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放弃了什么

《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放弃了什么？——基于条约解释理论的批判再考【原文出处】清华法学【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102【原刊页号】130～144【分类号】D416【分类名】国际法学【英文标题】What Has China Waived by the "Renunciation of Requests for War Reparations" Clause in the 1972 Sino-Japanese Joint Communiqu é? ：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reaty Interpretation【保留字段】本文的写作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度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08JHQ0014）和985项目的支持）。

【作者】张新军【作者简介】张新军，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民间索赔/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条约解释/自行解释从国际法的解释理论上看，单方解释本身并不被国际法所禁止。

这样的解释虽不对中方构成约束但也不会必然导致非法无效的后果。

不仅如此，基于《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批判也是无力的，究其原因并不在于解释规则不具有义务性和约束力，而在于解释过程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解释过程的复杂性允许解释规则运用的灵活甚至赋予解释上一定的裁量，但绝不意味着可以背书肆意的解释。

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解释，在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中对判决都是致命的。

日本最高法院“4·27判决”对中国单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一条款，扩张解释到放弃对象包括日本在交战过程中强奸妇女、虐待奴役俘虏等违反武装冲突法的责任相关的请求权，难以说明为什么战胜国的我国要单方面做出这样的放弃，而在理论上战败国日本也有可能拥有的由中国违反武装冲突法而发生的请求权，日本却不需要放弃。

这样的解释违背了条约解释中诚实、善意解释的一般原则，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果，是不能成立的。

不仅如此，“4·27判决”在其国内法上进一步将其归结为所谓诉讼上的权能，也和其国内判例所确立的相关解释自相矛盾。

探讨一、一份日本最高法院判决（“4·27判决”）引发的争议自1995年起，我国公民陆续在日本法院起诉日本国家或／及有关企业，要求其对侵华战争中给原告造成的人身及财产侵害，进行损害赔偿并／或予以道歉。

作为日本国内民事诉讼案件，我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主要是围绕着日本国内法的解释和适用展开的——在请求权是否存在的国家无答责、除斥期、消灭时效等法律适用问题上，日本下级审法院的判断出现了分歧；部分案件中法律适用的结果导致了对原告即我国公民有利的局面①。

这种情况下，被告提出了请求权已经被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放弃的主张。

从诉讼策略上看，这无疑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一旦这一主张得到法院支持，原告在日本民法诸抗辩下取得的突破将前功尽弃。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西松建设一案。

它不仅是同类案件中唯一原告二审胜诉的案件，胜诉的关键也是二审的广岛高等法院否定了被告西松建设公司（该案只有企业为被告）基于请求权已经被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放弃的主张。

该法院按条约的文本解释，认为放弃只限于“战争赔偿”。

而本案之赔偿请求属于个人固有权利，国家无法通过条约放弃。

②然而三审的日本最高裁判所（相当于我国的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裁”）于2007年4月27日对该案做出终审判决（以下简称“4·27判决”），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放弃了中国公民个人的请求权（裁判上的诉权）为由，做出该请求必须驳回的判断，撤销二审判决，自行判决驳回被上告人（原告中国公民）二审中的诉讼请求。

③判决主文如下：“日中战争的实施中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对日本国或其国民及法人的请求权，由于《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应该失去了裁判上诉求的权能。

对于基于这样的请求权提出的裁判上的请求，当在依据该条款提出了请求权放弃的抗辩时，驳回该请求。

”④《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非常清楚的是，在条约文本上，没有任何直接与所谓的“个人请求权”有关的含义。

最高裁首先通过适用《条约法公约》第32条（解释的补充方法），依据所谓的《中日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travaux préparatoires）来推断和确认当事国中日两国的意图。

在检证声明的起草准备工作时，最高裁大量地使用了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学者编著的有关起草过程的外交公文、当事人回忆录等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⑤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就战争赔偿和请求权处理问题而言，“不能解释为和《旧金山对日和约》确定的框架不同的安排”⑥（即所谓的“框架性解释论”）。

这一解释的逻辑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对日本国或其国民及法人的“个人请求权”，即使《中日联合声明》无此规定，从日本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战后处理条约，特别是《旧金山对日和约》的有关规定上，可以推定中国通过《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也做出放弃了。

这是将《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的解释扩张到文本（“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之外，是第一个层面的扩张解释。

更进一步，最高裁认为，这一“个人请求权”的内容应包括（日本国内法意义上）“裁判上诉求的权能”。

但是，日本国内判例上长期以来对“个人请求权”的确定解释限于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权（见下文），法院通过在“个人请求权”中新加上“裁判上诉求的权能”，进行了第二个层面的扩张解释。

