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平安 马登科)

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田平安马登科上传时间:2007-1-13关键词: 人权/实体程序救济/程序自身的人权保障/程序救济保障内容提要: “人权入宪”要求相关法律必须作出呼应与调整，进一步健全我国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

人权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

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执行程序与人权密切攸关。

它至少应当在公民实体性权利实现的程序保障、程序自身的人权保障以及违反正当程序时的程序救济保障三个方面得以改进调整，使强制执行程序成为强壮、富有人情味的健康的程序，以切实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公元2004年3月14日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寥寥九字却重如千钧。

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宪法的“子法”，担负着维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平息纠纷、惩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正当秩序的繁重任务。

它应当而且必须充分体现宪法的精神与宗旨，充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保障与尊重人权的思想不但要充分体现在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而且要体现在执行程序的各个环节。

一民事诉讼法是仅次于国家宪法的基本法。

民事诉讼法是当事人的诉权与国家的审判权的行使与调控的法律。

当事人诉权的彻底实现要求人民法院的裁判的正当性和公正性，要求正当的裁判彻底付诸实施。

然而，中国的司法现实是：执行难。

民事“执行难”是道从中国历史沉积中演化出的跨世纪的难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我国各级法院的执行工作。

该难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后大多认为：大量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导致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社会信用关系得不到有力保护，商品交易安全缺乏保障，大量资金不能充分利用，扰乱了经济秩序，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了法制统一，损害了法律的尊严，违背了公正、公平的社会价值观念，与依法治国方略格格不入，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甚至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严重干扰了社会稳定。

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基本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损害了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构的基本威信，妨碍了国家法律在具体案件中的实施，从而最终破坏了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法律秩序。

对此，在探讨民事“执行难”问题的原因后，学术界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实务界也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和尝试。

笔者认为，这还只是感性层面。

在民事执行中，能否全面、及时、正确地执行生效民事裁判，不仅关系上述方面，不仅仅是关系国家司法权威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申请人的人权、被申请人的人权和相关人员的人权。

在完善和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应当更重视和强调强制执行法的人权保障价值。

当国家在规定、赋予和昭示公民享有广泛的生命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等“实体性权利”、“原权利”、“第一性权利”时，民事强制程序必须发挥其正当程序保障权作用，赋予公民为保障“实体性权利”、“原权利”、“第一性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第二性权利”、“救济权利”。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最低限度人权的具体基本内容，我国的人权保障才能完整和落实。

简单地说，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环节中加强对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相关人的权利保障，就是对强制执行程序的人权保障。

然而，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要真正起到正当的程序保障作用，在人权保障上它应当而且必须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它是民事实体权利等具体性人权的保障和维护者，是一种“程序性权利”、”第二性权利”、“救济权利”；第二，直接阐释着民事执行中基本人权的内容，不能出现对基本人权的无理限制，它是“正当”的，此时它又直接表现为“实体性权利”、“第一性权利”、“原权利”；第三，当上述两个方面在运作中出现非正常状态时，通过自身程序和其他程序的配合，能使之回复到正常状态，即通过程序对程序本身的保障作用，实现程序对人权保障的良性运作，是上述两类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第二性权利”、“救济权利”。

二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是统治阶级为实现或确保债权人的民事权利，利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其义务的程序。

它将裁判的生效判决以及各种有效的法律文书付诸实施，以实现债权人权利的重要任务。

因此，在民事司法制度中占据的地位是，既可承接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和任务，又可运载实体法进入社会生活。

将生效法律文书所表现的民事实体权利在程序上保障其实现，是生效法律文书所具体化的人权的保障和维护者，可谓是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之一。

强制执行的依据是生效民事法律文书。

生效民事法律文书是经过法定程序后对民事主体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国家判断。

以具有民事财产给付内容的民事判决为例（这也是民事强制执行的主要执行依据），该类判决生效后，即从法律上确定了债权人对特定物或种类物的物权或债权，无论裁判前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如何，该民事判决自生效时起即具有既判力。

“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做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

因此，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称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

