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哲学综论

第20卷 第4期 天 中 学 刊 V ol .20 No .4 2005年8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Aug .2005收稿日期：2004-09-25作者简介：邵鹏（1973− ），男，黑龙江省牡丹江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汤因比历史哲学综论邵 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100029）摘 要：汤因比思想的“文明形态史观”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之先河，标志着“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系统化和终结。

该理论中包含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也存在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文明”比较方法本身固有弱点，推崇直觉分析法中具有反理性主义因素，方法论上和“超人”理论包含有唯心主义的因素。

其中包含的使命感值得学者反思并致力于行动。

关键词：汤因比；历史哲学；系统化；辩证法；唯心主义 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被誉为“西方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1](P201)，是“文明形态史观”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世界性影响至今不衰。

汤因比思想涵盖历史、哲学、伦理、宗教、外交事务、政治制度等诸多内容，具有十分复杂的因素。

本篇仅对汤因比思想中的历史哲学作一综合评价。

一、汤因比思想的两次转型综观汤因比的思想演变，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经历了由纯粹的历史学转向历史哲学、由历史哲学到历史神学的两次重要转型。

汤因比早年是一个经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历史学家，22岁时从牛津大学巴利尔学院毕业后即担任研究员兼导师，被认为是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

他曾在英国的外交部政治情报司任职，并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中的近东问题顾问，参加了1918年的巴黎和会。

此后他担任了伦敦大学的史学教授。

汤因比在这一时期出版了《新欧洲》、《古希腊的史学思想》、《希腊人的文明和风格》、《巴黎和会以后之世界》等专门史著作。

汤因比真正为世人所知晓，享誉大名的是其中年时期完成的12卷《历史研究》（1934-1961年），正是因此他被认为是“文明形态史观”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其思想由历史学走向了历史哲学。

这部书卷数浩繁，内容庞杂，使人难以尽读。

美国学者索麦维尔把这部书缩写成两卷600多页的节本，成为当年美国的畅销书之一，并在美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具有轰动效应的“文明冲突论”中仍然可以看到汤因比思想的影子。

然而，汤因比晚年思想却由历史哲学转向了历史神学。

究其原因，对现实中全球性人类困境问题的关注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型。

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深深地震撼他的心灵，对现实的忧患意识使他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和反思，为克服近代西方精神危机，面对现实，展望未来, 他的思考超出了历史学家的视野。

他的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个历史学家宗教观》、《拯救未来》等著作中。

汤因比的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是在他死后于1976年作为遗著出版的。

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系统化和终结 “文明形态史观”肇端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

他生于19世纪末，这时的西方社会充满了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世界大战的阴影、经典物理学的危机、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等，这一切都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人们开始对近代以来的思想观念进行反思。

尤其是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灾难性后果，更使斯宾格勒感到震动并且悲观失望，从而反思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的没落断言为一切文明都逃脱不了的死的归宿。

与黑格尔等人的纯粹思辨为特征的历史哲学有所不同，斯宾格勒是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搜索史料考证史实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的他的《西方的没落》于1918-1922年出版，这部著作是以比较文化形态学为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它更宏观地观察历史，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又正符合了西方大战后的悲观心理，“对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则有相当的影响”[2](P8)，因此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

汤因比对《西方的没落》中那些闪耀着历史洞察力的篇章感到震撼并深受启发。

他超越了西方历史学家的局限，转而对其他文明重视，“正是因为他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261(2005)04-0044-04要原因”[3](P264)。

汤因比后来回忆说：“最初我曾怀疑：我的全部探索，甚至连那些探索的问题还没有在我心中完全形成以前(更不用说答案了)，是不是已经由斯宾格勒解决了。

”[4](P176)但是继而他感到失望，他认为斯宾格勒的文明的兴衰永远按照一成不变的时间进行的观点是最无启发性的教条主义和决定论的观点，并试图用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去取代德国人的先验方法进行自己的探索。

汤因比理论的独创之处在于他不但探讨了文明的兴衰原因，而且研究了新旧文明交替继承的机制。

虽然汤因比也把文明的发展看成是经历着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但他的文明发展观并不是宿命的。

在21个文明中，除了西方文明，其余的都或是已经死亡，或是已经衰落了，西方文明是否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呢?汤因比明确表示，没有理由认为西方文明也必然会这样。

