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伪证罪的几个问题

内容摘要：我国新刑法对伪证罪作了重大修改，但即是如此，学者对伪证罪的一些问题仍颇有非议。对此，本文中笔者试图对伪证罪的主体等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浅的阐述。

关键字伪证行为记录人虚假……

伪证罪是一种古老的罪名，据学者考察，在古巴比伦就有关于伪证罪的规定。中国古代历朝律今中也均重视对于伪证罪的立法惩治，尤以《唐律》中规定最为祥尽。我国９７年新刑法典对于伪证罪中的伪证行为发生的时空范围及伪证罪的法定型作了重大修改，并将伪证罪从７９年刑法典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调整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可以说，新刑法典对伪证罪的诸多修改，体现了对伪证罪的新的认识。但是，仔细研究相关条文的具体规定并比较其他国家对于伪证罪的规定，就会发现我国新刑法典对伪证罪的调整逃不出“新瓶装旧酒”的感觉。有学者认为，“从刑式上看，新刑法对伪证罪的调整似乎是一个显著的时步，然而当我们在‘各从其类’的命名之后试图找寻其应有的立法价值对，却是‘草色遥看却无’了。”

本文中，笔者仅就新刑法对于伪证罪的规定中涉及的伪证罪的主体、伪证行为的时空范围、伪证行为的故意形态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谈讨，并结合比较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提出在立法上修改的参考意见。

一、伪证罪的主体——记录人可否成为伪证罪主体？

我国１９９７年修订通过的新刑法典第３０５条规定：“在刑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情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此条规定，伪证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具体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这四种主体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作为伪证罪的主体。

对于我国新刑法对于伪证罪的主体的规定，学者们争议颇多的是对于记录人可否作为伪证罪的主体。对此有两种裁然不同的观点。肯定说认为记录人有义务作如实记录，必须在笔录上签名，记录人故言作虚假记录的可以构成伪证罪。否定说认为，记录人在诉讼中的记当活动实际上是司法工作人员的一种职务行为，其虚假记录不具有“伪证的性质，因而记录人不应该被包括在伪证罪的主体之内”对于记录人究竟能不能成为伪证罪的主体之一，笔者持否定说，理由如下：其一，从国外的主体情况看，伪证罪的主体均不包括记录人在内，日本

“依法宣誓的鉴定人、刑法分１６９条和第１７１条分别规定“依法宣誓的证人作虚伪陈述”、

口译人、笔译人作虚伪的鉴定、口译或者笔译的”，构成伪证罪；可见在日本，伪证罪的主体仅限于依法宣誓的证人、鉴定人、口译人和笔译人。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１６８条也规定，伪证罪的主体限于证人、鉴定人和通译。俄罗斯刑法除了规定上述三类人可以实施伪证犯罪以外，还认为“受害人故意做虚假陈述”也构成伪证罪，从而扩大了伪证罪的主体范围，但是并不包括记录人在内。此外，瑞士刑法，韩国刑法中，伪证罪的主体也只包括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三类。国外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普遍未将记录人纳入伪证罪的主体范围并非出于偶然，这一事实本身恰恰可以说明，各国刑法并不认同虚假记录行为具有“伪证”的性质。其二，记录人的记录行为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的证明、鉴定、翻译行为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作为诉讼参加人的证人、鉴定人、翻译人之相关行为均具有“作证”的性质。其中，证人所作的证明和鉴定人所作的鉴定结论，都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证据种类，可以直接用以对某件事实作出判断。翻译人的翻译成果虽然不是独立的证据种类，但其行为是以其语方知识“鉴证”证据资料内容的活动，具有“作证”的性质。而从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相关条文看，记录行为是司法专职工作人员记载案件审理过程的一种活动，是对案件审理全过程的客观记录，而不是形成证据材料的活动，这种行为显然不具有作证的意义，也就不可能成为“伪证”的一种行为。

综上原因，本文认为，我国新刑法将记录人作为伪证罪的主体之一的规定有欠妥当。对

于记录人的故意虚假记录行为，应将其作为妨害证据罪进行处理。因为虚假记录实际上是一种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记录人的记录活动是将诉讼程序中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客观存在的东西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下来，记录人在此过程中的虚假记录行为是对证据进行篡改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应当作为妨害证据罪进行处理。

二、伪证行为存在的时空范围

对于伪证行为存在的时空范围，有学者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从广义上讲，伪证罪只能发生于刑事审判中；从狭义上讲，伪证罪只能发生于刑事诉讼过程中。从我国新刑法典的规定看，这种理解似乎没有差错。但也有学者在仔细研究伪证罪的立法本意及国外立法情况后，认为我国刑法将伪证罪的进空范围仅局限于刑事诉讼中有欠缺之处，应该将此范围扩大至民事、行政诉讼中。

从性质上讲，伪证行为是对国家司法权的一种妨害。伪证罪立法最有接、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维持国家司法秩序和国家审判权的安全，这一点被现代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实践所普遍接受。从我国新刑法将伪证罪从旧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调整到新刑法中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也可以看出我国刑事立法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和接受。但是，同为国家司法权体系的组成部份，为何民事、行政审判权没有得到与刑事审判权同等的对待呢？这是否意味着在我国的司法权体系中，刑事审判权比民事、行政审判权更为重要呢？答案是否变的。其实，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都是国家司法职能的一部分，司法制度上的审判权划分主要是由于其各自的职能有所不同，而并不存在谁轻谁重的问题。我国新刑法在这一点上的缺失，不仅仅影响了伪证罪在具体的规范设计中应有的立法价值，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困境的出现。诸如。指使他人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做伪证将构成犯罪，而自己“亲自”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作伪证却不会构成犯罪。法律的荒谬在此时此刻显得是如此的让人意外！

此外，考察国外立法不难发现，世界各国立法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很少将构成伪证罪的伪证行为仅限定于刑事诉讼中。日本、法国、瑞士、韩国均未对伪证行为的发生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俄罗斯刑法也是如此，只是将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与我国的立法显得相似的是《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伪证罪”的解释，此书将“伪证罪”解释为：“在刑事诉讼中，已经进行了法律宣誓的证人或译员，故意作他明知是虚假的或他不相信是真实的陈述的犯罪行为”。但是，这并不能表明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只处罚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实际上，在英美国家，伪证罪也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中，而且，普通法以外的制定法常规定在行政等非司法程序中，如申报退税或请发退体金时，行为人故意作虚伪誓言的，也构成伪证罪。

可以说，无论是从伪证罪的性质看，还是比较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我国刑法中的规定都显的“厚此薄彼”，有违现代法治的“平等原则”。

三、伪证行为中的“虚假”的判断

我国新刑法将伪证罪的犯罪行为具体规定为“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究竟此处的“虚假”作何理解？外国刑法理论界中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客观说，一种主观说。客观说以陈述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性为标准，认为本罪的设立在于保障司法活动的正确性，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有出入，那么陈述就是虚假的，即使陈述人主观上故意作虚假陈述，但只要不违反客观真实性，没有实际危害结果，陈述就是真实的。主观说则认为判断陈述内容是否虚假，并不取决于陈述内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而决定于陈述者主观上是否将他所经历的事实作准确无误的陈述，如果这样则认为陈述是真实的，即使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是真实的。反之，如果陈述是违反所经历的事实的，即使陈述内容符合客观事实，也是虚假的。

比较分析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说，客观说将客观真实性作为唯一的标准不符合刑法理论的基本原则。假如陈述人的陈述与客观真实并不一致，但是是其所了解的情况与本身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