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

”（注：Robert S.Summers,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Legal Processes-A Plea for"Process Value",V ol.60:1 Cornell Law Review,1974.）既判力使当事人之间争执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由不确定状态回复到确定状态。

此时，债务人拒不履行债务，本身就是对债权人利益的非法占有，强制其交出非法占有的他人利益，自然是保障和维护了债权人财产权。

从债务人的角度讲，人权也意味着一个社会的人要讲城实信用，在强调自身人权重要性的同时，又不得妨碍或侵害他人的人权，此即义务的一面，否则就不是完善的人权。

所以，强制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既维护债权人的人权，也并不侵害债务人的人权。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寻求公力救济，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实现其民事权利。

当这种实体性的具体化人权不能在当事人之间自觉顺畅地实现时，就需要民事强制执行程序这种“程序性权利”、“第二性权利”、“救济权利”，运用国家强大的力量保障其顺利实现。

除公力救济以外的其它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也间接或直接地依赖于民事强制执行的正常运转，一方面，其它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转以公力救济的运转为准绳和参照，公力救济的结果不能通过国家强大的力量顺利实现，必然导致其它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失范；另一方面，某些其它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结果（如仲裁裁决）直接需要民事强制执行保证其实现。

因此，民事强制执行在直接维护债权人的基本人权的同时，还在维护着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

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保障了正常的民事流转，起着定分止争、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作用，最终使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充分享有生命权、财产权、人身安全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思想自由、表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结社自由、工作与休息的权利、自由迁徙权、受教育权、文化权利、宗教信仰权等基本人权。

三现实生活中，债务无财产可供执行，以及“债权人流泪，债务人陶醉”等“判决白条”的景象并不少见，本可以、本应该实现债权人的权利，却无法通过现行的民事强制程序予以实现。

这种“执行难”现象，直接反映出我国现行民事执行程序作为民事实体权利等具体性人权的保障和维护者，尚不够强壮，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无力完成上述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交予的任务。

对债权人人权保障的疲软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关强制执行的规范过于笼统、简单，执行方法的类型化和具体化不够。

我国现行的立法体例是将民事执行法的内容列入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第三编为“执行程序”，共4章30条，大部分是关于执行的手续、步骤方面的内容，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形，则规定得不够详细、具体。

民事执行的对象客体为财产和行为。

但是，不同的客体，不同种类客体适用的执行方法是有差异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一般性规定的查封、扣押、冻结、变卖等手段，过于简陋、笼统、简单，缺乏系统性。

随着近年来民事案件的大量增加，执行情况渐趋复杂，这种过于笼统、简单、原则的强制执行规定，直接导致民事执行法律本身缺乏较贴合现实的可操作性，造成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具体的法律条文作为执行根据，尤其是在执行协助方法方面，对有关机关必须协助法院执行的规定没有强制性，也使得执行方法处于软弱乏力的境地。

同时，守法者也往往无所适从。

在债权人已经具体性的人权如何实现方面，缺乏相应的具体详细的程序规范、方法。

第二，对逃避执行、抗拒执法者打击不够。

对拒绝执行有法律效力文书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

大多数崇尚司法优越的国家，都将法院的司法行为视为法律实施的重要标志，有违反法院命令、判决者，必须按照蔑视法院罪予以惩处。

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对此作了规定，但适用于被执行人的强制措施只有罚款和拘留两种，而且只适用于下列情形：“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冻结的财产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从字面意思可以看出，这些条款主要适用于积极对抗的被执行人，对于消极对抗者则显得鞭长莫及。

就算有上述情形，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也限定在人民币一千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在三万元以下；司法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才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中只有第227条、第313条、第314条与民事执行有关，所追究的刑事责任也限于“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在当今诉讼标的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情况下，这些刑事、民事的制裁措施都显得力度不够，有点不痛不痒，缺乏威慑力。

而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在适用上如何把握，存在着很多实践方面的问题。

例如，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违反义务时，法院权威的可及范围仅仅是责令协助执行、罚款和建议行政处分。

对直接责任人员没有办法追究相应的、严格的法律责任。

而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拒绝协助执行等行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在民事上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目前尚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