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郭法奇

目前，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随着教育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同其它教育学科一样，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一些新的成果不断出现，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系统整理和良性发展的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这门学科研究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在原有的基础上，外国教育史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外国教育史研究应有哪些新的变化?在教育改革面前，外国教育史研究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期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一、教育发展多元化与外国教育史研究

众所周知，外国教育史研究是以一定的外国教育历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它的研究又是以一定的现实社会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外国教育史研究总是一定社会的现实需要的反映，社会现实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总要规定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重点或任务，并使这些重点或任务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得以体现。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发展的历史轨迹便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同时，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认识也会不断更新，总会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加深对这门学科的理解，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适应社会，加深对自身的认识的结果。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教育都反映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特点，以及发展的规律。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特征影响到文化教育上，也使得文化教育发展带有多元化的特征。这必然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提供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广阔的空间，形成外国教育史研究多样化的格局。同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不断分化和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综合已经成为现代科学多元化发展的总体特征，这些都提供了新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发展的有利条件。从目前来看，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适应的。例如，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别国的教育史，一般都以自身为基点，把除了中国以外的别国教育史统称为“外国教育史”。这种划分尽管简明，但未免太笼统了，太大了。而且，在教学和科研上，虽然主观上强调要使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范围周全，尽量避免以“欧美为中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以西方欧美发达国家为重点，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是很有限的。这种传统的，与现实相矛盾的研究格局应当改变。

笔者认为，与其追求稳妥，沿袭过去的传统，不如拓展思路，顺应时代和文化的特点，

从文化和教育发展多元化的角度思考问题。

从而使我们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丰富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内容。例如，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我们可以开展“西方教育史”、“西方教育制度史”、“西方教育思想史”、“东方教育史”、“东方教育制度史”、“东方教育思想史”，或其它文化地区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可以开展“基督教文化教育史”、“佛教文化教育史”、“伊斯兰文化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可以有“发达国家教育史”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从地域的角度，可以有“欧洲教育史”、“亚洲教育史”、“美洲教育史”、“非洲教育史”等方面的研究。当然，还可以在上面划分和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类和分级的划分和研究。近年来，在外国教育史学科领域中，《西方教育思想史》等多本新著的问世，便是这一方面的有益尝试。当然，这种研究不仅仅是拾遗补缺，不仅仅是原有体系的扩充，而需要一种创新和突破，真正揭示和反映不同民族文化和教育的特质，并且能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总之，在现代社会，只按照一种模式或单一的格局来建构外国教育史学科或进行研究，既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学科研究的发展。只有走多样化发展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道路，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二、教育发展的互补性与外国教育史研究

人类的教育活动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处于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的不同追求，因而，其教育活动的类型也是各异的。这种差异性恰恰表明了人类社会文化教育多元化的本质特征。同时，它也构成了各个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互补性的基础，提供了外国教育史学科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比较研究是人类认识物我关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方法。可以说，没有比较，就不能除旧布新；没有比较，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样，比较研究也是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研究中，每一个教育史实的分析、每一个教育思想观点的提炼，都渗透着比较思想的指导。需要指出的是，在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上，我们过去并不缺少比较的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而是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偏差。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往往较多的是从阶级斗争的层面，去把握和比较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或者从政治意识的层面去比较、评判不同教育思想家的进步与否，硬性或简单的对某一教育史实或教育家思想作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划分。似乎对某一教育史实或某一教育家思想，只要贴上个“标签”，研究就算达到最高水平了。这种简单化的作法是违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它不仅不利于真正揭示所要研究对象的本质及特征，也会阻止学科本身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前，

我们在外国教育史学科上，缺少对世界教育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正是这种思想干扰的结果。在今天，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这种极“左”的作法已不多见了，但是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在我们思想的深处，按照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外国教育的倾向仍然存在。例如，我们在教育上一般强调“整体教育观”，表现在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则偏重于选择重视“整体”、轻视“个体”的教育学说。又如，我们在教育目标上坚持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观”，反映在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则偏重于考察和比较别国或教育家的关于“德、智、体”方面的论述，而忽视其他层面标准的比较研究。使我们的研究视野有限，研究内容宽泛，很难关注国外同行按其它标准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在研究中，一味的以自己标准来对待别国教育或对待别人观点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容易使我们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去观察外国的教育，也容易使我们习惯于用一种浅尝辄止的方式来研究外国的教育。结果，在研究之后，总得出人不如己的结论，从而僵化我们的思维，浅化我们的研究，阻滞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展，以及学科本身的发展。

教育的比较方法是世界各个民族继承自己的优良文化教育传统，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教育成果最普遍运用的方法，教育史比较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认识在人类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各个民族在解决同一教育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同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不同特点，吸收有利于自己的营养，揭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推动对教育、教学规律的总体认识的不断深化，从总体上促进人类教育的进步。

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已使各个民族的文化、教育的发展联系的更加紧密。因而，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不能因自己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篇章，便沾沽自喜、故步自封，看问题或进行比较只从单一的模式出发；也不要因自己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曾经有过落后的年代，便深感自卑、自叹弗如，一切研究都要照搬别人。这两种心态都是不利于外国教育史研究发展的。古往今来，各个民族的教育的发展都是相通的，教育的遗产及经验也是无国界的。一个只有永不自满，不断进取，虚心学习，勇于改革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而这个民族的教育也是最有前途的。

外国教育史研究涉及到古代、近代和现代教育的内容，跨度大，史料多，可比性强。因而，外国教育史研究应当在纵向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古今教育比较，教育思想比较，教育制度比较以及中外教育比较的力度，形成一个纵横交叉、立体化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框架。通过比较，有仅从内容上可以拓展研究的领域，开阔我们的视野，增进对世界教育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的认识，而且从方法上还可以使我们看到别人是如何研究他们自己的；也可以看到别人是如何研究我们的。特别是可以看到，在解决同一问题时，在不同的思维指导下各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