时期的教育有明显的日化色彩，以宣扬大东亚共荣圈为宗旨。

1943年4月1日，香港东亚学院院长小林就说该学院成立目的为：“使对于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管辖地区内居住之中国青年，以东洋精神为原则，日本道德为基础，实行师范教育，而亦同时实施实务教育，目的即养成中国人成为真正东亚之中国人，奉行日本一德一体亲善友好提携之实现，使共同向大东亚共荣建设之途迈进。

”从这段讲话就可以得知，日本人企图以日本文化塑造香港年轻人，使他们认同大东亚共荣圈，以加强对他们的统治。

10．日化政策是如何强调日语在香港中小学教育中地位的？
日治期间，绝大部分停办的学校并无恢复，全港学生人数由沦陷前约12万，锐减至约7000人。

港日政府成立后，恩威并施，努力拉拢留港的教育界人士。

1942年5月政府宣布20所学校复课，包括光华、西南、知行、信修、港侨、湘父、钥智、丽泽、华仁、圣保禄、培正、九龙塘、德贞、德明、圣保罗女校、圣玛利、圣类斯工艺院、香港仔儿童工艺院和中国儿童书院。

1943年学校数目增至34所，但某些学校被政府怀疑“不忠”被迫再度停课。

政府规定所有教师必须学习日语，学校每周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以上，并禁止教授英语。

但许多家长宁愿子女失学，也不愿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

为了进一步管理文化教育事务，港日政府于1943年在民治部下成立文教课，首任课长为长尾正道；并制订了《私立学校规则》和《私立日语讲习所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