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向诗学习什么

哲学向诗学习什么———19至20世纪西方的诗化思想任昕文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以诗人是在一种癫狂状态下创作，并且不能对理念进行完美模仿而将诗人驱逐出去，甚至连荷马也不能幸免。

两千年后的西方，哲学家却开始向诗求教。

他们认为西方哲学已经终结，人们应该倾听诗人的声音，而首先要向诗人学习的正是哲学家。

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或者说，哲学与诗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乃至争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各自的发展，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在西方，这种相互影响开始形成大规模的潮流，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主要表现在：一是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界限被进一步打破，原有学科之间清晰的边缘变得模糊，相互渗透、错杂和融合，开始形成大规模的趋向。

哲学在传统命题之外频繁出现文学艺术内容，文学理论与哲学的联系更加紧密，而文学主题的哲学化也更加明显。

二是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相互影响、吸收和借鉴。

哲学开始向文学和其他艺术类别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或思考的灵感，文学则更加紧密地在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进行创作。

三是一些哲学家开始在其著述中花费大量篇幅论述文学艺术问题，有些哲学家以一种类似诗的方式，至少是难以称为哲学的方式进行著述，一些哲学家被时人称为诗人哲学家，其哲学被称为诗化哲学。

而同时，艺术家们却在以艺术的方式关注理论问题。

他们或在作品中进行充满哲学精神的探索，或以文学作为某种哲学思想的印证，甚至直接进入哲学领域。

这样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

这种哲学向诗的转化源于19世纪后期开始弥漫开来的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和反省，在其背后是更为宽泛的哲学、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

柏格森的直觉理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尼采的意志哲学，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都对当时的思想和艺术发生了冲击。

欧洲思想传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相信世界存在着合乎逻辑的秩序，并且这种秩序是可以被人所认识的。

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的主要来源是古希腊崇尚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尽管古希腊人早已有对神话（mythos）和逻各斯（logos）的认识，但是对理性的尊重和对非理性的抗拒应该说是西方文化一直以来的主要传统。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可以说，西方全部现代科学都建立在这种理性的基础上，这种观念也渗透到人与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对理性主义的怀疑也一直伴随着理性主义推进的全过程。

古希腊早期的伊壁鸠鲁学派，赫拉克利特以及怀疑论已经发出了另外的声音。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将思维区分为几何学精神和敏感性精神，将几何学的逻辑推理方式与心灵的直觉的感悟的方式区分开来。

康德并不反对理性和科学，但他认为科学理性只能解决现象界问题，并不能解决诸如信仰、道德等终极问题，而只有在道德经验或审美经验中，我们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

因此他让艺术成为连接信仰和现象界的通道。

19世纪后期，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和否定进一步促成了反理性的浪潮。

柏格森区分了理性的、概念化的思维和直觉性的理解，前者是实用的工具性思维，针对实用知识的层面，但并不能产生真理，因为真理是不能如此被划分和计算的。

狄尔泰以同样的理由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界。

这些哲学家相信，纯粹概念性的思考无法传达事物最幽微的本质，它只能解决生命的表象，而生命的本质却逃避纯粹的逻辑分析。

而在艺术中，我们却能找到通往真理的途径，哲学所不能承担的任务要在诗中寻找。

尼采从论证古希腊悲剧开始，他认为，与其说古希腊精神的主旨是理性主义，不如说是非理性的酒神式的激情，这种激情来源于原始的生命力量，与阿波罗式的理性调和出不朽的艺术。

那么，哲学究竟要向诗学习什么呢？1.这种哲学的诗化或诗学的哲学化，其目的是通过介入诗学领域来阐述哲学的精神，通过研究诗来揭示诗的本质，诗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语言、美等问题。

或者说，通过揭示诗的本质来对哲学作进一步阐释。

哲学家论文学艺术，其用意不在于研究某一艺术形式或文本，而意在说明哲学问题。

艺术作品所传达的美感、所具有的那些感人至深、细致入微的特性以及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的创造性活动所具有的特殊规律，在哲学家那里不是研究的重心。

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文学艺术作为一门学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所传达出的美的本质是什么？而美的本质一定与这个世界的本质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的联系。

哲学家所关心、所要询问的是世界的本质，他们要寻求本质之道，而艺术的本质正体现着世界的本质的神秘性。

而在诗人、文学批评家看来，文学、艺术本身的神秘性往往不是它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艺术本身的神秘性在于艺术本身，在于艺术以艺术的方式传达世界而不是以别的什么方式。

艺术的创造性工作本身就是神秘的。

2.在这些哲学家看来，诗学不是一般的对文学艺术的研究，而是有力的批判武器。

他们用诗来对抗形而上学，反对现代性，反对科技理性，寻找精神家园。

形而上学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将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等等区分开来，力图对这个世界作出正确的认知和判断，试图理清这个世界纷繁现象背后的本质。

