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广大的农村面貌仍然落后，农村脏乱差现象依然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以及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差距仍在扩大，因此，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摆在“十一五”规划的突出位置，这是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力度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社会文明进步，加快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摒弃农村城市化观念并不必然追求农村城市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建设的是农村，而不是要把农村变成城市。

因为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按照现在能够利用的资源和生态承载能力，城市化率要想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上不可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长远战略和根本目标，就是因为它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并不是盲目地要把大多数农村地区变成城市，把大多数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而是要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使农村居民可以获得不断增长的物质收入和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安居乐业。

具体地讲，就是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和目标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能尽括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不同发展状况的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能涵盖。

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很快，城乡之间差距在逐步缩小，对于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就是应该在继续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寻求城乡发展的互相促进，怎样在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福利上实现城乡平等。

而在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在拉大，这些地区的农村发展则需要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内在的发展潜力，辅之较大力度的城市资源对农村的注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为主要任务。

而在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做法，其目标是共同的，就是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条标准。

但所有这些，并不是城市化战略所能尽括。

城市化战略主要追求的是将更多的农民变成市民，并不涉及对变不成市民的农民怎么办。

城市化虽然也是在包括城乡在内的所有地区内考虑问题，但是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的发展水平、质量和道路。

城市化不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城市化战略的一个着眼点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

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城乡二元结构只能逐步改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并不必然追求农村的城市化，也不必然追求城乡一样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过程中加以建设，不是说只有等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建成。

我们要追求的是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不能迅速改变的前提下，找到农村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

因此，城市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的核心内容。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要依靠的一种力量。

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目标的获得，离不开城市化。

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是立足于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务是统筹城乡发展，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要用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村，而不是像过去的发展模式那样，城市的发展以农村的衰落或停滞为代价。

应该说，统筹城乡发展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之道。

城市化发展本身对农村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在我们过去的城市化战略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非常强调要把城市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结合起来，但是城市化战略执行中的一些偏差提醒我们，要实现城市化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和谐互促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曾一度通过“撤地建市”、“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等方式实现“行政建制的城市化”，从1978年至2004年，我国城市数量增加2倍多，建制镇增加8倍多，但城镇人口同期仅从17.9％上升到40.1％，将近1亿的“农民工”只能两栖就业；在城镇建设中，过分强调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使得在总体的资源需求中，城市资源需求增长过快，加剧了农业和农村资源的流失；小城镇的发展质量不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能力有限，少数甚至以占用耕地侵占农民利益为代价。

这提醒我们，通过城市化来促进农村发展有一定的限度，而且城市化的发展本身对农村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

必须科学执行城市化战略，才能有利于农村发展。

二、城乡统筹需处理的重大关系新农村建设切忌脱离城乡统筹这个大原则，重走就农村建设农村的老路。

推进新农村建设，应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规划，量力而行，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一规划，稳步推进,必须坚持城乡统筹、规划先行、农民自愿和因地制宜的原则，避免就农村论农村的旧模式、旧框框，避免一哄而起、政府大包大揽，避免脱离实际，盲目攀比。

具体应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一是新农村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关系。

从长远来看，统筹城乡发展是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一项战略举措。

而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反哺、支持农业、农村的一个有效载体。

因此，开展新农村建设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切忌脱离城乡统筹这个大原则，重走就农村建设农村的老路。

二是政府引导与农民自主、自愿的关系。

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愿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把政府或个别领导的意志强加到农民头上，更不能以此加重农民负担，变相增加收费。

为此，新农村建设必须同进一步完善和发挥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但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放手不管，放任自流。

在推进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发挥规划的引导、指导作用，加大政策的支持、扶持力度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力度，从而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

三是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文明进步的关系。

建设新农村必须同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培育和造就新时代农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

应从改变农村脏、乱、差入手，扫除封建迷信，树立文明新风尚。

四是新农村建设与当前农村开展的各项工作的关系。

要把建设新农村与“十百千万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同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作队和基层党员的作用，切实解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应把新农村建设同中心镇、专业镇规划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建立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应把建设新农村与对口扶贫有机结合起来，开展“一企一村”活动，即动员和倡导一家企业、公司自愿与一个村建立“一帮一”式的支持扶持，使之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有效平台。

三、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都是一个大思路、大政策，根本的方向没有错，但如果只靠政府发几个文件去推动，缺乏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则有操作难度大、持久性不强的可能。

积30多年建设新农村的经验，目前韩国政府计划制订《城乡交流促进法》，就是想通过法律制度去保证“一社一村”运动的开展。

鉴于全国立法时间长、难协调的状况，建议我省首先出台《新农村建设促进条例》，至少也要从明年起把新农村建设纳入省人大议案，建设期为10年，从制度上保证建设资金。

一要明确新农村建设投资主体是政府。

韩国新乡村建设的重点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到10％，主要是免费提供水泥、钢筋。

我省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也离不开改村、改路、改水、改厕、改灶、改居，其中大部分工程是公益工程，自然需要政府投入；一些改厕、改灶、改居的个人工程也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

当前，我省农村农民积贫积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

近年，我省财政对农业投资呈下降趋势，2004年我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44.05亿元，与更新改造投资共计51.3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8％，与韩国的10％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因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虽然是农民，但投入的主体应该是政府。

我省应学习韩国的做法，向农民免费提供水泥、钢筋，以释放过剩的水泥、钢铁潜能，启动内需。

二要实行分类政策，“先动先扶、不动不扶” 。

为便于管理和指导，韩国政府把农村划分为自立、自助、基础三类，参与程度最高的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

这一做法值得我省学习借鉴。

我省农村发展很不平稳，山区农村和珠三角农村差别很大，建议实行分类政策，分类指导。

珠三角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各市负责，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农村建设资金主要由省筹集，并按“先动先扶、不动不扶”原则，广泛宣传发动，征求群众意见，把全省近2万个村划分为先动村、迟动村、不动村，对先动村、迟动村分缓急首先规划，并实行先规划先扶持，后规划后扶持，不规划不扶持。

三要以项目为抓手，推动全民支农。

这也是韩国成功的经验之一。

建议结合当前在全省开展的“十百千万工程”下农村驻点的力量，整合目前各部门开展的“文明村”、“生态村”、“卫生村”、“小康示范村”活动，统一定为“新农村”活动，大力推进改村、改路、改水等以改良为主的工程项目，以项目为抓手，带动新农村建设活动。

并把明年定为“新农村建设年”。

同时，充分发动各部门、企业、学校、事业单位都挂一个村，出钱、出力、出人，一挂10年，形成全民支四要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

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特别注重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二是为农村提供相对充足的公共品；三是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增加农民非经济的福利。

五要加强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高发期，威胁着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

一旦农村不稳，中国现代化的回旋余地就会小很多。

当前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即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关系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

具体地说，在取消农业税以前，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特别是在农业型地区，县乡财政主要来自向农民收取的税费。

在财政支出压力和政绩考评体制下，几乎所有农业型地区，上级都将下一级能否完成税费任务作为第一考评依据，市县如此要求乡镇，乡镇如此要求村级组织。

分田到户以后，乡村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户，缺少向农民征收税费的手段，乡镇离开村干部，就更加无法完成收取税费的任务。

因此，在税费任务的压力下，乡村之间乃至县乡之间，构成了利益共同体。

取消农业税后，县市、乡镇不再要求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从而使乡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理由被打破，在乡镇政府的正面激励下，村民自治有了发育的空间，乡村良性互动，并因此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六要探索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减少农民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