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剧净化角度分析_无名的裘德_(1)

第18卷 第7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18 No.7 2009年7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Jul. 200956文章编号：1008-8717（2009）07-0056-02从悲剧净化角度分析《无名的裘德》吴 佳（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摘 要：托马斯·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一文中塑造了极富悲剧性的人物——裘德，通过其艰难的生活历程，无情地揭示了普通人在反抗旧有制度和社会环境影响方面，显得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本文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进化理论分层论述悲剧对人物性格塑造、故事情节发展、社会思潮触动的影响，深入探讨裘德痛苦一生所展示出的人性悲剧的震撼力。

关键词：裘德；悲剧；悲剧净化理论；震撼力量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中，有许多犹如璀璨明珠的佳作，但真正给人以触动，并赋予社会巨大震撼力的，仍然是那些讲述主人公与残酷黑暗的旧有社会制度相抗争，并最终被无情吞噬的悲剧著作。

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就是这样一部经受住了时间长期考验的世界悲剧名著。

主人公裘德从青年时代的勤奋好学、充满理想到后来的事业无成、婚姻不幸，道道高墙将他圈在世俗之内，他的抗争不为社会所容，势单力薄的裘德最终只能通过孤单地死去，无言地抗争这无情的、充满偏见的社会，从而使整部小说得以以蝼蚁之死的悲剧结局，产生出触动人类灵魂的震撼力量。

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理论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个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

”“借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悲剧的“特殊功能”，这就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作出了各种要求，同时明确提出了净化的两种情感基础——“怜悯和恐惧”。

在《诗学》中有这样一段话，“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倒是会使人产生反感。

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因为这与悲剧精神背道而驰，在哪一点上都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引起同情，亦不能引起怜悯和恐惧。

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

此种安排可能会引起同情，但却不能引发怜悯和恐惧。

”文艺复兴时期，特里西诺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怜悯与恐惧的性质及其根源进行了探索，强调了怜悯与恐惧之情最能从“同类”或“类似”的事件或情形中产生，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一种“灾难”或“厄运”离我们很近的感觉。

随着这种“逼近”的心理效果，怜悯与恐惧之情也就自然增强[3]。

也就是说，悲剧发生的情形越能与社会现实相接近，越能在社会大众中找到故事发生的原型，就越能打动读者，进而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

只有这样，悲剧的震撼力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二、悲剧净化理论在《无名的裘德》中的体现 1．人物设定的代表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剧作主人公的性质，社会地位是决收稿日期：2009-01-27 作者简介：吴佳（1979—），女，江苏扬州人，江苏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定悲剧能否成立的关键因素，仅仅从描写不幸和悲哀的事件去认识和理解悲剧，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为人所唾弃的坏人之死，即使遭受最惨痛的不幸和悲哀，也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

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之所以能够获得不同于喜剧的艺术效果，关键在于悲剧的主人公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可，并与之形成共鸣。

《无名的裘德》一书写于1895年，作品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农村，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

一方面，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仍试图保有旧的制度不被打破，继续用保守僵化的封建宗教禁锢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地位，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又用虚伪的道德观念迷惑和束缚人们的思想。

在这种双重思想压迫下，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理想、反抗统治和压迫的事例比比皆是。

小说的主人公裘德和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的普通人，他们没有金钱、地位，但又非罪大恶极之辈，他们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员。

裘德和淑为了理想和命运抗争所造成的两种悲剧结果——死亡和屈服，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与他们所处相同阶层的人的无声呐喊，具有悲剧人物所应有的代表性。

2．悲剧情节的普遍性和完整性情节是悲剧的基础，更是悲剧的灵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指出“摹仿者所摹仿的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

但据此就认为悲剧主要由情节产生，也是不全面的，不能单纯的“为了情节而情节”，要让人物和情节有机结合在一起，既要通过情节烘托人物性格，又要让人物性格决定情节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对人物的性格特点作了具体的概括——“善良、适合、近似、一致”。

也就是说，人物的性格决定的行为要是善意的，性格应该适合人物的身份，应该与现实生活中的一般人物相似，而且性格必须前后一致，即使有矛盾也要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4]。

通过对人物的刻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悲剧人物所发生的情节要具有普遍性。

“所谓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和会做的事。

”“诗人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

” [5]也就是说，主人公所发生的故事情节，是“普遍性”的事，通过某个特定人物表现出来。

《无名的裘德》中裘德的求学无门、人性的冲动、婚姻的无趣、爱情的无奈、事业的无成，无一不是那时候人们乃至今日人们还普遍经历的事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触及并熟知其过程的事情，它的发生即使是个案，也不为人们所惊讶。