形而上学将世界作为与自身相对的客体，相信这个客体可以在科学的分析后为人类理性所认识。

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础，自现代工业化社会以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科技神话相结合衍生而为工具理性。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理性的精确性到底能够深入到人类思想多远处，因为最本质的东西不能靠主体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认知活动来把握，也不能以理性的计算之思来衡量，而必须靠觉悟，靠领悟之情。

存在只能以一种类似诗性的、整体的、非概念性的、模糊的思维方式才能被领悟。

3.诗学的本体论。

一些哲学家开始认为，诗是关于人类生存本质的东西，诗从来就是我们生存的根基性的东西，而在这一点上，形而上学的工具理性和哲学思辨似乎都无法回答我们的生存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思想转向的海德格尔进入对诗的阐释。

在海德格尔这里，诗不单是通常所说的一种文学形式，而是泛指一切诗意的创造活动以及一切与诗意的创造性活动有关的事物和活动。

伟大的艺术带有诗意的全部深刻内涵，人通过伟大的艺术作品来领悟存在的秘密。

而人生的真正意义便在于领悟存在的真谛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生存便是一种诗意的生存。

在海德格尔这里，诗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已不单纯是一种文学活动，诗是真理的显现方式，诗是关乎人类生存意义的创造活动，诗意的就是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它不是狭义上的诗情画意，或一种浪漫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而是摆脱了一切思维和有限性的枷锁的思想和生存的最高之境。

从文学方面看，在20世纪的文学发展中，无论在创作还是研究方面，都存在着两极倾向：一方面，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对文学自觉性的要求从未像今天这么强烈；另一方面，文学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参与也比以往更加活跃。

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过度控制使得一些人试图抛开文学的外部因素而进入文学的纯粹自足的领域，强调艺术自身的独立性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出现了诸如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思潮。

这些理论研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特殊性，研究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联缀，叙述的方式，内部的结构。

文学似乎要在长期文以载道的束缚中挣脱主义、概念的束缚，寻求自身的定义。

这一倾向更多地代表了诗与哲学的内在纷争。

另一方面，文学与哲学、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从来也没有中断过。

文学与哲学的这种融合，实质上是文学与其外部世界的联系在今天的延续和深化。

现代主义艺术标举反理性旗帜，试图将艺术和人类思想从科学理性的捆绑下解放出来，直接参与和促成了现代非理性思潮的演变，而背后的哲学依据却是现代主义哲学，现代派文学常常就是某种哲学思潮的范本。

诗可以“兴、观、群、怨”，文学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人生紧密相联，通过特有的方式昭示人生种种境遇，揭示心灵情感的变化，参与对人生的思考。

诗与哲学的这种融合正是这一联系的反映。

这一维度代表了诗与哲学的内在联系。

这使得当代诗学具有了多重身份，诗学的边缘大大扩展，主体、情节、人物、灵感、艺术性等等传统文论中的经典概念渐渐被一些非文学的、宏大的概念所淹没。

诗学在当代西方知识界成为显学，在各种思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西方思想史的主线一直是以哲学统驭文学艺术，以摹写、表现现实生活为文学的本质。

从柏拉图的“诗是对理念的摹仿”到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直至今天，人们仍然认为“艺术不应被看做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古斯塔夫·缪勒：《文学的哲学》）。

这种观念固然道出了哲学与诗的深刻关联，但是也同时将诗性湮没于理性之下。

19至20世纪西方兴起的艺术与哲学的融合浪潮不是简单的非理性对理性传统的叛逆，而应被看作思想自身的调整，这种调整对西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认识到，哲学上绝对的二元论或绝对的一元论都是有待深入思考的，同样，理性的、概念的、逻辑的思维模式与感性的、非概念性的、诗的思维模式也并非绝对的。

绝对的整体性思维与绝对的分析性思维都不足以阐释我们这个世界。

许多古老的、属于根本性的问题，在其源头处都能找到相通之处。

人类的精神活动越是接近源头，其融合的领域、融合的可能性就越大。

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精神领域被划分得越来越精细，分工越来越专业，也使得知识越来越零散化，各门学科各执一面，各行其道。

一道理性与感性的分界线将哲学与诗迥然隔开。

如果我们将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推及远古，我们会发现，在人类思维的早期阶段，人类心智还保持在纯真的童稚时期，思与诗的结合比今天更为紧密，而不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

尽管它们会以各不相同的思维和形式去发问，但是在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召唤、思索和展示上却拥有同样的禀赋。

这种共同的禀赋使得思与诗从一开始就相互生发、引申、联合。

这正是诗与哲学的契合点。

因此，关注诗的哲学家常常也是关注人生的哲人，他要把诗引入哲学来深入人类心灵，求得生存的意义。

正如艾略特所言：诗与真理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哲学》中这样说：“哲学以其知识论之墙垣，宇宙论之树木，生其人生论之果实；……哲学以其论理学之筋骨，自然哲学之血肉，养其人生论之灵魂；……质言之，哲学以其对于一切之极深的研究，繁重的辩论，以得其所认为之理想人生……”哲学与文学艺术的融合，其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