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契约的司法救济制度

论行政契约的司法救济制度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契约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手段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行政契约纠纷也会大量出现。

如何对行政契约进行合理的司法救济，已成为摆在广大行政学者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为此，分析了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的运行现状，并联系实际情况提出了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行政契约争议的解决搭建起一个良好的诉讼救济平台。

关键词：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
行政契约作为行政主体的一种新型管理手段，在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但是，俗话说，有权利必有救济，在现代社会，当大量的有关行政契约的纠纷出现时，怎样才能给予其良好的法律救济，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西方国家通过协商、仲裁、行政机关内部裁决或者是行政诉讼等实现在行政法上对行政契约的救济。

在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契约纠纷的解决也倾向于通过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但是，一方面我国救济制度深受民法与经济法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行政契约本身的特点较少受到关注，从而在建设行政契约救济制度时制度存在着不足，所以，对现有救济制度进行讨论和试建很有必要。

本文限于篇幅所限，在此仅讨论司法上的救济模式。

1、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大部分学者目前更倾向于将行政契约纠纷纳入到诉
讼途径解决，但是从现今的司法实践中看，在处理行政契约纠纷时，存在着诸如法院管辖疏漏、行政诉讼障碍等问题。

1.1法院管辖的疏漏
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法院管辖上的疏漏。

一部分行政契约纠纷被作为民事纠纷或商事纠纷纳入到民庭或者经济庭管辖，如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城市建设拆迁补偿纠纷、市政工程建设纠纷、国有企业租赁承包经营纠纷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相对人实施的单方行政行为。

行政契约作为一种双方行为，显然并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于2000年3月10日实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变更为行政行为，但是，行政契约只是一种具有行政性的新型行为，它并不属于行政行为。

所以，行政契约并没有被纳入到行政诉讼法的救济范围。

1.2行政诉讼救济上的障碍
在上文中我们说了，行政契约没有被我国现行行政法纳入到行政诉讼法的救济范围，因此，与行政契约的特点相对应的审判规则及具体制度一定存在着不足。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政契约的单向性诉讼结构存在不足。

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相对人享有起诉权，在行政主体不能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场合，如果行政契约的相对人一方侵害行政主体的合法权益，根据现有法律规定，那么行政主体的权益
就得不到维护。

第二，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行政机关负主要举证义务。

这就造成了行政诉讼双方权利义务、举证责任、诉讼地位上的不对等，从而行政相对人不积极参与诉讼，而行政机关举证时常有瑕疵。

法院在对审理案件时，不审查相对人在行政契约履行中的行为是否失当，补救是否恰当、及时等情况，不能与相对应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必要的对比和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裁判的公正性。

第三，由于没有一部统一的、有关行政契约的法律，造成了法院在适用规则上的不一致。

第四，法院的裁决形式也不能满足行政契约纠纷的需要。

2、我国行政契约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行政契约是政府实施民主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随着行政契约在当前社会的不断增多，行政契约纠纷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行政契约制度，这就违背了当前行政契约实践的实际需要。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行政契约的司法救济制度，从而为行政契约争议的解决搭建起一个良好的诉讼救济平台。

2.1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

这一定义使行政契约这样的双方行为无法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于2000年3月10日实行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中，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变更为行政行为。

但是，即使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做了此种修改，行政契约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前文已述，行政契约是一种新型行为，他不同于行政行为。

所以，要将行政契约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

为此，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在保持行政行为作为受案范围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并将其与行政契约以及其他因行政法的发展可能衍生出的新型行为一道纳入到行政诉讼之中。

2.2构建双向性审查结构
前文已提到，在行政诉讼制度构建初期，立法者对行政契约的特性认识不充分，在制度设计上表现为以审查行政行为为唯一目标的单向性构造模式，即行政主体无权借助法院实现行政意志，只有相对人才可以寻求司法救济。

所以在传统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诉讼地位是恒定的。

也就是说，原告永远是行政行为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而被告则永远是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

笔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立法上的这种选择已经明显不适应发展要求。

首先，实践中，行政契约纠纷多数是双方行为所致，或者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结果。

虽然，行政主体在缔结与履行行政契约中拥有一定的行政特权，但这种特权的行使是要受到限制的，行政主体的意志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完全通过其单方意思表示得以实现，而需要人民法院居中作出裁判。

由此可见，行政主体同样存在要求司法机
关查清、认定事实的需求。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在立法上作出变动，赋予行政主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起诉权。

其次，如果不对行政诉讼结构进行重新构建，即使承认行政契约案件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也会因为不契合行政诉讼结构而不能实际解决行政契约纠纷。

以德国为例，战后德国之所以行政契约能蓬勃发展，就是得益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

行政诉讼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其功能的多元性毫不逊色于民事诉讼，从而解决相应的行政契约纠纷也变得更加轻松。

综上，我们应当针对行政契约的特点对审判的规则及具体制度进行相应的增补与重构。