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江南史专题讲义_序_王家范

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5期
●序与跋
《江南史专题讲义》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家范
“江南”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无论是在历史文献上，还是在今日学者笔下，都不是稳定的、无歧义的名词。

有些学者专为此写出了考订文章，工夫周到，省却了我们再重复劳动的必要。

从我阅读的经验看来，“江南”这个概念是随着历史渐进而越来越趋向于缩小。

一方面，曾经作为大区域的“江南”，其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的地方差异日益拉开，各自逐渐塑造出不同的个性特点，这就决定了它很难作为一个“共相”的大概念被长期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研究者的精力与兴趣也趋向于缩小范围，做细做深。

区域越大，资料搜齐的难度越大，归纳判断更不容易。

因此，今天江南史的研究者多数采取“小江南”作为目标，最多只是把宁绍与徽州包容进来，与当下“长三角经济区”的地域范围大体吻合。

本书的作者绝大多数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江南”概念的。

记得数年前，我们在海盐召开过一个纪念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的研讨会。

是时，江浙沪群贤毕集，共同咀嚼走过的艰辛历程，与会者无不动容。

现奉牟主任之命，不能拂其尊重长者的诚意，提笔为教研室同人结集写篇序言，脑海里不断浮现的总是这么一个问题：在已经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之后，江南史研究如何再向前走，开出新境界？
第一，需要有后生不断接力赛跑。

教研室这次编出专题史教材，志存高远。

在本科生阶段就培养起对江南史的兴趣，由相识、相知到相爱，一路走来，我想总会出一些“爱你如同爱自己生命”的痴情后继人才。

没有一定的数量积累，难有高质量的人才脱颖而出。

我们不必期望所有的本科生都成为未来的史学家，中国也不需要那么大数量的史学家队伍。

同人们往往感叹中国古代史失去了往日的地位。

这中间有许多因素，但也得坦然地接受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内部结构比例总会发生变化。

比例小了，队伍精致了，不也照样拥有生存的尊严？！江南史的研究人才至少要从本科生培养起，经历十余
年的磨练，才有可能造就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江南史学者。

这些人一定是喜欢甚至醉心于此，把它看作是自己生命价值的寄托。

“专题史”教学担当牵线结缘的红娘，介绍相识相知的任务很光荣。

本书是以同人“现身说法”的方式来作导引。

这里还想推荐南大范金民老师的《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像范金民教授那样的领军人物，愿意俯下身来，凝聚平生积累的阅历、心得、体会，写导引入门的书，这对我们愿意走入这个领域的后生是一种幸运，是一种福份。

建议大家认真读一读这本不算厚的“小书”（开本小，便于携带；我现在很不喜欢大而厚的“奢华本”，翻阅都感困难），兼及海盐会议后出版的那本纪念文集（内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文章，颇具史料价值），并且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主动地去亲近江南史的“前世今生”，用心体会。

第二，需要有永远不知足的求实精神，孜孜不倦探索的好奇心。

“生命没有终点”，即使像阿Ｑ那样不识字的农民，也知道二十年后又会出一条好汉。

但如果我们只是像阿Ｑ所想的那样二十年一轮回，始终故我，阿Ｑ不死，就不会有什么希望之梦。

不断注入新的精神，生命体才能越来越强大。

尽管今天踏进江南史研究，比草创时期要艰难得多，起点比较高，在承袭的基础之上超越前人不容易，但我想没有人会认为江南史研究已经走到了“历史终结”的尽头。

学问之道，从根本上说是精神性的，雨入花心，自成甘苦，冷暖巧拙唯己知。

所谓“学问为己”，也就是要把整个做学问的过程当作人生经验、知性理性不断锤炼完善的过程。

一边以学问展示自己知性的收获，一边以学问拷问自己知性的不足。

真有学问的人不会把话说满，不自信的人才把自信挂在脸上。

高开低走，半途而废，往往吃亏在自我满足，鲜有三思之明。

我一直很敬仰日本的滨岛敦俊教授，年高八旬，思考不停，探索不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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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5期
发惊人之语，不时提出一些新话题以打破学界“常识”，如“明清江南无封建”、“明清江南无宗族”等等。