只要西方社会能从以往文明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未来的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做出正确的应对，西方就有可能避免其他文明所遭遇的命运。

历史学家对此有重大责任，并且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人类的生活是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的，现在的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将来，而且也是根据了过去。

假如你随意忽视过去，不去思考或损伤过去，那么你就会妨碍自己采取有明智的行动。

”[5](P142)从总体上看，如果把斯宾格勒看作是天才的启示，汤因比则是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系统的总结。

文明形态理论体系的实质是泛自然主义的社会有机论，即把整个社会比拟为生物体。

然而他又并不止于此，进而探讨历史规律背后存在的精神价值，试图以宗教价值来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说，汤因比是思辨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

系统的思辨型历史哲学随着他的离世而走向沉默，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当代已经没有了实践者。

因为，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这使人们冷落了思辨的历史哲学。

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人类社会未来不会再遇到新的危机，思辨的历史哲学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土壤仍将继续存在，它也将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可能。

取代思辨型历史哲学主流地位的是分析的历史哲学。

这是否意味着汤因比的思想将永远退出学术的舞台，不再具有现代的价值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是学术发展的实践。

实际上，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也并非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

“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6](P41)。

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区别在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而且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较多的经验性，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则具有较多的先验性。

在当代西方的思想界，历史哲学的思辨因素也存在于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在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人提出了存在主义的历史哲学，弗洛伊德主义者关于人格和文明发展的理论也具有历史哲学的特点，此外新托马斯主义者也有自己具有神学特色的历史哲学。

虽然他们对某一问题探讨得十分深刻，但却缺乏严格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具有更多的哲理特色而更少历史内容，因而未能在历史哲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三、汤因比历史哲学中的价值与意义1．开创宏观综合治史之先河《历史研究》问世之前，西方专业史家中还没有什么人从宏观的角度，对整个世界历史总体的纵向、横向进程做出深入地比较研究，更不用说拿出一套深刻的、有影响的世界史解说体系了。

所以，它的出版引起西方史学界的高度注意和好评，至今仍是西方宏观史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笔者认为，汤因比一生所做的工作与努力不是描述过去的事件，而是试图寻找到历史演变的规律，“他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7](P172)。

因此，汤因比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

当代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日益追求史实的客观把握，史学成为日趋专门化科学的时代，汤因比却把“文明”视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摒弃了传统的史学分期，打乱了国别和时代的限制，使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重大的突破。

从这个角度看，汤因比更应该被视为历史哲学家。

汤因比本人也努力从一个历史学家向历史哲学家进行了转变，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在反思西方文明产生的悲剧中走出了自己的专门且狭隘的领域。

在文明多元论中，文明具有等价性的视角使西方人认识到世界不只是欧洲及其延伸，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其他的伟大文明。

人类在面临困境时需要运用理智回顾历史，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理解文明的治乱兴衰，取长补短。

正是在比较中汤因比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及意义。

因此，汤因比的方法也并非完全由他主观臆造，而是深受学科交叉比较方法的影响。

在19世纪以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解剖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地使用。

在历史研究中，通过对文明整体的综合比较研究，可以“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8](P136)。

可以说，该方法和观点对于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研究，对促进各国和地区考察自己本土文明的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关系，对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增强彼此间的了解和相互借鉴是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的。

同样，也正是由于这种方法的优越性，汤因比晚年才得以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全球性问题。

2．文明形态史观中的辩证法因素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哲学认为一切和任何事物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印记；在它看来，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

”[9](P6)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合理因素。

首先，文明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动态过程。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它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

这与辩证法理论的过程论是一致的。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体。

汤因比把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放在过程中去考察，并认为这是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超越了历史宿命论和循环论。

其次，“挑战与应战”法则中最佳模式“中庸之道”是唯物辩证法中“适度”原则的具体体现。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系列“挑战”与“应战”的过程，这是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

但是，“挑战”与“应战”的规律不能简单地表达为“挑战越强，刺激越大”这样一个公式。

它有一定的范围，越过这个范围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也就是说，挑战的力量不足，不能引起对方应战；挑战力量过大，会使得对方难以应战。

挑战的不足与过强都不能引起成功的应战。

他提出的所谓“中庸之道”的思想符合度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范围和限度的观点，它体现着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在人类的活动中要防止“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