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名著改编的多样性诉求_耿波

消费时代名著改编的多样性诉求耿 波(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一、新世纪以来名著改编之争的透视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名著改编之风一年比一年猛烈,而由此所引起的争议也在逐渐升级。

2000年,现代剧作家曹禺三部名剧 雷雨 、 日出 和 原野 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因后两部作品改编幅度较大,剧评界一片哗然。

以此为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纷纷跌入 新编 的巨轮,鲁迅的 孔乙己 ,老舍的 茶馆 、 骆驼祥子 ,巴金的 家 、 春 、 秋 ,萧红的 生死场 ,张爱玲的 半生缘 、 色 戒 ,张恨水的 金粉世家 ,等等,动作之整齐划一,令人咋舌。

不仅如此,新世纪以来,文学名著改编与前此相比不仅在数目、广度上逸出常态,在改编后样态上也是千差万别,有话剧、舞台剧、越剧、音乐剧、试验戏剧,还有电视剧、电影、动画、多媒体等等,艺术样态上的差异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原著主题、意蕴、价值观念在当下语境中的接受差异。

在一个已习惯于通过书卷展读来欣赏 红楼梦 的传统读者看来, 红楼选秀 这样通过电视、网络、多媒体等媒介形式进行的 阅读 方式无疑是荒谬的,而由此 阅读 出的作品主题、意蕴、人物性格特征等则更是离题万里。

造成名著改编前后差异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新世纪以来的名著改编不仅产生了数量众多、形态多样的作品,而且也产生了更为客观的、围绕名著改编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的名著改编中是较少见的,起码在争论的性质上有所差别。

传统意义上的名著改编,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四大名著的系列改编, 西游记 、 红楼梦 、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等被纷纷搬上银幕,而当时所引起的反响是相对平和的:学者们莫衷一是,人民大众欢呼雀跃,制片发行商低调运作,很少看到有如此激烈的争论。

即使有争论也大都是关于知识细节的纠谬,比如原著 西游记 中所说 破烂流丢一口钟 的 一口钟 ,电视剧版中将之理解为一口铜钟合适不合适?如此等等。

究其原因,前此名著改编之所以如此波澜不惊,盖因当时以 经典 为中心模式的文化氛围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量,各个阶层,包括制片发行方,基本都是抱着 换个角度看名著 ,以 名著 中心的精英文化心态完成名著改编的制作、接受和批评活动的。

可以说,在当时,名著改编其实是被看作以经典文化为本位的新型传播方式,既挑逗着人们跃跃欲试的新奇感,又没有在根本上威胁到人们对于以名著为代表的经典文化的认同。

在当时的经典语境中,名著改编被看作是经典文化适应时代进步的象征。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名著改编的争论骤然升温,几乎每一次名著改编都在纷扰的争论中演化成了一场文化 事件 。

纵观这些争论,可以发现争执的焦点与经典文化时代相比已有了很大差别,争执焦点已从 细节是否真实 转移到 是否应忠实于原著 。

在 是否应忠实于原著 的总体争论中,我们看到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一种是保守派的立场,认为名著改编必须 原汁原味 地忠实于名著;另一种则是开放派的立场,认为名著改编应当支持 大删大改 ,起码应该对之持一种包容的态度。

[1]上述两种立场旗帜鲜明,针锋相对,而分40别持两种立场的卫道士们更是以此生发出强烈的道德感:捍卫名著的 原汁原味 就是守护了经典文化的清白,而勇于 大删大改 则是与时俱进、不辱时代使命。

于此,两种因立场观念差异而导致的争执很快上升为包含守贞与背叛之争的道德审判,立场上的偏左或偏右都会带来一场毫不留情的道德辱骂,而这已成了当代文化语境中名著改编之争现场中的习见景观。

正因为名著改编这一文化实践被强行赋予了 道德 诉求,因此,要真正解决当代名著改编之争的纠缠不清,必须通过祛除 道德 诉求的独断性,还原当代名著改编中多样化的文化诉求,以此开启问题解决之门。

二、消费时代名著改编的文化诉求探讨当代名著改编中所包含的文化诉求,必须了然当代名著改编发生的文化语境。

消费社会 一词来源于西方社会学,指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时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资本控制的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开始进入以社会个体的 消费 行为进行建构的社会景观。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化已逐渐完成从传统经典社会向当代消费社会的过渡。

中国消费社会的演进历程起自20世纪90年代, 文化大革命 的极端禁闭、80年代以来的文化大开放以及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膨胀发展,为消费社会在中国的诞生营造了合适的生态环境。

但90年代中国的消费社会还是雏形,虽然跃跃欲试却没有完成自身的合法论证。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产业发展的成熟,社会 消费 行为日益丰富, 消费 心态日益雄强而坦然。

中国的消费时代没有经过任何宣言悄然来临,并以难以觉察的方式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创造与接受行为。

新世纪以来的名著改编就发生在这样的消费文化语境中。

与经典文化相比,消费文化凸显如下特征:欲望化、平面(符号)化以及多元化。

欲望化是就其文化个体内在冲动而言,平面(符号)化是就其个体文化样态而言,而多元化是就其总体文化景观而言。

从消费文化的特征出发,消费时代名著改编包含着如下文化诉求:第一,消费时代欲望化的个体冲动,使当代名著改编承载了感官欲望发泄的诉求。

从传统文化语境被引渡到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作品,首先遭遇到的就是当代消费个体在现实中无法释放的欲望冲击。