保有赤子之诚，心理年轻，好奇不衰，我以为这正是我们滨岛老人学术始终充满张力的内在生理秘密。

《淮南子》云：“临河而羡鱼，不若归家织网”。

后生们要接力前行，敬仰乃至崇拜前辈亦人情之常，但亲自加入到“织网”过程之中，创造新的记录才是最紧要的。

说到织网，不能不羡慕起蜘蛛织网的巧夺天工。

据专家研究，建成蜘蛛网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根丝线的架接。

蜘蛛个体较小较轻，它先把丝的一端固定好，利用弹跳，加风力，使它像荡秋千一样，甩到另一棵树上。

见到蛛网的人，可能会因为蛛网的结构完整而认为蜘蛛在织经线时一定是一根连着一根织。

其实不然，蜘蛛会先拉好几条经线，然后跑到另一端，重复同样的动作。

如果它依照顺序编织经线，很可能无法顾及全局，容易使网偏向一边，两头平均拉扯经线，就能使网线绷得更紧，分布得更均匀。

等经线全部编织完毕，蜘蛛便回到轴心休息，然后沿着经线所拉的轮轴，从事纬线的编织工作。

蜘蛛以轴心为中点，用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细丝，绕过经线慢慢织出横线来，这块用细心编织出来的区域称之为“休息区”。

休息区建好以后，蜘蛛开始拉粗丝，这重粗丝是看的见的。

它可以任意调节丝线的粗细，并且用螺旋织法，将粗纬线之间的距离拉开，不断完善网络。

时人有诗赞曰：“千辛一网成，摇扇居中坐。

风割几摧残，再织得圆簸。

”如果把江南史看做一张“蜘蛛网”，“摇扇居中坐”的人便是傅衣凌先生。

傅先生不仅拉出江南史的第一根经丝，而且还拉出了由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以及“多元结构论”等经线（核心观点）架构起来的社会历史的大网络体系。

正是拜惠于傅先生特有的理论性开拓，江南史从起步开始，就始终与社会史、经济史、区域史密切关联，无分彼此，开放融通。

今后从事江南史的人，仍要把握好傅先生“中国社会历史”大论要义，始终不能忘记“江南是中国的江南”；仍要真切地体会中国社会“变又不变”的历史特点，使摸索到的江南区域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细节获得大气的解释，有机地纳入到中国社
会史的整体网络中去。

人各有所长，史无定法，但让丰富的江南历史记忆不再是碎片洒落一地，逐渐回归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境界，这是学术共同体需要达成的共识。

我觉得“蜘蛛网”的比喻，多少能表达史学、包括江南史的思维应该是立体的、多线交叉的、互相关联的“整体性”思维。

在更大的中国历史网络中，“江南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网络区域，它外与其它区域（甚至世界）有经纬线相连，而内部又是由东西南北许多小网格联体组合。

这些内外联系理应在江南史的史实解释中有所反映。

假若再变而为动态性的观察，纵向的时间轴上“江南”如何变迁，是目前江南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环。

本教研室从事宋以前断代史的人占大头，因此这方面的成果是比较有特色的。

如何上下甄别比较，由古代直通现当代，找准特征性的标志，贯通无隔无碍，尚有待继续深究挥发。

而最有戏剧性的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横向坐标轴上，中国的变迁，在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升降轨迹是起伏不匀的。

总体上说，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变动具有较大的能量，速率、变幅明显，而政治、文化则相对不明显；但经济变革积累到一定程度，政治、文化会在“不变”的外相下悄然地潜露出“变”的内涵，速率、幅度虽小得多，微妙在道是无情（情节）却有情（情节）。

这些特征单纯用西方的社会理论模式很难解释。

这就期待中国的史学家由事实推出理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无疑，江南地区由于历史文献积淀的丰厚，理应成为提出史学创见比较理想的实验场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江南专题史”课程教材的开发是个好兆头。

希望能用三年五载的时间，再结出一批由新人写作的研究成果。

或许我的这个期望有些急躁，原谅我，因为上帝给我观察的时间越来越不充裕了。

这就是我写此序时怀有的最大的心愿。

王家范识于丽娃河西岸
2013年6月5日
（牟发松主编：《历史时期江南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专题讲义》，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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