与情节的普遍性同样重要的是情节的完整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情节的结构完整极为关键，否则难以构成节奏紧凑、冲突激烈的戏剧效果。

其著名的有机整体论认为，“悲剧是一个完整而又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故事要有头、有中间、有结尾，整个事件按因果关系有机的集中在一起，不能有旁枝斜杈，也不能删削或挪动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戏剧的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

”《无名的裘德》中主人公裘德和淑都经历了从抗争到灭亡或屈服的全部过程，情节紧紧相扣，悲剧此起彼伏，它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悲剧的集合体，同时，悲剧的性质在对人物的伤害程度上也是分层递进的关系，让人们的心情随着情节的发展，毫无松懈的紧张，直到裘德的死亡。

尤其是裘德和淑冲破世俗的枷锁勇敢地走到一起，用尽他们全身的心力争取自身幸福的时候，他们对爱情、事业的执着，对命运的抗争打动了读者，但就在故事的主人公将要收获幸福时，残酷的悲剧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裘德与前妻的孩子在勒死两个弟妹后自尽，这是一种怎样的情节，作家托马斯·哈代将人性的悲剧力发挥到了极致，两位各自有一段不幸婚姻的主人公，如何能禁得起这样的打击，于是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再也无法拥有那原本属于她的、与世俗抗争的勇气，她屈服了，麻木了，按着世俗的意愿，她回到了前夫的身边——那是一个她从没爱过的男人，也就是裘德的小学老师菲洛特桑——即使他也是个不幸的人物。

裘德也随着这次打击走向了沉沦，以致身体每况愈下，在与前妻阿拉贝娜复婚后，还要忍受其妻与江湖医生维尔贝特的暧昧关系，最后在“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胎就绝气……不然我早已安静躺卧。

我早已安息！”[6]的呐喊声中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小说的整个故事情节完整，戏剧冲突高度集中，情节发展跌宕起伏，毫无“断裂感”，细细品味，感觉矛盾冲突在意料之外，又或在情理之中，悲剧时刻伴随主人公左右，他的抗争显得多么脆弱，他的死亡才是抗争的必然，完整的情节发展已让他没有生存的勇气和必要。

3．悲剧效果的震撼力亚里士多德在悲剧净化论中肯定了悲剧的作用是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

而净化原本的含义主要有三个：作为宗教术语，是净罪的意思；作为医学术语是宣泄的意思；作为伦理术语，是陶冶的意思。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净化作用就是使过强的怜悯与恐惧得以疏导，从而在剧情的引导下达（下转60页）57权社会对非传统女性惩罚的样板——一个门户紧锁、自我封闭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

“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20]。

在男权社会中，这样的女性得不到内心和现实的生存空间，最终只得过上不人不鬼的遁世生活。

卡森·麦克勒斯塑造女主人公时模糊了男女性别的明确界限而集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于一身，这就具有了消除男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

女性主义双性同体的理想认为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处于完全可以互换的位置，相互扶持，并驾齐驱，共创美好的幸福生活。

然而，爱米利亚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因为悖逆传统社会对男女社会性别的鉴定而成为“异类”[21]，最终梦想遭到幻灭。

可见，双性同体思想的理想和谐状态在男权社会里无法得到实现，其结果必然只能是“一声嘶哑的喘息”[22]。

参考文献：[1][6][7][8][9][10][11][12][14][15][16][17][18][19][22]卡森·麦克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李文俊译,上海:三联艺文馆,2004:1-2,3,24,13,3,23,59,10,13,3,32,53,37,50,72.[2]董桥.从前·自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3]胡经之.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05.[4]弗吉尼娅·沃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20.[5]李祥林.“心理分析·双性同体·女权批评”[J].新余高专学报，2003,(4):4-6.[13]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319.[20]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9.[21]Gleeson-White, Sarah Strange Bodie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Carson McCullers[M].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3:15.（上接57页）到适度[7]。

也就是说，无论生活在什么年代，压力都是如影随行的，悲剧性的故事情节能够使读者通过阅读，使深藏内心、受到压抑的怜悯和恐惧得到合理的宣泄，以达到内心的平静。

这里的怜悯是对悲剧人物遭受厄运时道义上的同情；恐惧是对自身的心理威慑力，两者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