消费时代的个体欲望,起自于现实物质的诱惑,直感而强烈,缺乏深层意义上的反思沉淀。

因为如此迫切,所以具有一种强占的性质,要把它所接触的任何对象都变成其倾诉的载体。

从传统语境翩然而至的 名著 文本,一旦被这种急迫的消费欲望所攫取,便失去了任何被尊重的可能,免不了成为感官欲望映照下的牺牲品。

冲动强烈的欲望是如此不能容忍任何阻碍,它需要一下子实现欲望的满足。

个体欲望从自身的强烈诉求出发,改写着原著的面貌,原著中的一切都成了这种病态诉求的对应物。

原著中深沉而复杂的情感顺应着当代人的情感历程,变成了轻浮易感的情感形态,原著中曲折幽深的叙事变成了节奏简单、更具煽动力的叙事样式,而面对原著领悟 言外之意 的审美之梦也被高逼真、无限清晰的新传媒形式所击破。

第二,消费时代平面(符号)化的文化样态,使当代名著改编成为消费个体进行自我身份认证的载体。

个体欲望抹平了原著的丰富性,造成了缺乏意义深度的平面化、符号化的名著编后形态。

在这种平面化的名著编后形态中,一方面欲望冲动的寄托得以无阻碍实现,另一方面它还实现着消费时代个体进行社会身份的自我认证。

经典时代,社会身份来自于超越性价值的赋予。

在超越价值缺失的消费时代,社会身份缺失的焦虑与欲望煎熬的焦虑一样强烈。

名著 ,这一保留着经典文化影子的象征符号,自然而然就成了消费时代个体身份诉求的指向。

于是,在当代名著改编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现代社会符号的无逻辑渗入。

这体现在,在对名著改编之文化背景的构建中偏向于当代个体的自我想象,在确立名著改编的价值基础时不加反思地以当代人的想法替换古代人的想法,对于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也更多的是对号入座,将自身完全私人的经历与臆想投射其上。

这一切,使得当代名著改编成了现代个体自我逃避、41自我安慰的幻想之城。

第三,消费时代多元化的文化总体景观,又使得当代名著改编中包含着积极的时代性创造。

个体欲望的寄托、自我身份的印证使得名著改编面目全非,然而从辩证的眼光来看,个体欲望与身份印证在名著改编中的深刻书写又有其时代合理性,因为,毕竟在这些已 面目全非 的编后文本中真实鲜活地体现出现代人 面目全非 的时代心迹。

更为重要的是,消费时代是多样文化并存的时代,它在放任人们浅层欲望的同时,也解放了这个时代之中由人性深处的高级冲动而出发的时代体验 这实际上是在 是否忠实原著 之外为当代名著改编的评判树立了新标准,即当代名著改编是否体现了现代人深层的时代体验与审美创造。

在此意义上,成功的名著改编不在于提供一个故事的大部分叙事要素或者满足人们追怀经典的保守之梦,而在于以名著改编为载体引导现代人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领悟与思想对话。

比如田沁鑫对于现代文学经典 生死场 的话剧成功改编即是一例。

生死场 是现代作家萧红的成名作,写的是发生在解放前东北山村的一个故事。

从现代改编的角度来看,原著的故事情节、情感形态、人物性格等方面与现代人的生活世界距离不小,可以说很难在其中找到让现代人寄托自我的契机。

然而,本剧的改编高人一筹,兼任编剧与导演的田沁鑫从原著中抽绎出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精神主题,生与死的辩证。

话剧改编大获成功,究其原因, 生与死 的体悟是潜藏在原著文本中的,更是潜藏在现代人精神世界中的,高明的改编者通过对于当代人精神状态的探索也探索到了 原著 通向当代的真正途径。

个体欲望的寄托、自我身份的印证以及现代体验的表达,三种文化诉求在当代名著改编中同时发生着,正像三把刻刀雕刻着当代名著改编的大体形貌。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即在超越性价值缺失的消费时代,名著改编中所包含的文化诉求是多元并存的,并且这些多元化的诉求都有其社会发展与个体表达上的合理意义,所以,独断的道德批判,不管是 保守 的道德还是 开放 的道德都将是有失公允的。

三、消费时代名著改编中的产业诉求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当代名著改编包含多样文化诉求,为何会在名著改编之争中出现从一般立场的争论向道德审判的独断论的拔升呢?或者,在当代名著改编中,是什么样的更强大的诉求对于其他多样诉求形成了压抑,以此导致了道德独断?考察这种从一般立场向道德拔升的深层原因,可以发现当代传媒文化为获取点击率而不惜放大事实、煽风点火的行为难辞其咎。

我们应注意到一个现象:新世纪到来之前,中国经典文化语境中名著改编的争论通常发生在严肃的学术刊物上,或者是发生在日常生活空间中,比如家人、朋友、熟人之间茶余饭后对于一部名著改编电视剧的评头论足。

两类争论所发生的空间都是稳固道德(或国家权威)在场的空间,稳固的道德氛围压制了人们对于道德(或国家权威)本身的评论,在那样的语境中道德攻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人们异常谨慎。

而在新世纪以来的名著改编之争中,争论通常发身在缺乏道德约束的网络空间、都市公共空间中,因为失去了道德约束,所以名著改编之争可以毫不费力地突破道德底限,以达到这样一种现实功利目的:在看似热烈、严肃的道德之争中,实质上却是指向对于人们道德底限的亵渎,在有意的道德亵渎中激怒人们,在激怒人们的同时以获取人们的注意,而 注意 焦点的取得正是当代传媒文化得以生存的生命线。

毫不客气的说,新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名著改编之争其实很难说是为解决问题而发生,争论在开始和消失的地方都是与真正问题解决无关的各种传媒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所需要的正是从本不需要道德评判之处抽象出来的 道德义愤 。

因此,当代名著改编之争中的 道德 其实是玩偶,牵线的是产业之手,当代名著改编批判的焦点应该是针对其中所包含的产业诉求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