这是日本政府的司法部门对一个双边条约做出的终局性（在其国内法意义上）解释。

对此，《中日联合声明》的另一方即我国政府在判决的当天表示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是着眼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做出的政治决断。

我们对日本最高法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对这一条款任意进行解释表示强烈反对。

日本最高裁就《中日联合声明》做出的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

我们已要求日本政府认真对待中方关切，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⑦从中日双方围绕《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上述对立情形上看，就中方而言，这虽然是一个政治决断，但是有关解释是一个国际法问题（归结于非法无效说）。

而日方也是通过解释“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一条文从而赋予其国内法上的效果（国内民事诉讼上得不到救济）。

由此可见，不仅在两国关系上还是在日本国内诉讼中，条约解释是问题的关键。

在现实意义上，《中日联合声明》是战胜国和战败国、被害者和加害国之间恢复正常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战胜国同时又是被害者的中国单方面做出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对象的范围，是必须加以澄清的，决不能听任战败国／加害国说三道四，⑧更何况这也具体涉及对日民间诉讼中被害中国公民的利益。

在条约解释的理论上，不同的角度所关心的问题却有所不同。

两国关系上侧重的问题是单方解释的容许性或判断单方解释非法无效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在日本国内诉讼上是对既已生效的终局解释在理论上如何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的问题。

先行研究在条约解释理论上，多依赖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的所谓条约解释规则和补充方法。

笔者认为，由于条约解释自身的复杂性，上述条约解释规则和补充方法，不仅在国际法上不能为单方解释的定性或对其批判提供有力的支撑，也难以为国内司法解释（即使是对条约的解释）提供评价基准。

但是，无论在国际法还是国内法上，也不论在国际关系的司法意义上还是行为准则上，解释本身的逻辑性或一致性要求是解释的底线。

“4·27判决”所引发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在这一点上。

二、条约解释理论和对“4·27判决”解释的批判（一）条约解释规则和先行批判的误区比法理学和国内各部门法上有关解释的探讨⑨更进一步，国际法在法律渊源上存在着有关条约解释的规则。

1969年的《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了以文本为中心的包含文本／文脉、目的和意图三个解释要素的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第32条规定了以条约起草工作作为条约解释的补充方法。

⑩因此，“4·27判决”中的解释是否遵循《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成为批判的一个方面。

（11）首先是文本上的问题。

针对“框架性解释”的一个疑问是，《中日联合声明》没有明文规定所谓的“个人请求权”。

原告辩护团的高木律师认为将“个人请求权”从“无中生有”，明显脱离了条约的文本和文脉因而与解释规则规定的方法不符。

(12) 的确，从国际法委员会对《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起草和编纂过程来看，前后的四个报告员（J. L. Brierly, H. Lauterpacht, G. Fitzmaurice and H. Waldock）都是著名的英国国际法学者，他们在英国的实证主义条约解释传统上，毫无疑问偏向于文本／文脉的解释教条。

(13) 尽管如此，在《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中，文本和文脉的解释要素并非是绝对的。

国际法委员会在对第31条的评注中指出：文本仅仅是解释的起点，(14) 它和第31条规定中的“目的和宗旨”、“条约的后续实践”以及“相关的国际法规则”等蕴含的其他的解释要素之间没有法律上的位阶之分；第31条规定了单数的“解释通则”表明解释是一个整体，该规则是一个整合（integrated）的规则(15) 因此，难以绝对做出从条约文本的脱逸即构成解释通则的违反这一论断。

其次是对本质上是类推解释的“框架性解释”的批判。

类推解释不能成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值得考虑。

第一，类推解释本身为法律所禁止；第二，类推的参照法律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规则。

在第一个问题上，除了在刑法上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而禁止类推解释之外，国内法的其他部门法并没有绝对在解释过程中禁止类推这一方法。

(16) 国际法在这一问题上和其他国内部门法持同样态度。

事实上，关于解释规则的《条约法公约》第31条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类推解释地位。

(17)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由于本案解释中的参照法律是日本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战后处理条约，特别是《旧金山对日和约》。

这样，《旧金山对日和约》是否有效就是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

我国学者在否定“框架性解释”问题上更多的也是从第二点出发。

(18) 自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之时起，我国的立场是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其理由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有关缔约方违反《联合国家宣言》以及《开罗宣言》等前约规定。

(19) 尽管如此，作为习惯国际法编纂的《条约法公约》有关条约无效的相关规定上，无论是当然的无效还是可以作为无效主张的依据，(20) 都没有支持违反前一条约义务而导致条约无效的主张。

因此，反对该判决类推解释的第二个方面的理由也并不充分。

(21)最后是有关条约解释补充方法的运用。

在这一点上“4·27判决”的确存在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